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与诗

摘要：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可谓代表了古代帝王对文学艺术的态度。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只要不是弱智白痴，大都有比较好的文学功底乃至与诗结缘。从秦始皇赢政到末代皇帝博仪中国400多位皇帝中，不少人文学艺术造诣极深，成就颇大，并且与诗人、诗留下诸多故事。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可谓代表了古代帝王对文学艺术的态度。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只要不是弱智白痴，大都有比较好的文学功底乃至与诗结缘。从秦始皇赢政到末代皇帝博仪中国400多位皇帝中，不少人文学艺术造诣极深，成就颇大，并且与诗人、诗留下诸多故事。
　　 曹丕的诗，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的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李璟好读书，多才艺。“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常与其宠臣如韩熙载、冯延已等饮宴赋诗，于是适用于歌筵舞榭的词，便在南唐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乃至濡染出李煜一代词帝。乾隆的诗写得一般，却在数量上创了记录。古代诗人写诗之多，庶几以陆游的9000余首为最，而乾隆的《御制诗王集》共41863首，比他多了近10倍！乾隆在避暑山庄写荷花的“霞衣犹耐九秋寒/翠盖敲风绿未残/应是香红久寂寞/故留冷艳待人看！”较有意境，但比之明帝朱洪武的“马渡沙头苜蓿香/片云片雨过潇湘”似稍逊一筹。
　　 隋炀帝杨广以“才”自负，曾说：都说我凭世袭而有四海，假如让我和士大夫平等选拔，我也当为天子。幸好皇帝们并不都像杨广，大都还有自知之明，这使他们在和当朝文人相处时，能够尊重、善待他们。汉武帝刘彻读《子虚赋》，尚以为司马相如是位古人，深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后来才知道，原来“朕”正与此人同时，惊喜间马上请来奉为上宾。唐玄宗对李白尤为礼遇，“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宋神宗赵顼吃饭时停下筷子在看诗文，那一定是苏轼写的。武则天看了骆宾王写的《讨武照檄》，首先叹服其文采，而不是计较其悖拂龙颜，认为漏掉这样一个人才而不能为朝廷所用，实在是宰相的过错。这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王在惜才、用才问题上能有如此战略眼光实属难得。
　　 亦有反例。还是那个杨广，知道了他的昏庸残暴、骄奢淫逸也就可知其文品、人品及其对待文人的必然态度。朝臣薛道衡素有才名，被推为隋唐顶尖作家，其《昔昔盐》诗“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句非常著名，时为众口相传的名句，杨广嫉恨之。607年，杨广杀名臣高颍，薛道衡因为高氏鸣不平而获罪下狱，不久遭敕令缢杀。杨广的恶劣此时表现得无以复加，竟在诗人赴死前特地去看他，揶揄道：“你现在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柏杨《中国人史纲》称暴君杨广“具有绝顶的聪明才能。可惜他欠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灵魂和情操”，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终年50岁。
　　 盛唐山水诗人孟浩然受好友王维之邀到翰林院谈论诗文，时适逢玄宗帝驾到。孟一时不及回避，便在床侧避匿。王维见了玄宗，有意引荐浩然，遂不事隐瞒将诗人造访事如实相告。玄宗很高兴，当即召诗人相见并向浩然索诗。孟氏此次进京应试落第，自伤不遇，写了一首《岁暮归南山》诗奉上，云：“北阕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玄宗凝神谛视，细细体味，龙颜渐显不悦，冷冷的对诗人说：“是你自己不想出仕，朕何时抛弃过你？”言罢，拂袖而去。自此，孟浩然永远离开帝京，归隐襄阳，成为唐代少有的以布衣终身的诗人。后人都为孟氏感到懊恼，认为他错过了做官的天赐良机。清诗评家沈德潜不无惋惜的称：“时不诵《临洞庭》而诵《归南山》，命实为之，浩然亦有不能自主者耶！”诗人另一名作《临洞庭上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时诗人奉此诗，浩然定当别一番境界！
　　 柳永，北宋工部侍郎柳宜之子，其《鹤冲天》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相传宋仁宗看了很不悦，并藉此将柳永名字从进士榜中划掉，且斥之曰：“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用浮名？且填词去！”从此，柳永索性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妓馆酒楼，依红偎翠，以其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发泄他的愤慨与不平。
　　 武则天作为中国第一位女皇当政，被卫道士者视为“牝鸡司晨”，不仅正史新、旧唐书诬之为“弑君篡国之王”、“奸人妒妇之恒态”，诗、文、小说对其亦极尽丑化、诋毁之能。清赵翼《乾陵》诗则力排众议见地奇崛：“一番时局牝朝新/安坐妆台换紫宸/臣仆不妨居妾位/英雄何必在男身/林峦赭岂娲皇石/风雨阴疑妒妇津/同穴桥陵应话旧/曾经共辇洛阳春。”古代帝王与诗之结缘、结怨恐怕独以武氏为最，而看好武氏有如赵氏及诗且能达到赵氏诗评思想境界者又鲜矣！
　　 清乾隆十分器重诗书，他说：“能益人心思，端唯诗与书。”又说：“山居静所会/几余常憩诸/或时咏新什/或时读古书。”给人以手不释卷、嗜诗如命的感觉。但这仅仅看到了乾帝光明的一面，我们知道，乾隆也是焚书戕儒的高手，他那个时代的文字狱，放在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来看，可算登峰造极。乾隆秉承清康熙、雍正祖训，仅以他组织编纂《四库全书》的10年间，全国就焚书70余万卷，仅浙江就毁书21次，凡538种共1.4万部之多。如此“二律背反”，诚令人不可思议。乾隆诗写的差，大学者江永给他提出来，其答诗云：“慎修（即江永）劝我莫为诗/我亦知诗不可为。”但这种劝说似乎没有什么作用，乾帝的诗还是一路写了下来。自知诗“不可为”而偏要为之，这和他对待别人诗书的心态有些相象。以乾帝的文化水平和见识，肯定知道他下令焚毁的许多书籍是很有价值的，但他却偏偏还要焚之，这也算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而以此种态度对待文化，就显得迹近混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