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马场

我承认我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人。奇怪的是，我偏不对身边豆蔻年华的女生感兴趣，却对金庸十五部小说里排行第九的那本书——《书剑恩仇录》里的一个人物——在大漠飞沙中纵横驰骋的翠羽黄衫的霍青桐痴迷不已，无端就有了一股书剑情怀，幻想走上一段碧血黄沙的岁月，与一个雪莲花般纯洁冷峻的女子在天山相遇。那时的霍青桐——
　　 大约也是十八九岁，腰插匕首，长辫垂肩，一身鹅黄衫子，头戴金丝绣的小帽，帽边插了一根长长的翠绿羽毛，革履青马，旖旎如画。
　　 这样的描写，对见多了头戴斗笠、发梳刘海、一身粗布衣衫、满身汗水滴湿胸前两只布袋一样奶子的南方女人的我来说，自然像7月天吃了冷气腾腾的冰棒，通身被刺激得清爽惬意。
　　 那一年，我刚读初二，文学也像金庸一样开始独步校园，我能看到的《中学生作文》上，封面和封二都是衣着光鲜文青味十足的中学生诗人，他们那潮湿而多汁的句子带给我青春的诱惑，我开始神经兮兮地背着同学写的诸如“雨季不再来”的文字，并且品尝到了文字营造的世界带来的欢乐和忧伤——是的，因为家境的困难，父母常常借钱供我们三兄弟读书，我早早体味了孤独和自卑，面对一个开放的青春世界，我更愿意把自己隐藏在一个自我倾诉的王国里。
　　 我渐渐知道有一家叫《绿风》的诗刊，据说，那是新疆石河子文联主办的著名诗刊，那上面的诗歌都是新边塞诗，啊，边塞诗！像岑参、王昌龄那些古代大诗人写的诗——那时我这样理解。遥远的西部，神奇的西部，翠羽黄衫的霍青桐！我胡思乱想着，终于按捺不住，从每月伙食费里一块几毛地攒了十二元，邮寄订阅了那本诗刊，一年六期。从那里，我知道了什么是“西部诗潮”，什么是“第二梯队”，什么是“第三诗国”；也是从那里，我记住了新疆诗人李瑜那句后来成为西部名句的诗:“为了爱情，巴格达不嫌远。”
　　 一个通向未知远方的梦，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心里发了芽。
　　 初三时，大家都在如临大敌般复习应考，我竟然骗了父亲，从他向亲戚借来的伙食费里多要了八十八元，偷偷去镇上邮局寄给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函授班。我天真地想，从这个进修班结业后，我就成为作家了吧。
　　 半年后，我在函授班的学员通讯录里看到了一位叫丽娅的乌鲁木齐姑娘，我偷偷地给她寄去一封信，不久收到了夹着一张拍自乌市红山公园个人照的回复，我们前后通信二十多封，一直到高三。因她寄来的信笺上有芬芳，我以为遇上了香香公主，每天都要拿她的信放到鼻子前闻上好一阵。
　　 自然，我高考落榜了，逃避般跟堂哥去了雷州半岛，在漫漫青纱帐里砍了半个月的甘蔗后，手脚上全是蔗叶割伤的一道道痕。
　　 每天晚上，堂哥照例去农场宾馆与每次五元的女人混在一起，我枯坐在巨大的菠萝树下陷入了痛苦的思考中，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会等待到什么。
　　 当一身粗布衣衫满脸倦容的父亲连夜坐车追过来时，我在蔗叶漫天的甘蔗地里哭了。父亲把堂哥给他削了皮的一根甘蔗放在草地上，看着我说：“复读班的名额只剩三名了，我找了我们镇的教育组长帮忙才争到一个名额，开弓没有回头箭，你不去复读前面的努力就全作废了。”
　　 我彻底听从父亲的话，发狠把文学戒了，也与香香公主失去了联系。
　　 二
　　 英是大学里低我一届的校友。我工作那年，寒假，她冒着寒风冷雨来到单位找我，让我带她找教育局一位我认识的领导，她说她想做老师。
　　 她上班后，我们很快坠入了爱河。
　　 那时我住单位的一间宿舍。她的父母坚持要找一个有房的女婿，我们拖了一年半，还是分手了。我整整吃了一个星期的素冷面条，在孤独的思考中渐渐认为，这是一片拒绝我的土地，我的梦注定在远方，我的心也注定在远方。
　　 此前，我已经认识了明月，仅仅因为打电话去找同学，仅仅因为她说来自遥远的新疆，我们互留了寻呼机。那晚，我在电话里惆怅地向她倾诉着刚刚结束的初恋，挂掉电话后，她就过来了。
　　 不到三个月，我宣布结婚。这个决定让小城的朋友大吃一惊，我最好的朋友邓涛和黄应樑互相表达疑问说:“才失恋不久，又这么快结婚，实在不明白他何以发动了闪电战。”
　　 其实，全是因为明月来自遥远的伊犁。
　　 一个关于远方的梦重新抽枝长叶。我开始相信，那是上天的旨意。诚如刀郎歌中所唱：“她带着我的心，穿越了戈壁，多年以前丢失在遥远的伊犁。”
　　 这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情结。我认识的许多人，尤其生活在草原之外的南部中国人，大多数有这种情结，我也在所难免。现在，在这个偏僻的马场上，我已经有了一个存在的空间，我在这里有关心自己的亲人。然而在我结婚之前，尤其是在二十多年前，这种生活在我这个南方人的想象中是不可思议的。是一场恋爱和婚姻把我带到了这片草原上。
　　 伊丽在这里出生那年，2004年春天，我三十三岁，明月三十四岁，我们结婚六年才得女，在此之前，在南方老家，我已经受够了左邻右舍或明或暗的嘲讽和议论，并且当时我误入官场，一直因为自视甚高而不得意。妻子那年是离家十年辞职回娘家，我则抱着一种逃避的心理来到了伊犁。面对宝贝女儿的出生，我喜极而泣。
　　 我想说，我回到伊犁，我正在写的这些文字，都是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的——为了我的一家三口，为了我至今居住在草原上的亲人和朋友。
　　 被收割完牧草的后山草原在微黄中泛着奶油的光泽，在落日的余晖里，辽阔牧场被镀上了一层淡金色的光彩，仿佛一位中年美妇微睁着一双慈祥、富足的眼睛，坐在寂寞阳台上遥望空蒙的远山，显示出一种富贵的安详和追忆似水年华的娴静。但这种追忆却又不怎么伤感，仿佛她早已洞察了自然界的演化真理和人生轮回的经典。在马场草原上，我除了看到无数被收割的牧草一堆一堆地被码在草地上等待运走，还有装在拖拉机上被堆得高如天齐灿烂如云彩的牧草，正沿着黑黝黝的柏油路突突突地驶来，车上坐着一位头扎围巾、身穿哈萨克长裙的少妇，还看到了牧场边缘那些塔松或者云杉，在蓝郁的森林里悄悄地抹上了一层油亮油亮的淡金色，把整个牧场点缀得既辉煌灿烂又有一种处子般的温柔和寂寞。
　　 我感觉到，这片草原与我有着心灵的感应，我每年回到这个草原边缘的村庄都有一种写作的冲动——我打算写一部相当于我对这片土地宣言的书，叙述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抵近心灵的观察和思考。为此之故，每年我都带着收集素材的目的回到这个草原边缘的村庄。
　　 三
　　 我的岳父岳母就生活在这个村庄里。20世纪60年代，两位老人家还是青壮年，都是地主的后代，为了逃避迫害而走西口，与当时的许多盲流一样，成了开发新疆的一代人。我岳父在四川老家就学会了医术，来马场后曾被当成“特务”批斗。一次，一名造反派头头生了急病，其他造反派就问“特务”里面谁会医，他的医术派上了用场，也救下了自己。自此，造反派不再过分难为他。
　　 岳父恢复身份后，又成了赤脚医生，足迹走遍大平滩草原，还深入天山腹地，凭着祖传秘方，为许多哈萨克人治好了痔疮。岳母曾经告诉我，山里的牧民穷，没几个人给得起医药费，总是说:“张医生，不好意思，钱嘛我没有，奶疙瘩嘛代替。”骑了一天马进山的岳父笑笑说:“行，我还要谢谢你，我的孩子们正馋这个。”明月对我回忆说:“我爸带回的一些奶疙瘩，常常被我妈当作奖品奖给勤奋读书的我们，我一天吃一个奶疙瘩，多喝了两碗玉米糊糊，我妈就笑我，多喝也不见你长胖，瘦得像只老鼠！”
　　 岳母很像韩天航小说《母亲和我们》里的刘月季，既宽容大量也细致实在。譬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因为被划为黑户，她两年没有工作，多次被驱赶，夫妻不能团聚，她无家可归，在哈拉布拉乡一户雷姓人家借来的一扇门板上生下明月（后来成为我妻子），她带着不够一岁的明月在巩乃斯河畔流浪，被送工纠队，进收容站，住地窝子，捡麦穗，跟野狼斗，成了真正的戈壁母亲。后来情况稍有好转，她在马场三队劳动，自己的户口还没有解决，地窝子里的家却成了南方老乡的公共食堂和旅馆，其中有两个江西青年，就是涂文健和向丽阳，在口里都是地主的后代，来马场之前他们就是一对恋人，因为长期落不了户，没有工作也吃不饱，小向对在新疆生活下去失去了信心，准备回老家。小涂害怕回去被批斗，但又说不服小向，心里十分苦恼。他俩来到岳母家蹭饭吃，岳母听广西老乡说起了这事，就和小向谈了两个晚上，还送了自己的一件衣服给她。大概是得到了安慰，她同意不回口里了，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后来这帮南方老乡落了户，常常来探望我岳母，尊称她为大姐。
　　 我从南方回到马场后，岳父岳母了解到我想当作家，十分支持我，为我讲述当年盲流的往事，岳母带我在巩乃斯河流域辗转探访那些老乡，一起回忆苦难经历，岳父不时带我上后山草原散心，教我怎样辨别山羊和绵羊，小尾寒羊和美利奴羊。当他听说我想写一部关于马场的书，他便充满感情地，用他的四川口音为我讲述马场的故事，解说生活的变迁。
　　 但是，我笨拙的脑袋和迟缓的创作速度总是远远跟不上他们衰老的速度，为此我深感着急，生怕留下令我顿足终生的遗憾。我有一个雄心，要把他们的苦难和对生活的思考写出来，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我觉得肩上有了沉甸甸的责任。
　　 往返新桂两地的火车坐了一趟又一趟，很快我就从青年到了中年。其间，我经历了女儿的出生，理想的更替，工作的变动，女儿住院的折磨。2006年冬，年仅五十八岁的父亲身患绝症，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在我回老家看他时，他说我：“一直希望你在官场有进步，好帮帮家里两个务农的弟弟，还有当年你读书时借过钱帮助我们的乡亲，这个遗憾我只能带到土里去了。”我跪在他床前，心像被一根针刺着。
　　 四
　　 岳父的身体每况愈下，行动开始迟缓拖沓，走路要拐杖拄着，吃饭可以听到粗粗的喘气声音。2007年后，有一天，他走路摇晃，一跤跌倒，诊治得了中风。从那年开始，岳母几乎每时每刻守在他跟前，仿佛一夜之间老态毕至，一头白发像旁边的天山雪冠，一脸皱纹像干久了的核桃皮。
　　 到了2008年夏末秋初的一个下午，我一个人回到老马场，一踏进这个旧家的院门，便见到岳父双手扶着院门，呆呆地望着我，喘着粗气，嗫嚅着问：“明月没回来吗？丑丑（我女儿伊丽）也没回来吗？”当我说没回来时，他先是不住地搐动着嘴唇，像在嚼着一点什么，后来便哽咽失声，好长一阵子，我听见他的喉咙里发出“呃呃呃”的声音，既像哭，也像笑，终于老泪纵横。岳母说：“最近半年，你爸就是这个样子，很容易耍孩子气。”以我这些年对人生的历练，我当然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孩子气，而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才有的一种感情流露。想到这里我也忍不住热泪潸然。倒是岳母比较淡定，她核桃皮一般的脸上不露声色，望着我顿了一会儿，说了句：“你回来就好”，我顿感有多少悲怨和感慨包容在里面。
　　 老人家一直希望我们回来，是一家三口回来，我也几乎年年回来。只是，南北的路太遥远了，我们想尽己所能，但是力不从心。我知道，岳母的辛苦已不堪言说，自从2009年初老伴卧床后，她一直守在榻前已有三年，没有踏出过老马场一步，老伴的吃喝拉撒穿衣起卧全是她伺候。
　　 天祥作为大儿子，他的四十六岁还是老光棍的身份一直让他卧床的父亲看见就烦，所以他一年四季几乎都在阿勒泰或者伊宁谋生。光强已经在口里有了他的事业，拖家带口待在开封，非到年关不能回来一次。光旭作为安于务农留守家里的儿子，那种大大咧咧却是岳母所不放心的。宏博作为一个年轻的儿媳，无论是在习惯上还是在生活的细致上都不合适。而我和明月更多时候在南方，因而陪护的工作就全部落在岳母身上。她每年甚至每天的衰老变化表现得非常明显，除了头发全白，以前直挺的身材一夜之间矮了一截，笔挺的腰身也明显驼下来。从她的衰老可见服侍老伴的劳动强度。
　　 怀着一份内疚，我和明月每次回来，几乎都待在老马场，待在老人身边。我一个人回来的时候，除了我在写作，我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陪两个老人上，我扶起老人换衣，给他喂饭，烧水端水，倒垃圾，我只想赎一份罪，赎他们女儿没有回来尽孝的罪，赎他们外孙女没有回来奉献天伦之乐的罪。老人尽管说话含糊，我还是和他编一些闲话，我听不清他嚅动的嘴唇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听明白没有，但是我在老人慈祥的目光里，感到了温暖和安慰。
　　 五
　　 好事是在春天里到来的。2011年初，老马场规划的新村批下来了，在河坝边上，许多人家都有份，没有结婚的天祥有，常年在口里谋生的光强有，漂泊多年回来的明月也有，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第二年6月，明月在我们的住宅地上亲自设计了一个小两房一厅的居室图，亲自张罗了房子的动工仪式，6月9日那天，她还亲自放了一挂鞭炮，噼噼啪啪响，青烟飘荡在一队通往二队路两旁的白杨树梢上。负责建设的是我们的邻居潘伊星，他承包了这排房子的工程，他领来的六七个工人几乎天天都在我们的地基上忙着，在他们挖坑打地基的过程中，他们挖出了一些不知哪个时代的断剑和箭镞，锈迹斑斑的剑身和有缺口的生锈的箭头，告诉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那些使用冷兵器的人们。另一拨工人甚至在旁边的地基上挖出了头盖骨和残缺不存的肱骨和脚趾骨，这也告诉我们，曾经在哪个时代有这些劳动者在这里生活着。如今，明月和我，一个移民的后代和一个外来者，还有他们在这里出生的女儿，在过去的文化层上继续建造承载自己生活的载体，并且让一些与此无关的建筑工按照我们的意愿忙碌着。我们不时指指点点，告诉一些自认为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如此郑重其事，身心投入，好像我们已经决意在此生活千百年。但是我也知道，如此身心投入换来的建筑，最终也将像前代的建筑一样，成为一个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