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藤脆瓜和他的亲人们

大姐根娣从来都没把他当作亲弟弟，她连母亲都不叫，何况是弟妹。她是村里最早的高中毕业女生，那时大学难考，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和大多数学生一样，高考时她名落孙山，不得不回乡进了村办厂。高中毕业生，有了一点文化，找对象却成了老大难了。真所谓是高不来低不就。以她自己的想法，女孩子总得找一个比自己文化水平高的男人做伴侣，那才叫人才相当、才能志趣相投，可是那时的大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哪儿轮得到你一个乡村丫头？没办法，只得退而求其次，找一个干部总可以么，倒是本村书记动过这个念头，托人向她求亲，不过此君满口的“这个、那个”官不大，官僚气十足，不过当了几年兵，就爱在村里的乡亲面前摆大首长架子。大姐看不惯他这一套，给回绝了！一年又一年，她祖母越来越老，自知不久人世，就到处托亲朋好友为自己的宝贝孙女物色男友，怎奈不是她不喜欢别人，就是别人看不上她。说实在话她的面容也真是不敢恭维，虽然和她母亲不亲，但容颜却像极了她母亲。有人说：这就是她不孝的现世报应。
　　 套用一句现代话，一代才女就这样成了“剩女”。
　　 祖母老去，父亲体弱，而同龄的姑娘们早已结婚生子，有的孩子都已到上学年龄，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妹妹已有一个结婚、一个还在热恋之中。虽然姐妹不亲，又不住在一起。但是旁人的议论和那些好奇的目光就像投向根娣心窝的利箭，
　　 终于，她和其他剩女们一样选择了远走他乡嫁到了上海。据说男方有点肢残，当时政策规定她又不能迁户口，连孩子的户口都得报在老家农村。乡下人说：“千拣万拣，拣一个无底饭盏”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她想图个“眼不见，心不烦。”也许是吧？所以她结婚以后，我就没再见她回过家乡。
　　 了藤脆瓜的二姐、三姐嫁的都是普通农家，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只有一心也想当上海人的四姐真的嫁了个工人，听说在煤矿上班，偶尔回来几次，确有点城里人的味道。
　　
　　 了藤脆瓜一直没有和他大哥住在一起，大哥的老婆本来和他根本就没有关系。然而，他的嫂子被人碎尸沉河的奇案我还是不得不说。
　　 所有了藤脆瓜身边的女人在我的印象中好像都是很不幸的。姐夫中有的英年早逝，有的突遇车祸......而他的嫂子则是最最不幸的一个。他哥哥结婚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一切全是革命化的，既没有浪漫的恋爱，也没有像样的婚礼，男方不用送彩礼，女边不必陪嫁妆，一条船就把新娘接到了新郎家。房子还是那间老房子，家具还是那些旧家具，没有装修，没有添置，我看到只有那床被子的被面，夹里好像是新的。因为他爸和我父亲是世交（虽然老人都已谢世）新婚之夜，我还是去他大哥家表示祝贺，讨杯茶喝，见到唯一能反映一点点喜气的就只有那一对我花了两天时间一刀一刀刻出来的窗花---“吉庆有余”。
　　 他大哥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书生气十足，满口的书面语。做事十分认真，干活非常卖力，处事真诚，为人厚道，不贪小便利，却爱斤斤计较，在生产队是一个优秀社员；他嫂子虽说不上貌若天仙，倒也十分可人，识字不多，却生性开朗，热情活泼，胸无城府。新婚没几天就和左邻右舍，大婶小姑混得亲密无间，甚至和那些年轻小伙子也打打闹闹，全不顾及男女有别，田头干活时就成了大伙的开心果。结婚一年以后，他俩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不过，好事不一定成双，几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不料一生下来就脑缺氧，虽经全力抢救，留下一条小命,却是疯疯癫癫、严重智障。这对于本来并不宽裕的小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好容易盼到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尾巴改叫多种经营；长途贩运那是搞活经济；投机倒把也许符合市场规律......大队办起了队办厂，据说还要分田到户。他大哥颇具经济头脑，就试着进城去行（批发）了些鲜货，推上自行车沿村叫卖，很快就尝到了甜头。于是乎，就干起了专职的水产生意。天天起早摸黑，真叫“鸡叫出门，鬼叫回家”，一心只想多赚点钱；接着老婆也进了队办厂，那是个做工艺品的小厂，为了提高质量还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年轻英俊的师傅，手把手地教员工制模、灌石膏、修正、着色。天天工作在一起，关系十分融洽。大哥他们一家人亦工亦商，生活总算有了奔头。
　　 那时的我已是队办塑料厂的技工，自己摸索着刻制胶木模具，为了催讨一笔货款，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住了一个半月。不想一回到家里，老婆告诉我：了藤脆瓜他嫂子被人杀死了！
　　
　　 刚放下行囊就听到如此震惊的消息，不禁使人有点难以置信，再说我老婆平时很少出门，也道不出细枝末节，于是我借去大队汇报催款情况之间，顺便向领导们打探一下详情。他们告诉我，如今公安部门已经派人进驻我们大队，据初步侦查，锁定杀人者是绰号“讨债鬼”的单身汉，现在已将他“隔离审查”（当时的法制远没有现在那么健全，一有怀疑，来一个就地隔离，那是极平常的手段）话到这儿，我就不得不说一说“讨债鬼”了。
　　 讨债鬼其实不是单身汉，他父母俱全，还有哥哥、弟弟和一个妹妹。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母亲在自然灾害那年头和他父亲离了婚，嫁给了邻村的一个病恹恹的食堂人员，两个村只有一河之隔，早晚间母子们还是常常见面，可他们的父亲恨透了她，就是不让他们去见母亲。父亲自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地道农民，他的那套教育孩子的理念和方法怪得出奇。比如：孩子们想吃肉，他就买上三五斤，整块的煮熟，桌上放一把刀，肥的、瘦的自己自由选择割下来蘸着酱油吃，还美其名曰：各取所需，互不剥削。端午吃粽子，他不会裹，就用一只新袜子，里边装进糯米烧好了大家随便吃。小儿子尿床，他会把孩子拉起来，命令他站在装满水的便桶里直到天亮，他还会振振有词地训斥道：你不是喜欢睡湿床吗？就让你湿个痛快。
　　 四个孩子就在这样的家庭中慢慢长大，他们几个几乎都没有上过学，大哥取了个童养媳早早分家自立，唯一的女儿也未到结婚年龄就跟人私奔了，老二（乡下人习惯女儿不在排行之列）--“讨债鬼”不想再和父亲住在一起，就自己租了一间平房独立生活了。
　　 没料想就因为独立生活，讨债鬼招来了一场牢狱之灾。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