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鲁迅

一
　　 我一直立志于做鲁迅先生那样的人，他的作品自然看过不止一遍，他的生平大概也都有些了解，想写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我觉得，我周围做文学的人们，文坛里的那些作家们，少了鲁迅身上的某些特质。但这文章并非是详尽地写鲁迅的一生，要精确到每一个细节，那我肯定是做不到的，即便是做，也没有别人的耐性。
　　 我们描述鲁迅，其实常常是在用鲁迅最厌恶的方式来描述他，很难走进他的世界。既然避不开，那我就免不了要让鲁迅厌恶了。
　　 可以说，鲁迅的一生，他的婚姻、职业的选择、赴日留学和他思考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都和中国现代文化纠结在一起。他在创作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审美观，形成了强烈的个性意识，形成了立人的观点，这是二十世纪的精神景观的一种奇特存在。
　　 鲁迅赴日留学时，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一种全面的挑战，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全面危机状态下。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文化其实是帝国文化，没有个人的文化。晚清时，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苦苦寻找中国文化的道路，曾形成了一种狂士之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早期的思想有狂士因子。章太炎讲过：“真正的思想者他是一个疯子。”人们发现，狂士文化只是对皇权的主流文化有撼动力，可是从根本上不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鲁迅意识到有问题。
　　 留日期间，他说中国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建设路径，这种路径出现了问题，要想有出路，必须从自下而上的路径开始。
　　 这里我想插几句话，鲁迅一生说了很多日本人的好话。他曾经说：“我要冒着被骂为汉奸的危险，要说一声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晚年的鲁迅，周围都是日本人，看病的也是日本人，有人怀疑他是汉奸。鲁迅晚年是一个阶级论者，他认为日本人有好人和坏人，他们的统治阶级是不好的，但是底层的百姓是好的，而且中国也是这样。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味地认为日本的都是不好的，美国都是好的，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偏偏很怪，这反而很容易就拉起一种民族仇恨。当然，日本曾经的侵略，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忘，都不该忘。
　　 他在阅读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文本的时候，他发现在个体的自我意识建立的过程当中，人是可以通过反抗，通过个人的自我放逐和精神的创造来摆脱外来的黑暗力量和压迫的。他从尼采那里吸收到超人、张扬个性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价值，强调立人。何为立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扬个性而张精神。”
　　 五四之后，中国传来各种各样西方的社会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等等。此时的青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参照。鲁迅发现了人本主义殊为重要。强调个人主义的同时，他警惕由于自我的张扬而堕入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强调个人潜能开发的同时，也要强调关心他人、利他的重要性。
　　 二
　　 不依靠他人而活，率性而为之的个性意识，直面皇权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人要活下来，要有质量的生存，那就要把自己的潜能创造性地转换出来。
　　 传统文化抑制了个人的发展，我们中国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是庸众的党同伐异，它戕害个性主义的发展。中国文化当中的主奴的现象，它窒息了中国人，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政治上，它都抑制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鲁迅的杂文小说，我敢保证大多数搞文学创作的人都看过，而且不止一遍。我们小时候读书，最怕遇到鲁迅的文章，不容易读懂，老是遇见错别字，老师还说这是鲁迅的风格，某些词语鲁迅用了便是传神，我们用了便是狗屁，如果我们学鲁迅用错别字，一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鲁迅的作品，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产生的，自然不能完全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小说一再揭示中国旧文化当中没落因素对人的个体戕害所带来的痛苦。小说里有他个人超世俗社会的审美和激情。他的杂文里面，也有个性精神武装起来的高大形象。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美的东西，但主流的皇权文化，它其实不能够代表真正的民间的思想。山林的文化要比台阁间的文化更具有创造性。
　　 “我们现代中国人每每谈及朝鲜半岛。常常说它是我们的藩属国，我每每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有一种气闷。我们很少有人想到他人的自我。朝鲜半岛，那里有一种独立的文明，有他人的自我。”
　　 人各有己，自他两利。封建文化的自我跟鲁迅的个性主义不一样。封建的自我，只有我大天朝，我大中华，我泱泱大国，没有别人，也容不下别人。这种大中华主义是可怕的。他写祥林嫂这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小者，对他们内心世界观察，带有怜悯的、同情的而又诗意的情感方式。每个弱小者的存在，都是独立的存在。
　　 鲁迅跟杜甫不同，杜甫一辈子都在哀叹民生，鲁迅不仅哀叹，他能够听到心灵世界和上苍的交流，和死去的亡灵交流。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是丰富的生命，这种感受使他的文本世界的窗口打开了，升腾着鲜活的、人道的、诗意的思想，而这思想，常常伴着爱意和痛楚。这跟明治维新的一些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讨论日本的问题时，他们的感受有相同的地方，有交叉的地方。夏目漱石对日本近代过程的批评：“日本近代的开化是一种浅薄的开化，只是模仿了西洋人的外表，没有发现人的灵魂那样的东西。”
　　 三
　　 鲁迅出现在当时的文坛，由于他的精神的独创性，很多读书人觉得是一个有趣的存在，读者们常钟情于他的文字的内在张力和价值观。但是跟他论战的知识分子也不少。能真正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
　　 从1923年其，在文坛上和报纸上常能都听见一些批评鲁迅的声音。他的论敌开始扩大，一直到死，他都处于各种各样的矛盾的漩涡里面。这些摩擦和论辩叠加在一起，是读书人心灵史的一个奇异的景观。
　　 首先，鲁迅与绅士阶级存在冲突。新文化运动的读书人身上常带有旧文人或者西洋绅士精神，这些人对鲁迅的生活态度和审美精神不以为然，于是跟他产生冲突。如陈茜滢、徐志摩、林语堂等人。他们的冲突，并非是男人之间身体上的冲突：两个男人谁也不服谁，那就出去干一架，谁赢听谁的。他们之间纯粹是文化方向的一种论战，当然不乏有个人的、私人的情感。
　　 1924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校长杨荫瑜开除了几个青年学生。鲁迅这个兼职老师站在了学生这一边。陈茜滢认为他支持学生是一个问题，鲁迅发表文章抨击校风和教育是在有伤风雅。
　　 他给徐志摩写信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只冷箭。但是，他自己又常常地说别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的就是卑劣行为，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例如上面所举出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地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这样是下流，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郭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都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的小说一部分……”
　　 我们今天的很多青年常常想模仿鲁迅，想成为鲁迅那样的人，我也是青年，自然在很多青年之列。他们没有鲁迅的思想，没有鲁迅的辩舌，免不了遭受类似鲁迅的冷遇和白眼，但常常坚持不了多久就屈服于现实，屈服于权力和权威，还没有成为鲁迅那样的人，就先成了鲁迅所不悦的那一类人。
　　 陈茜滢加给鲁迅的罪状，被胡适澄清。胡适跟鲁迅虽没有冲突，但是他们之间存在分歧。胡适给人写信讲，“陈茜滢说鲁迅在剽窃盐谷温的作品，而盐谷温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后跟鲁迅的相比，完全是两码事。”
　　 一个学人，如果被认为是抄袭，那是非常致命的。其实很多人的思想难免有相似或者相同之处，这表明有的人在意识某些问题上没有差别，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异。
　　 鲁迅对于陈茜滢的攻击，相当气愤，他不断地写文章还击。鲁迅觉得陈茜滢站在维持社会公理的角度上来讲话的态度便是一种绅士阶级的表演，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批判的立场，缺少站在弱小者立场上思考问题的温情。
　　 鲁迅从这一类人的言谈举止中看到了上层知识分子的有害东西，有些自恋。陈茜滢把胡适等人的文章捧得很高，鲁迅不以为然。他在很多作家，包括他自己的身上都发现了问题。一个读书人，如果不敢怀疑自己，不能正视自己的残缺性，而一味地发现别人的问题，且认为自己掌握真理的时候，这样的人是可疑的。
　　 一个人如果把自身理解的范围当作是世界的范围，也是很有弊端的。陈茜滢的文章精善秀雅，但和鲁迅相比，少了睿智，少了反讽，少了辛辣讽刺背后智性的光芒。后来，胡适等人出面调和，劝鲁迅带住，就此罢了。
　　 鲁迅说：“我不能够带住，我不能够停止，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每每读到这些句子，觉得有愧于鲁迅，我现在虽未沦为种种学术上或者是政治上的种种骗子，那是因为我年轻，如果我踏入社会，进入文坛，难免就会行骗和敷衍。我们很多人生来是不会弄虚作假的，但是从小生活在弄虚作假的环境中，学校里老师常常虚报和虚构，工作和汇报上也是充满了虚报和虚构，自然就会形成弄虚作假的性格。
　　 此次风潮的结果，鲁迅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开除，原因是鲁迅作为一个公务员，他竟然支持学潮。章士钊站在官的立场上，想整肃教育界，他提出读经救国，读经尊孔。章士钊的学术观和价值观由先前的激进的革命的一面向官本位的一面靠拢，向儒家文化靠拢。
　　 他和弟弟周作人也有矛盾。周作人晚年有些绅士风气，他自己就承认自己有绅士鬼。在审美观上，在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上两人都有差异。周作人晚年看鲁迅的选择，认为是一种堕落，他认为中国的思想界没有无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中国的文坛上只有一种思想——升官发财。
　　 四
　　 其次，鲁迅跟激进的文人的冲突自然也不会少，当然，鲁迅也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文人。鲁迅说过了很多过激的话，可是有的人比鲁迅还要过激，鲁迅的过激是放在特定语境下产生的，他自己读过很多中国书，他的藏书有一万四千多册，对中国的很多经典文献和野史相当熟悉。
　　 鲁迅认为，我们要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批评的声音席卷而来。他认为少读中国书，是觉得我们现在要译介西洋，苏俄的思想。冯乃超、成仿吾、郭沫若这样的青年人认为鲁迅有问题，冯乃超在文章里说：“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字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间落伍者的悲哀，在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话。”
　　 在革命到来时，鲁迅那一代人自然有他们的功劳，但革命过后，鲁迅这一代人已经out了。郭沫若认为鲁迅是资本主义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
　　 读过鲁迅文章的人都会感受到里面充满了死亡和绝望，冯乃超认为用黑暗的心态来反映生活是有问题的。其实鲁迅也认为自己是黑暗的，不过他不断地在和黑暗进行抗争。他知道自己有问题，可是这些人并没有制中他的要害。他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原作，发现这些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跟他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鲁迅进入了一种精神困境，他认为中国的文人有问题，自己也有问题，可是自己的问题并非是别人所讲的问题。文艺并非宣传而应有辩证精神，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都是文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对于其认识非常简单化，只在拾几句马克思主义的牙慧。文人从旧到新，这些新文人的身上，还残留着中国的封建道德意识，这是一种单值的价值判断。
　　 后来，郭沫若、冯乃超、成仿吾等人意识到他们早年的荒唐，和鲁迅言归于好。
　　 五
　　 最后，鲁迅与自由主义文人也有冲突，如梁实秋、胡适。梁实秋认为鲁迅的思想在左转时转向有问题。这时的鲁迅已从早期相信进化论青年变成了接受阶级论的中年。
　　 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梁实秋认为文学是超阶级性的，也就是没有阶级性。梁实秋发现鲁迅的翻译也有问题（鲁迅翻译外国的作品是用硬译），他的文化理念和翻译理念出现问题。两人进行了一番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