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楼梯口

　　
　　 前些日子，因为姨的病的缘故，我常会去医院。姨的病房是五楼。有电梯可以直达。从电梯口出来，往右一点是安全通道。电梯出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爬楼梯上来。
　　 一般电梯是不太会出问题的，不过有时候要等很长时间。我等的受不了了，就从楼梯里走上去。五楼是肿瘤病房，这里住着的大部分是癌症患者。走在这样的楼层里，时时都很寂静，人们都经久的沉默着。来往穿行的人们，多有一张憔悴的脸。也有些人笑着，那些笑容的背后，是深沉的痛。
　　 医院里大致有两种病人，我们都很熟悉，一种是有医保的，一种是没医保的。有医保的生了病不用太紧张，可以报销百分之八十。没医保的很惨，医院的专业名称叫，自费户。自费户也有一点点保障，就是农村医保。我原先不知道，这次姨生了病走了之后终于明白了，农村医保承担的费用不到姨所有费用的四分之一。得癌症已经很惨了，更惨的是，得了癌症的你来自农村。
　　 在我走楼梯上五楼的时候，在五楼的楼梯口，经常会遇到一群人，或是五六个，或是三四个，他们面色凝重的围在一起。每个人的眉都紧锁着，紧锁着。男人痛苦的抽着烟，女人用袖子抹眼角的泪。这是，农村癌症患者的家庭会议，会议往往有一个沉重到让你无法呼息的议题：继续治疗还是放弃。
　　 随着技术的发展，癌症只要不是晚期，已不再完全不可治愈。但要有充足的治疗费用。于是，钱在这一刻决定着生死。有几次，这样的会议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支持继续治疗的一方指责放弃的一方无情无义。决定放弃的一方让继续治疗的一方睁大眼睛看清楚残酷的现实：亲人的病已经让整个家难以为继，持续治疗将债台高筑。更多的时候，双方会达成一致，一致的结果一般是放弃。遇着这样的会议，我常站在楼梯的转角，靠墙静静地听他们最后的决定。生死，并不总是自然法则来决定的，有时候决定它们的是你的亲人。我从不忍心去责难做了这样的决定的人们，他们的心里充满着苦闷。当会议结束，楼梯口的人们开始哽咽。我快速地穿过这些伤心的人们，不敢看他们忧伤的眼。
　　 五楼楼道的两边，是一个个病房。有时候门开着，走过的时候，可以看清楚那一张张病人的脸。他们多数安静地躺着，有的怔怔地看着天花板，有的看着窗外。我放慢了脚步凝视他们，寻找着，哪一个是在刚才楼梯会议上放弃的人？那些人的脸上，都明明存着生的希望。是你吗？还是他？生命的时钟已经开始倒计。你在回忆吗？这辛劳朴素的一生。你在惦念吗？田地里快要收割的庄稼，还是家里无人喂养的小鸡？天堂的门已经悄悄地打开，你将开始完全没有预备的远行!
　　 大半个世纪前，他们跟着伟大的党浴血奋战。赶走了反动派赶走了压迫者，还赶走了帝国主义。东方出了红太阳，翻身农奴把歌唱。无产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工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主体。他们好高兴啊，五千年了啊，第一次听说，国家的主人不是帝王将候，不是王公贵族，而是他们。
　　 意想不到的是，他们被排除在这个国家的社保体系之外。农村城市化不断蚕食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少量的赔偿之后，或许他已无地可耕。更令人尴尬和吃惊的是，他的身份还是农民。他仍然没有社保，没有医保。当他的身躯已不再扛的动水泥，当他的手已提不起砖块，世界将没有他的容身之地；更悲哀的是，无论在他生命的哪一个阶段，一场大病都足以致他和他的家庭于绝境。
　　 这个国度，楼梯口的会议仍然不时上演着。生死之间，只隔着一扇小门。一个生命由生至死无非是穿过这一扇门。开合之间，是一次沉重的诀别。生活继续着，短暂的悲伤会褪去在往后的时光。没人去在意这些本可存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