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位诗人

邢磊来了，又走了。他来了，没来得太近，他走了，也未走得太远。
　　 四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头上的白发没有现在多，身体也没有现在发胖。我还记得他站在楼道里，用猜测的口吻喊出了我的笔名。我抬头，看到他剪着瘌痢头，身挂一件大红T恤，穿着短裤衩，拖着一双破拖鞋，露着黑脚毛，一副洒脱样，我恍然大悟：“哦，这就是邢诗人啊！”
　　 扫清历史的云烟看待曾经伟大的诗人，大概雪莱遇到拜伦的时候，雪莱也可以一眼认出拜伦，因为拜伦是一头蹩脚的雄狮，一位常被诽谤的诗人，那种孤独的落魄感，与桀骜不驯的才气是那么的显眼。雪莱一定站在远处，呆呆注视着这头传闻中的蹩脚雄狮，深思良久，然后用可怜的口吻说：“哦，他就是拜伦啊！”
　　 我们相遇后，经常在简陋的小店中吃饭喝酒，因为这些破落的小店在大学城中，所以小店中常常是情侣如织，俊男才女成群。可惜我们只谈论诗歌、诗坛，以及中国文学未来的命运，既忘记了身边一朵朵含苞欲放的鲜花，也忘记了那些炽热而纯真的眼眸。后来，我俩又遇到水木，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时常聚在一起，陷在文学的世界中，不愿抽身，仿佛我们是文豪，不谈诗歌还能谈论什么呢？又仿佛我们是拯救中国文坛的先锋，指点江山是我们的使命，儿女情长又算得了什么呢？少年多豪情，多么令人回味，只可惜那些谈话的内容都没有记录下来，如果记录下来，估计如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代试图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一样荒谬。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渐渐成熟，没有再谈论诗歌，有人曾经问我，写诗的人不谈论诗歌，还能谈论什么？其实，真正的诗人是不谈诗歌的，就如正谈恋爱的人也不谈论爱情。而青春期的诗歌只会扩大莫名的哀伤，所以我停下了写诗，停下这极不成熟的文学形式，把所有精力转向了小说。邢诗人也把目光从风花雪月转移到厕所与垃圾之间，或者某某美女上下半身上，他的目光到处游离，最终，他迷离的目光集中在陕师大一位与他共同办报的女孩身上，不久后，邢磊带着他的诗歌开始恋爱了。
　　 爱情总是温柔的，有爱情普照的诗人总是阳光明媚的，邢磊在大学最后一年，是他盛产诗歌的一年，在我记忆中，情诗《致L的21首》是他最好的诗歌。他也曾在我面前自吹自擂，说他的情诗比我的情诗好许多，当时我不服输，现在回首，邢诗人说的对，毕竟一个没有拥有过爱情的人，怎么可能把情诗写得生动。如果我真做到了，我不成痴情的叶芝，就成了无奈的伊莉莎白。不过我相信，假设某一天，我拥有爱情的话，我也可以写出心跳的声音，甚至超过他的《致L的21首》。
　　 坦率讲，在我印象里，他这两年写的诗再也没有超过《致L的21首》，因为《致L的21首》情感单纯而真切，不像他现在的诗歌，四处充斥着血与肉。试想，一位21岁的女孩过生日，她23岁的男友为他献上二十一首情诗，这本是一个浪漫而天真的故事，可是故事却随着学业的终结而终结，爱情最终跨不过时空，爱情最终长不过距离。当陕师大第二年樱花再开的时候，樱花树下已经不是邢诗人的身影，而是另一位诗人的身影了吧。对邢诗人而言，或许他会忘记为了那个女孩把我甩在陕师大门外的情景，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陕师大内樱花下的浪漫，还有每晚陪伴他回学校的最后一路公交K600。
　　 邢磊毕业后，离开了西安，之后一年，我也离开了西安，再后一年，水木也离开了西安，到此，西安给我留下的只是一些模糊的残影。一晃两年，邢磊辗转大半个中国，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写作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走在了两个极端，我无法认同他的诗歌和生活，他也可能不认同我的小说。我偶尔也想，他其实不是个诗人，他是一个小说家，我们不同之处，我用笔去写小说，他却用自己的身体去写小说，可惜他这部小说过于浮躁，缺少一份厚重感。
　　 记得09年，伴随着他对浅予一句“我到威海来看你”，他辞去工作，为了爱情，他从苏州到了威海，他到威海的第一天起，和浅予同居了。他与浅予同居的这段时间，我偶尔感觉他像个动物学家，在研究动物的交配；偶尔又觉他像一个解剖学院的学生，每日在解剖女人的形体；偶尔又感觉他像个下三流的明星，总喜欢暴露自己隐私，来吸引大众的眼球。我一直觉得他此事做得过于浅薄，我也了解有些大艺术家比邢磊还浅薄，比如，福楼拜常和情人厮混，梵高常从妓女的床上醒来，亨利米勒更像个市井流氓。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一流，人品与行事却让人不敢恭维。当然，比起这些艺术家，我相信邢磊和浅予是为了爱情，而不是因为孤独寂寞才和浅予在一起，再说，就算因为孤独寂寞，那又怎么样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毕竟每个人都像奥斯汀般恬静，这世界将变得非常无趣。
　　 我不愿妄加评论邢磊的生活，时过两年，他来看我，我们再次相遇，我在中国最偏僻角落里接待他，我们只能喝一杯淡酒，再叙一段旧情。我已经失去年少时候的激情，而更像一个进入迟暮之年的老人，变得更加安静。他的到来，让我心中多少有些一些歉意，这漫长的旅途给他带来太多疲惫，却带不来半点的骄傲与荣光。因为我的才情远远赶不上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可以把欧洲的一个偏僻小镇制造成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使所有经过小镇的人感到骄傲；而我的小屋也远远赶不上莫泊桑母亲的小屋，莫泊桑母亲的小屋可以云聚那个时代许多著名的文人，让所有呆在小屋中的人有荣光。这些，我都望尘莫及，当然，我也明白，他来看我是不考虑疲惫的，同样也不考虑骄傲和荣光。
　　 他这次来，当谈到与浅予分手，我感觉到他内心的感伤，他远没有我想象的潇洒。我一直认为，人生百年，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与你随行，无论是亲人、恋人、知己和还是朋友，都值得我们去惜缘。可惜真正懂得惜缘的人实在太少，能听到自己情感声音的人太少，尤其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要在这个时代于内心中保存一方净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此，“惜缘”二字，我说与自己，也说与邢磊，更说与浅予，我无法想象邢磊这次回到威海，威海已经没有恋人浅予等着他，他将处于什么尴尬窘迫境地。大概这些事情是我多虑了，他回到威海，可以一切如常，我相信哀伤的情思会随时间而变得淡漠，伤感的记忆会被历史的烟尘抹平，而不会铭刻在高大的纪念碑上。
　　 他千里迢迢而来，仅仅停留了半天，又匆匆离开，离别只是为了下一次见面做个铺垫，到也无什么感伤。我也确信，我们这次见面无论对诗歌的发展，还是对小说的发展，都不会产生任何意义，因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平凡的人不可求伟人般的壮举，只可珍惜一份简单情谊。百年后，只希望我们珍惜的每一份情谊都能和雨果和巴尔扎克之间的情谊一般绵长和深沉，当其中一位躺在墓地中的时候，另一位可以为躺在墓地中的这位写一份沉痛的悼词，然后念着悼词，捧着鲜花，含着泪将对方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