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交 ——现代文化名人侧记

摘要：敝博拙著《诗人之钓》曾就绩学长者柳亚子和鲁迅间的知遇感慨万端，至于鲁迅先生与郁达夫与萧军萧红乃至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国内外文化界人士间的交往更不待言。笔者一再慨叹中国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何以又被处于运动核心的包括运动主将们膜拜顶礼，同时在他们的身上又演绎得淋漓尽致、如泣如诉？关于人际交往，现代著名文人作家躬身践行、身体力行、日省吾身、克己复礼，堪称万代师表。 柳亚子和鲁迅
　　
　　 南社诗人领袖柳亚子自1928年在上海和鲁迅结识以后，一向对先生推崇备至。他说：“我平生最服膺鲁迅先生。”1950年10月24日柳亚子预立《遗嘱》时告其女说：“我死后裸体火葬，一切迷信浪费绝对禁止。于公墓买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诗人柳亚子之墓’，足矣。”并称：“地点能在鲁迅先生附近，最佳。”由此可见二位文坛巨擘的深挚情谊。
　　 1932年5月，波兰籍共产党人、第三国际“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牛兰夫妇在南京被捕入狱，宋庆龄和蔡元培等组织专门机构进行营救。柳亚子便偕同鲁迅、郁达夫等联名发电声援，与宋、蔡为桴鼓之应，签名者达36人。作为总体斗争的一个侧面，鲁迅和柳亚子都参加了，由谁领衔？鲁迅是文坛泰斗，自是众意所推；而先生则让年轻6、7岁的柳亚子排头，自己署居其次。柳先生曾说：“签署三十六人，合天罡之数，余为及时雨，迅翁则玉麒麟也。”7月17日，牛兰夫妇由宋庆龄出面保释就医，事情得到解决。
　　 两个月后，即1932年10月5日，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在上海聚丰园请客，邀请了鲁迅和柳亚子、郑佩宜夫妇。席间，柳氏提出希望鲁迅为他写一篇自作诗，先生慨然应允。一周之后，鲁迅遵嘱写成。10月12日《鲁迅日记》载：“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所谓“以请”，乃以之请柳、郁各写一条幅，以示纪念。《鲁迅日记》10月19日记：“下午达夫来，交诗二笺，其一为柳亚子所写。”不言而喻，另一首为郁达夫所写。郁、柳二诗均为七绝。郁诗云：“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柳诗云：“附炎趋势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二人的诗，均对鲁迅的爱憎分明的战斗精神予以充分肯定的评价。柳亚子于1933年6月发表的《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感想》一文中，特别强调鲁迅的诗是中国诗坛上“不可多得的瑰宝”。
　　 1950年底，柳亚子先生在京探望友人，友人要求老诗人追和鲁迅先生的《自嘲》诗见赠。这一提议，激起了诗人的深挚忆念和联翩藻思，二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和诗未及，一首七绝先就，云：“崔颢题诗在上头/谪仙才调岂终休/难忘二十年前事/温峤甘居第二流。”柳先生是革命诗人，篇什中激情如火。他又是绩学长者，作品积厚流光，涵蕴丰实。此诗用两典，熟僻参半。唐崔颢有《题黄鹤楼》诗，传李白读后自愧弗如，遂搁笔停吟；晋温峤才品杰出，刘义庆《世说新语》称：“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诗人以昔喻今，托微寓显，推奖鲁迅如李白实远迈崔颢，却序名甘居第二。鲁迅先生的谦谦品格和诗人对其钦佩追慕之情愫，跃然纸上。
　　
　　 林语堂与胡适
　　
　　 敝博拙著《诗人之钓》曾就绩学长者柳亚子和鲁迅间的知遇感慨万端，至于鲁迅先生与郁达夫与萧军萧红乃至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等国内外文化界人士间的交往更不待言。笔者一再慨叹中国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何以又被处于运动核心的包括运动主将们膜拜顶礼，同时在他们的身上又演绎得淋漓尽致、如泣如诉？关于人际交往，现代著名文人作家躬身践行、身体力行、日省吾身、克己复礼，堪称万代师表。今阿滢先生于扬子晚报发文《林语堂与胡适》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让人不胜景仰的现代人文历史的温馨范例。
　　 1919年林语堂携新婚妻子到美国留学。林语堂是穷牧师的儿子，家里无法提供帮助，林又是半公费生,在美国生活相当拮据，偏偏在哈佛大学专心求学时，他的半公费奖学金又突然被停了，这等于要了林语堂的命，即使想回国也没有路费。走投无路时，他想起了一位并不太熟悉的朋友——胡适。胡适是北京大学教授，林语堂曾经和胡适约定，等毕业回国后到北大任教。当时胡适已经是名教授，对林语堂非常赏识，但没有过多的交往。林语堂在万般无奈中给胡适发电报，请他代向北大校方申请预支1000美圆。林语堂此举无疑是有病乱投医，自己也没报多大的希望。但过了不久，钱竟寄来了。后来，林语堂得到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又向北大借了1000美圆。
　　 林语堂学成回国，如约到北大任教，去向校长蒋梦麟归还2000美圆的借款时，蒋校长莫名其妙。过了几天，蒋校长告诉他说：“那是胡适个人的钱。”林语堂深为感动。
　　 “文章可幽默，做人须认真。”此为林语堂的座右铭。林氏提倡幽默，但做事是相当认真的，原则问题决不妥协，即使得罪朋友也义无返顾。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宣传主任林语堂。同盟的宗旨是支持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此间与胡适的《民权的保障》发生了分歧。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开除胡适的会籍，林语堂坚定地投了赞成票，在友谊与原则面前，他选择了后者。
　　 林语堂也并未因此而得罪了胡适，多年以后，有人造谣说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发了大财时，胡适站出来为他辩护，说明了林语堂为了研制打字机已经倾家荡产的真相（请见拙作《金粉铁血，商女无情》），显示出了大师的风度。
　　 20世纪70年代，林语堂回台湾定居，在胡适墓前向世人公布了他与胡适的友谊，泪流满面地讲述了逝者在他求学期间慷慨解囊借他2000美圆的故事，在场的人无不唏嘘动容。
　　 笔者曾在《大师李敖》一文中说过，大师的论定非唯学历、学力甚至学术成就，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气质、一种风度、一种器识、一种胸襟，同时，中华文化并不因为时政与世俗的不够尊重而有损其本来的灿烂光辉——这里，我们似乎又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