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鬼屋”

在那荒唐的年代，我的父亲母亲因为一句话，被打成了右派，游街批斗成了他俩每天的“功课”。
　　 母亲受不了这非人的虐待，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从楼顶像一只大鸟飞了下去。
　　 时至今日，知天命的我都不敢去想母亲飞翔的姿势和她绝望的心情。
　　 那些戴着红臂章的革命造反派，竟然把我母亲的灵堂改为批斗现场，挥舞着手臂叫嚣着要把自绝于人民的我的母亲批倒批臭。
　　 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未想通，这些人何以会这样的毫无人性。
　　 随后，我与父亲被赶出了那座城市，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名叫汪家坝的村子。
　　 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然而阶级斗争并没有因为她的偏僻而冷冷清清，相反地却开展得如火如荼。
　　 我们去的当天，大队革委会专门为我父亲召开了社员大会。不过那不是欢迎会，而是批斗会。会上，大队革委会主任号召全体社员跟我父亲划清界限，还要密切监视着我父亲，不准我父亲乱说乱动。
　　 批斗会结束后，回到汪家坝。生产队长扔下一句，自己想办法找个落脚的地方。
　　 我一听，哭了，拉着父亲的衣角，凄凄惶惶地问父亲，爸爸，我们住哪儿啊？
　　 父亲安慰我说，别哭，爸爸有办法！
　　 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因为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父亲能有什么办法呢？
　　 没过多久，陆陆续续地有村民送来竹子、谷草、芭茅、弯刀、锯子等修造茅屋需要的材料和工具。他们把东西送到这里，不说话，转身就走。
　　 我父亲忙问他们这是干什么？他们叫我父亲别问那么多，只管拿去用就是了。
　　 父亲便用这些材料搭了一座茅屋。
　　 我不知父亲怎么会把茅屋搭在坟地里。茅屋的一面墙竟然是一座坟。
　　 我叫父亲不要搭在这里，可父亲却表现出少有的固执，叫我小娃娃儿不要管那么多。
　　 我知道我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我只能在心里极力反对，因为我怕鬼。
　　 我相信这世上有鬼。因为如果没有鬼，怎么大家都会说鬼故事呢？现在我所住的茅屋就在鬼的隔壁，那鬼随时都可以跑到我家来，就像大家串门子一样。所以，我把父亲建的这座茅屋称为“鬼屋”。而这鬼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会索要人命的，比那些造反派还恐怖。倘若哪一次我一个人在家，那鬼来了，见只有我一个娃娃儿，手一伸就把我拉进了隔壁的坟墓里。等爸爸回来时，可就找不着我了。
　　 我大白天也不敢在茅屋里呆，必须等到父亲回来，我才跟父亲回家。而且在家里，我也像跟屁虫一样跟着父亲，一眼没看见父亲就心慌慌的大喊大叫，直到喊应了父亲，见到父亲才放心。晚上睡觉时，我总是要死死地抱着父亲，生怕没抱紧，那鬼就把我从父亲身边拉走了。
　　 父亲一直跟我说，这世上没有鬼，没有鬼，只有人们心头有鬼。可我固执地认为有鬼，一如父亲要固执地把茅屋建在这坟地里一样。
　　 那时大队、生产队的高音喇叭里，出现得最频繁的字是“阶级斗争”四个字。好像这四个字比人们吃饭还要重要，如果哪一天不念这四个字，我们的国家就会变色，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的父亲在批斗外又增加了新的“功课”，就是劳动改造。而这劳动改造，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
　　 在父亲第一次去劳动改造时，我不敢回茅屋，孤寂地与影子一起在生产队的大晒坝里转悠，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从坟地里爬出来的那些孤魂野鬼。
　　 有乡亲见了我，叫我到他们家里去，还叫他们的小孩子来拉我。那些阿姨常会撩起衣襟擦眼角，嘴里说我好可怜。我那时虽然还不是很懂事，可我听到她们这话，分明感受到有一种我失去多年的母爱的温暖。
　　 从这以后，父亲每次去劳动改造，我都会被乡亲们叫到他们家里去吃去住。
　　 在汪家坝这些年，除了生产队长家，其他人家我都去吃过饭。
　　 我父亲在与乡亲们谈起这事时，总是感激的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后来，父亲平反昭雪了，我与父亲又回到了那座已不熟悉的城市，告别了汪家坝那些善良的乡亲们。
　　 后来，我问父亲为什么要用一座坟来做茅屋的一面墙。
　　 父亲告诉我，那坟是我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