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歌岁月 ——----我的知青生涯

　　 （一）
　　 公元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是我至今难予忘却的日子。那一天，我16岁。
　　 清晨，我起得很早，大约刚五点吧。竟管时间还早，但火红的太阳已从东房窗户的玻璃棂框中，照射了进来。简单的洗漱后，检查了一遍前一天晚上已收拾好的行李，来到前堂，母亲已熬好了小粥。母亲说：快吃吧，一百多里的路，够你走一天呢。我看见母亲说这话时，眼角已悄悄地盈溢着泪珠。
　　 按照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们中断了学业，由学校分配支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藏（西藏）、上山下乡。支边、支藏的同学先期离开了生育养育了我们十六、七个春夏秋冬的故乡。剩下的我们被分别分散安置在边远山区的农业生产队。从县城去山区没有公路，只能靠双腿步行。在生命成长的十六个年头中，从没离开过县城、离开过父母、离开过家。现在要独自徒步一百多里，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心中说不出是高兴或是惆怅，也难怪母亲的眼角会含满泪花。
　　 顶着三伏酷热的日子，一路汗流浃背，背上的铺盖卷及简单的行李更加剧了灼热的烫伤、脚下的青石板小道，遗留下一串串失落的汗珠，瞬间便被骄阳炙烤挥散，空余般般印痕，仿佛预示着前程的艰辛。正午的阳光，散发出强烈的紫外线，增添了饥肠的咕噜之声。亏了母亲强塞进垮包里的冷面馒头，就着渠河清澈的江水，慰足了肚囊，甩开“年少不识愁滋味”的大步，昂首挺胸在山峦起伏，凹凸坎坷的乡间小道。随着太阳西沉的余辉，终于来到了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地方——华莹山下的一片丘陵沟壑。
　　 在公社的大院里，找到了分管知青工作的陈书记，递上户口迁移证及学校（加盖有县知青办的大红印章）下乡派遣证明。陈书记面对我等类似的“小鬼”早已见怪不惊。随手写了张便条，说：“去二大队八队吧。出公社大院往南直到河边就是了。赶快去吧，天黑前，还能赶到。”
　　 从公社大院出来，太阳已滑落进了山脊的背后，西边天际被如火的红晕笼罩着生涩的疲惫，象似在催促孤旅的人儿匆忙的步履。我情不止禁地加快了脚步，向着那望不到头的小径急赶。
　　 天刚挨黑，进了村子。问到队长家，从木屋瓦房里出来一位近六十岁的老人，因为身材矮小，硕大的头颅象是趸放在双肩之上，一张近似木雕的面孔分不出生活的纹理。知道他便是队长，忙说明了情况。队长眯起与那张宽大的脸庞极不协调的细眼，对我审视了半天，才问道：“十几岁了？”“今天刚好十六。”队长便自言自语般喃喃道：“造什么孽哟，这么小的娃娃，弄来咱个办哦！”我忙说：“学校统一下户口，不想来也不行呢。”沉思一片刻后，队长说：“知青房已住满了。先在我这里吃夜饭吧，今晚就住这里。明天再说。”
　　 队长家的晚饭很简单，包谷面粥裹青菜，加上一碟酸咸菜。也许走了一天确实饿了，就老实不客气地喝了一大海碗。
　　 晚饭后，队长扯过一张竹凉椅，递我说：“屋里太热，就在院里躺着吧。”我接过竹凉椅，到木屋外的院坝，此时天色已黑尽，隐隐约约地看见院坝里布满了竹凉椅和竹凉床板，村民们都在院坝歇息。
　　 这一夜，因酷热根本不能入睡，只好孑然座在凉椅上，周围成群的蚊子“嗡嗡”作响，一如当年肆意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鬼子狂轰烂炸的飞机，残酷无情地向手无寸铁的我猛然攻击，无伦我蹦起来跳向何处，“鬼子的攻击”总是弹无虚发。一夜的傻坐乱蹦，搅得六神去掉了五魂。仰望着启明星闪闪烁烁，但前一天徒步百余里路程的疲倦，加之一宿的熬煎，终于忍不住眼框的泛意，昏沉沉般进入了梦境。
　　
　　 （二）
　　 知青房建在渠河边上的一处高坡顶上。背山面江，一排四间。早已住满了四位知哥知姐。“知龄”最长的刘玉萍，是68年下去的老知姐;接着便是70年住入知青房的陈刚和杜梅，杨小兵72年落户，“知龄”最短便是我了：刚两天。
　　 队长去与陈刚和杨小兵商量，希望我能与他们其中一人同住。杨小兵说：“我最近身体不适，打算过两天回城去调养段时间。既然小兄弟来了，就暂时住我房里吧，我今天就回城去。
　　 我便暂住在了杨小兵房里。这一住就是几年。因为杨小兵在家“养病”期间，利用其父母关系，很快便被招工回城了。就再也没有回过队里。
　　 日子久了才知道，我们生产队每十分工分值（每天全劳动力全勤为十分）价值人民币四分钱。因我初干农活，加之人小（瘦骨伶叮的完全还是个“小鬼”），被评每个劳动日值八个工分值，其中还渗加了照顾“知青娃”的感情成份;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劳动价值是三分二厘人民币。为了这三分二厘，早上七点出早工，刨除包谷（玉米）地里的草，九点收工回家做早饭，饭还没煮好，十点又开始出上午工了，只好饿着肚子挑大粪，一担50公斤从山脚挑上山腰的积粪池，每人两担;还好山不算太高，远约二公里，如是全劳力青壮年人一上午挑两个来回轻松有余，就苦了我这“小鬼”，大粪臭气薰天的异味，不用说了;挑一趟已累死累活，到了山腰，农民兄弟早已收工回家了。下午四点继续开工，去稻田扯杂草，这个活比挑粪轻松多了;就是脚下被田里的杂石烂瓦割得四分五裂、皮绽肉开，真可谓人见尤怜。
　　 下午收工后，我便忙着生火煮饭。刚从坡上砍下的柴火是湿的，弄得满屋茫烟，灶堂里却不见着火。
　　 杜梅在隔壁也被我弄的烟雾薰得直呛，赶忙跑过来问我：会不会生火呢？不会就别弄了，过来大家一起吃吧。
　　 至此，我才知道，陈刚也不会煮饭，平常都是由刘玉萍和杜梅做饭，大家都在一起吃的。老实说，以前在家里因有母亲和姐姐罩着，就没做过饭。正愁这自己开伙的日子，不知怎样对付。大家一起吃，就减省了不少的麻烦。慢慢地感觉到知青屋就象一个临时大家庭，刘玉萍、杜梅除了做饭，还常常“顺带”给我和陈刚洗些衣服、被盖之类。当然，打柴、挑水之类的体力活也理所当然地由我和陈刚承担。
　　 那时，国家对每个知青们下乡的第一年每月补贴六元人民币，十五公斤的定量口粮票，三两肉食供应票。那时他们三人都没有了供应粮，只能靠队里的分配过日子。自加入大家庭后，我的供应粮也就成了“集体”口粮。
　　 一天天刚麻麻亮，队长忽然光临寒舍，诚惶诚恐地讨要我那三两肉食供应票;因为队长老母亲七十九大寿了，疾病缠身卧床多年，眼见过不了几天了，老人半夜睡不着突然想吃点肉食，以满足人生最后宿愿。而村民们是没有肉食供应票的，除春节期间大胆者偷偷地私宰生猪，一饱口福外，平时基本上看不见肉食。出于同情还夹有点怜悯，我慷慨地捐出了肉食供应票，还附带捐赠了两元人民币。对于我的慷慨，在我始料未及之下，队长“卟嗵”一声就跪在了我面前，老眼泪溢、连声谢谢;我急忙连抓带拽拉起队长，目送他跚跚而去，不由双眼逐渐模糊……
　　
　　 （三）
　　 知青房里，刘玉萍年纪最大，下乡的日子也长，自然便成了“家长”。
　　 刘玉萍也很有“大姐”风范。将陈刚、杜梅和我当成小弟小妹，默默地尽着无微不致的关照。
　　 当时，每个知青和当地村民一样队里划给了三分自留地。陈刚、杜梅和我的自留地都送给村民们耕耘，刘玉萍的自留地却是她自己种了不少蔬菜，她用自留地里收获的蔬菜，做了几坛的咸菜，便成了我们无菜时的下饭料理。
　　 队里对知青们的劳动环境还是相对宽松的。一般情况下，除刘玉萍外，我和陈刚、杜梅几乎没参加过出早工。只有上、下午工跟着村民们后面，摸摸噌噌地瞎混，干多干少，村民们也不理会我们。队长常说：知青娃们，能干多少算多少吧。只要别出事，让你们在城里的爹妈担心。就行了。
　　 陈刚和杜梅是重庆下放来的。全公社三百多号知青中，重庆下放来的占了一大半。重庆知青喜欢结伴串门，陈刚和杜梅也时常不在家。从刘玉萍那里知道，陈刚和杜梅不但同是重庆大型军工企业的职工子弟，还是同学，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刘玉萍大我七岁。六八年小学没毕业，就被“动员”下乡来了。一天做晚饭时，刘玉萍边做边哼唱着当时知青中流传甚广的“知青之歌”：
　　
　　 蓝蓝的天空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
　　 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故乡
　　 啊……
　　 长虹般的大桥飞架南北
　　 横跨长江
　　 巍峨的钟山静静屹立在
　　 我的家乡
　　 告别了父母
　　 告别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
　　 未来的道路是多么曲折
　　 多么漫长
　　 光滑的足迹深浅在
　　 那僻静的异乡
　　 迎着太阳升
　　 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补地球
　　 是我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我的命运
　　 啊……
　　 用我们的双手染红了地球
　　 驰遍宇宙
　　 壮丽的明天
　　 我们相信一定会到来
　　
　　 那伤感的旋律，融和着她六年知青生涯的凄苦惆怅与渴望，回旋在空寂的山壑，撞击着心灵隐隐作痛。
　　 我对刘玉萍说：“刘姐，听你唱这歌，心里有种沉痛的伤愁感觉。”
　　 刘玉萍说：“这是知青中流传的手抄本歌曲，上面不让唱的。说是反动歌曲。”
　　 我说：“读书的时侯，看《人民日报》社论上，批判过这首歌。但不会唱。也沒听过。今天第一次听，觉得蛮好听的，怎么就成了反动歌曲呢？”
　　 刘玉萍说：“我也弄不懂。反正知青们都喜欢唱这首歌。听说写这首歌的作者已被判刑了，以后唱的时候要注意，别当作公社干部们唱。不然，会惹祸的。”
　　 吃饭时，我又问她：“刘姐，你下来都快七年了，怎么不想想办法，争取早点出去呢？”
　　 刘玉萍无奈地叹息说：“谁不想早日回去呢！我出身不好，父亲成分是地主，又没有背景。我与公社干部也套不上关系，所以，眼看着别人走了一批又一茬，想到自己不知还要等待多久，心里早就不是滋味了。”
　　 看着刘玉萍泪眼婆娑，我的心第一次感受到了凄婉的惆怅。
　　
　　 （四）
　　 有几天，杜梅一直无精打彩的，吃饭也总是反胃呕吐。刘玉萍问她：“怎么啦？”
　　 杜梅说：“大概是感冒了吧。心里老是觉得不对劲，不想吃东西，一吃就有恶心呕吐的感觉。”
　　 陈刚说：“都好几天了，让她去看一下，她也不去，挺急人的。”
　　 刘玉萍对陈刚说：“要不你去找大队的赤脚医生来给她看看。老这样下去不行，万一有什么毛病，拖久了会很麻烦。”
　　 陈刚答应了，说吃完饭就去。
　　 下午，陈刚带着赤脚医生回来。赤脚医生是位中年大婶，看了杜梅的情况，摸了一番脉后，便让陈刚和我出去，说有话要对杜梅和刘玉萍说。
　　 一会过后，赤脚医生离开了知青屋。我和陈刚回到杜梅房间，见杜梅眼泪长流，陈刚急忙问杜梅：“到底怎么了？大婶怎么说的？”
　　 杜梅怨气地答道：“都是你做的好事，这下把我害惨了吧。”
　　 陈刚一头雾水地说：“你倒是说清楚呢，到底怎么回事嘛。”
　　 刘玉萍说：“刚才大婶说，杜梅不是病，是怀孕了。”
　　 陈刚一惊：“啊。怀孕？哪可怎么办？”
　　 刘玉萍说：“当务之急，这事必须保密，千万不能传出去。一旦让公社知道了，你俩就完了。”
　　 陈刚说：“可是大婶已经知道了。”
　　 刘玉萍说：“大婶那里已给她说好了，帮你们保密。但你们得赶快想办法去做人流。”
　　 陈刚焦急地说：“那明天就卫生院做。”
　　 刘玉萍说：“你们还敢到公社卫生院去做？就不怕万一公社干部知道，你俩还活不活得成？”
　　 陈刚显然已经晕了，哭丧道：“哪该怎么办？”
　　 刘玉萍说：“你明天就带她去别的公社卫生院做，要快。千万别担误。”
　　 那时，知青怀孕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旦事情败露，带来的将是很多麻烦。第一，“表现败坏”的名誉是肯定的;第二，一旦“表现败坏”定下来，就将永远失去任何回城的机会。
　　
　　 刘玉萍安慰了杜梅几句后，问她：“你身上的钱够了吗？估计得要二、三十元。”
　　 杜梅说：“我现在还有十三、四元吧。”她转向问陈刚：“你那里还有多少？”
　　 陈刚掏出身上的所有零钱，数了数说：“只有七元八角二分。”
　　 刘玉萍从口袋摸出十二元钱，便问我还有没有，我掏出身上的十多元来，递给刘玉萍。刘玉萍接过了那张十元的票子，将零的退我说：“这里凑足了四十元，应该够了。零钱你收着。”
　　 第二天一早，陈刚便带杜梅去邻近的公社卫生院做人流。
　　 下午时，陈刚和杜梅疲惫地回来。说卫生院做人流必须要结婚证和公社证明，他们拿不出，央求了半天，卫生院也没给做。
　　 杜梅的眼晴早已泛起了红丝，显然一路哭了不少。陈刚也沮丧万分地说：“这该怎么办呢？”
　　 刘玉萍考虑后说：“得尽快做流产，时间长了更麻烦。我有个姨在县城妇幼保健院工作，明天，我带你们回城里去，找我姨想想办法。现在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