小脚三太太

　　 夏天，午后，蝉声渐渐稀薄了，村里人才从长长的午睡中醒来，打着哈欠，坐在门楼底下等着吃午饭。穿堂风吹着，昏沉沉的头脑慢慢灵醒起来，把头往巷道里一转，就见一个或者两个老婆婆，手里摇着蒲扇，低着头朝池泊那头走。
　　 这老婆子，抹牌抹得连命都不要了！母亲笑骂着，把一碗一碗的饭往桌上端。
　　 是到我三大大家去了吧？那里的台场还没散？
　　 可不，你三大大虽然不在了，老婆子们还是习惯到她家里去。后巷的朋朋妈跟媳妇和不来，搬到那里去住了，她连娃都不给媳妇看，一个人没事干，牌场就还支应着。不过，朋朋妈小气，连开水都不让人喝的。母亲絮絮叨叨地诉说着，我却再也听不进去。三大大一双粽子似的小脚，一拐一拐的，穿过十多年的岁月，走到我的眼前来。
　　 “奴的父赵度堂身为官宦，奴的母王家女人称大贤，自幼儿奴与那朱春登结为亲眷……”三大大手里扑扑踏踏地拉着风箱，嘴里一板一眼地唱着。细密的汗珠顺着她白皙的面颊流下来，落在她白而多皱的颈窝里。天热，三大大没有穿汗背心，一件浅灰色的的确良短袖衬衣贴身穿着，被汗水濡湿了，紧紧地贴在身上，她的松弛的乳，也便清晰地显露了出来，随着她的唱，一晃，一悠，如同树上熟透了的果子。
　　 母亲搬个矮凳，坐在离三大大不远的台阶上，手里纳着鞋底子，跟三大大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坐在地上，仰着脑袋，一会儿看看三大大白皙的满月一般的脸上汗水冲出来的小河，一会看看母亲把手里的针在头上蹭一蹭，使劲地扎进鞋底子里，顶针一顶，从另一边抽出来，白白的鞋底子上就爬上了细小的针脚儿。青砖砌成的台阶儿被我的屁股暖热了，印上了圆圆的屁股印儿，我挪挪屁股，仰着脑袋继续看。三大大的唱腔，依依呀呀的，不清不脆，却低沉，婉转，比大队广播匣子里唱的好听多了。
　　 不止是白天，晚上，我跟母亲也是三大大家的常客。也不仅是我跟母亲，后巷的黑脸伯，起子伯，我家隔壁的五大大，村子另一边的苗子姨，也都常来。用不着商量，吃罢晚饭，一个一个地，慢慢地聚了来，喝茶，抽旱烟，纳鞋底，天南海北地拉呱着，长长的夜就在这拉呱声里，一点一点地缩短了。
　　 我所喜欢的是冬天，小东屋里，炉子里的钢炭欢快地舔着茶壶底，壶里煮着茶，咕嘟咕嘟地响着，散发出一种略带苦味儿的清香，是最普通不过的砖茶，很大的叶子，在结了厚厚的茶垢的壶里跳着绝望的舞蹈。大人们的茶缸子里，也结着厚厚的茶垢，黑黑的，折射着岁月的沧桑。大人们端着缸子，有滋有味地吸溜着，彷佛啜饮的天上的琼浆。我忍不住了，端过母亲的缸子来喝一口，苦得呲牙咧嘴地，差点就吐到了缸子里。三大大呵呵地笑了，笑过，颠着一双小脚，走到柜子边，从柜子上放着的一排罐子里抓一把白糖，用一只细瓷碗给我冲糖水喝。
　　 少盐没醋的日子里，三大大柜子上摆的那一排罐子，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阿里巴巴发现的藏宝洞，伸手一摸，有白糖，红糖，再一摸，有核桃，红枣，还有包着花花绿绿小纸头的水果糖。有时候，我放学回来，肚子饿得紧，家里又是铁将军把门，我就到三大大家里来，等着她从柜子里给我拿点心吃。家里一时缺了盐醋钱，或者学校里书费催得急，母亲一说，三大大把手伸进衣裳的斜襟里，摸出一把长长的老式钥匙来，打开柜子上的锁，拿出一个布包来，取出一张或者几张纸币，痛痛快快地递到母亲手里，至于什么时候还，三大大从来不问。
　　 那时候，我以为三大大会变戏法，可以变出村里孩子很少吃到或者压根就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的吃食来。直到母亲告诉我，三大大有一个独养儿子，在西安城里干着大事，隔一段日子会给三大大寄钱来，我才知道三大大为什么有的确良衣裳穿，有稀罕的吃食吃。
　　 从此我就天天盼着过年了，因为过年的时候，三大大干大事的儿子会从西安城回来看他的爹和娘。干大事的人是什么样子呢？跟强子下煤矿的爸一样吗，身上飘着好闻的香胰子味儿，皮鞋亮得照得见人影子，可有一天我无意中看见，强子爸的鼻孔里黑乎乎的，有许多洗不净的煤渣儿。
　　 过年的时候三大大的儿子果然回来了，带着老婆跟孩子，说着好听的关中话，天天烧肉给三大大吃。我喜欢听他们一家的关中话，更喜欢闻他们家上空飘荡着的炖肉的香味儿，就天天往三大大家跑，让母亲教训了一通，不敢去了，可还是远远地，听三大大爽朗的笑，听她的儿子给她唱秦腔的《张连卖布》跟《放饭》。
　　 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过完了年，孩子们都走了，三大大又剩下一个人了，做饭，聊天，抹牌，日子似乎也能过。我照旧日日到三大大家里去，帮她择菜，替她担水，听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唱蒲剧。
　　 有那么一天，三大大唱着《放饭》，唱着唱着，滴滴答答地流开了眼泪。我知道三大大想儿子了，一声不吭地拧了把毛巾递过去，站在身边看她哭。等三大大不哭了，我问她：“你咋不跟儿子到西安城里享福去呢？”
　　 三大大眼睛红红地，笑了，说，憨女子，金窝银窝，不如咱的土窝啊。老辈子留下的家业，我得替我娃守着。
　　 抬头看看，阔大的正房，结实而小巧的东屋，还有高门楼，高门槛，沉重的木沉闷地地响着，确实是村里少见的一份家业。三大大说，前些年闹灾荒，西屋给拆掉卖了，剩下的两排房子，说什么也得看好了，将来孩子们回来了，好歹有个窝。
　　 三大大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母亲不放心，让我陪三大大住。夏天，天降暴雨，池泊满了，水溢出来，倒流到巷子里，三大大的家的东房山墙被泡在水里了。积水一个劲地往上涨，院里的水流不出去，院外的水漫上台阶，开始往院子里倒灌。眼瞅着院里的水一点点往上涨，三大大跪在泥水里，磕头如捣蒜。
　　 大大，你的衣服湿了！
　　 我的惊叫，唤不回跪着的三大大。她依旧磕头，再磕头，直到院子里的水位开始下落，她才“扑通”一声倒在了泥水里。
　　 三大大病了，连续十几天高烧不退，她儿子得到消息，把她接到西安城里去看病。没几天，一辆救护车开进村子，三大大被送回来了，鼻子上海插着氧气管子。我站在屋里，看着三大大眼睛紧闭，气若游丝，嘴唇上爆出一层干皮来。她的孙女跪在身边，用一根棉签蘸了水，一下一下地替她润着唇。
　　 孙女得赶回去上班了，临走前，跪在地上给三大大磕头：奶，你等着我！你一定要等着我！三大大猛地睁开眼睛，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般的大哭：毛毛，奶等不了你了！三大大干枯的手，死命地拉着孙女的衣角，说什么也不肯放。我爬上炕，坐到三大大的身后，把她白发凌乱的头揽在我的怀里。三大大不哭了，毛毛就又跪在地上磕头。
　　 两天后，三大大去了，走的时候，身边只有儿子和媳妇，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一个都不在身边。
　　 本家们排成队，穿着麻布孝衣送三大大走。我不是三大大的亲属，也不是本家，不能走在送葬的队伍里，只好远远地跟着，看依依呀呀的唢呐，引领着雪花似的漫天飞舞的纸钱，和几个青壮汉子抬着的棺材，缓缓地朝墓地里走。
　　 许多年过去了，村里的房子越盖越高，不少人家都起了楼了，三大大的高门楼变矮了，变旧了，像一个弃妇一般，在成片的脂粉堆里暗淡了颜色。房顶上的青苔一年年地厚起来了，荒草春天绿，秋天黄，年复一年，屋子里，很久都没有人住了。
　　 没有了人气的房子破败得快不说，就连门前园子里的树也逐渐老去了。那棵老杏树是早就不结果了，那颗花椒树呢，先还零零落落地结几串椒，渐渐地，不要说椒，春天母亲要烙饼的时候，连一把花椒叶都扯不回来了。
　　 天黑下来的时候，牌场散摊子了，两三个老婆婆相跟着往回走，路过我家的时候，还不住地唠叨着：这一个下午，连口水都喝不上！
　　 另一个接口道：要是三婆娘还活着，不要说水，放了白糖的凉茶早端上来了！
　　 我知道她们都怀念着三大大，我也是。再回家来的时候，母亲若是不在，我可到哪里去歇歇脚，喝口水，吃一块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