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 红 萧 萧

摘要：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速记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萧红处女作
　　
　　 “我将与蓝天碧海共处，留锝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于1942年1月19日夜在香港弥留病榻时的临终绝笔。两日后，作家结束了她辗转漂泊的32年人生之旅与世长辞。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封建而富有的家庭。因为她是个女孩，祖母、父母亲都嫌弃她。在那重男轻女的旧社会，萧红注定面临一个无爱的童年。所幸，慈祥而童心不泯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伙伴，并教她学诗，成了萧红文学上的启蒙老师。进中学后，由于从小受祖父的熏陶，她非常喜爱文学，如饥似渴的阅读古今中外大量文学作品，并开始以“悄吟”为笔名在校刊上发表作品。初中将近毕业，家中将她许配给一个哈尔滨政法大学的学生汪殿甲，而她却爱上了表哥陆宗虞。随着婚期的逼近，无奈中选择了逃婚。1930年夏，萧红初中毕业后离家出走，从此开始了漂泊无依的生活。
　　 萧红来到北平，汪家少爷也尾随而来。在这位花花公子的甜言蜜语和无休止的纠缠中，他们终于生活在一起。不久，她有了身孕。萧红怀着结婚的希望与汪回到了哈尔滨，住进道外东兴顺旅馆。半年后，欠下600多元。汪家少爷以回家取钱为借口，一去不返，旅馆把她作为人质扣留。萧红愤懑至极，写信给《国际协报》求助，从而认识了萧军。萧惊讶于作家的才情和美丽，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救她，正在萧军积极筹措欠款期间，哈尔滨大水，旅馆老板自顾不暇，萧红在萧军的帮助下趁机逃出了旅馆。
　　 1932年，萧红21岁，开始了和萧军6年的快活而富于诗意的生活，住商市街25号。翌年5月21日写成《王阿嫂之死》，10月，与萧军合出小说集《跋涉》。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协，萧红与萧军离开哈尔滨，经大连，至青岛，住观象山下观象1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房里，与舒群为邻。9月，在这里，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1934年11月30日，萧红夫妇赴上海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获先生鼎力支持，且相知甚深。此间，女作家完成了散文《小六》、《过夜》。35年5月完成长篇回忆散文《商市街》，是年底推出成名作长篇小说《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起收入“奴隶丛书”，在鲁迅的张罗和资助下由黎明书店编辑，民光印刷所排印出版。
　　 由于性格上的差异，作家婚后夫妇生活也发生种种不快。萧军说：“由于我像对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而这则恰恰伤害了女作家的自尊心，双方感情发生裂痕。1936年7月萧红东渡扶桑，他们约定以一年为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情，更多的爱。身居异国他乡的萧红忠实的履行着妻子的职责，不时地对丈夫的饮食起居发布“命令”，可是对妻的柔肠百结的“命令”，萧军并不领情，反而觉得“很不舒服，以致厌烦”。此间女作家写下抒发内心苦闷散文《孤独的生活》。8月《商市街》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在上海文化生活社出版。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作《海外的悲悼》。1937年7月萧红应萧军要求回到上海，住法租界鲁班路，短暂分别并没有使情况好转，萧红再度离沪，只身去北平。一个月后复返上海参加《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工作。此间发表《拜墓诗——为鲁迅先生》。
　　 1937年8月13日上海沦陷，两萧转移内地。在武昌，萧红遇到了端木蕻良。38年2月，两萧在山西临汾准备撤退西安时，两人关系已如弦上之矢，终于在去和留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萧军留在临汾，萧红随丁玲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半个月后分手，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1938年夏，萧红与端木蕻良于汉口结婚。历经感情的磨难和生活的流离，她需要丈夫的关怀和呵护，但是端木从小只受到别人的照顾，依赖性很强，生活能力差，不会也不懂得关爱妻子，反而要萧红为他操心受累。8月，武汉遭日军轰炸，端木撤退重庆，留下萧红一人在武汉。9月，萧红与冯乃超夫人一起坐船离开武汉往重庆，已经怀孕的萧红在码头上跌了一跤，躺在地上好久没能起来，直到被一个船夫扶起。在宜昌，李夫人突然大咯血，萧红被迫一个人奔来奔去找船，那一刻，她对自己的命运似乎有了一种顿悟：
　　 “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象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1939年夏，萧红完成《回忆鲁迅先生》，同时继续创作《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长篇小说《马伯乐》前九章。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这时的萧红，病体已经很衰弱，患着肺结核，经常咳嗽、头痛、失眠，精神上也仍然感到郁闷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她除参加香港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的活动，并为这个活动撰写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睡在病床上。在此期间，她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一部中篇小说《小城三月》，还有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短篇小说《北中国》等等。《呼兰河传》是作者在阅历了人生之后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长期流离失所、旅途颠簸及感情折磨，女作家身体极度虚弱，终于病倒。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重病的萧红身陷于此，先后躲避在香港联合道七号周鲸文家、雪厂街恩豪酒店、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等地方。12月25日，香港总督宣布向日军投降。1942年1月13日黄昏，萧红住香港玛丽医院转跑马地协和医院肺病科，被李树培医生误诊为喉痛，喉管手术，痛苦万分。18日乘协和医院急救车复转玛丽医院，19日不能出声，22日上午10时或11时香魂飘逝。临终时端木不知去向，只有骆宾基一人留在身边料理一切丧葬诸事。24日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葬，25日安葬于香港浅水湾坟地，地近丽都花园海边。
　　 ——女作家安息！
　　
　　
　　
　　
　　 附：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啊！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关系，因为这社会，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于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末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那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