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颇的视角

摘要：解读书法大家杨凝式在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的生存方式和特殊的行为方式，破除那种以己度人的狭隘历史观。 虽然我很早就开始习字，也下过功夫，但因悟性不高，自觉至今尚不能登堂入室，也还是初级阶段，对一幅字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看到行家们把一幅自己看着不错的字说得天花乱坠，就有点懵。近来看到一些专家、学者评论五代书家杨凝式的字和人，觉得全不是那么回事，倒是有话要说，且有一种不说不快之感。
　　 我平常看字、帖、碑、文，全凭一种感觉，一种直通通的感觉，因此也常常凭直取舍、细读或略观。究其实，专家学者们对书家的评价，何尝不是凭感觉？
　　 钦定三希堂法帖中所收杨凝式的韭花帖、夏热帖，对前者，收藏者评曰：翩跹高迈；对后者，赵孟頫评曰：沉着而又潇洒；鲜于枢则曰：此帖绝无发风动气之处，尤可贵也；虽然赵孟頫自信地说，“自非深于书者，不能识也”，众人所有的评价不是凭感觉又从何来呢？
　　 直白地说，毛笔在古代是一种书写的工具，书写是一种自我表达和相互交流的方式，而不是谋生的途径，虽然书写得好与歹与谋生有着极大的关系。小时候学习字，读过私塾的小学老师常以字是人的脸之说来教育我们，以今推古，一个人字写得好歹、书写得美丑，书法是否赢得别人的美感和好感，全在于自己的心性品行、做人的标准和审美情趣，今人如此，古人大概也是如此。今人有硬笔可使，有电脑可用，书写工具可随便选择，书写自然方便。有些个地位者，更是有人代笔甚至代脑，自己只要有阅读能力，“阅、阅处”等字写得不太难看就行。书法，成为一种爱好，一种雅兴，当然，也有人当作一种对艺术的追求，这是师法古人的高雅之举。作为古人，则只能用毛笔，别无选择。因此，有品位的人自然就把书法当作一种艺术追求，把自己的脸打扮得好看些。至少初期会是这样，至少一些文化品位高、道德情操高的人会是这样。
　　 一般来说，什么的品行心性，追求什么样的艺术境界，什么样的风格，所谓字如其人，文如其人。追求艺术境界，其实也是追求做人处世的境界。黄庭坚老先生认为，只有人称杨风（疯）子的杨凝式，才得到了王羲之书风的真谛。“俗书只识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得书圣之精髓，这是何等宝贵的评价。既然如此，杨凝式书法中、精神里自然也蕴含了书圣书法的隽逸高洁。
　　 然而，隽逸高洁之士遇上个乱七八糟的时代，杨凝式上三代经历了大唐末世，三代皆官拜宰相，其父遭唐之乱，杨凝式一生经历了梁、唐、晋、汉、周五朝，“城头变幻大王旗”，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生活在这样的年代，任何人都回天乏力，隽逸高洁之士总有更多的无奈。杨凝式之父杨涉为“唐名家，世守礼法，而性特谨厚”，这样的老实人，实在不足以应付乱离之世，拜相确是不能忍受之重。拜相之日，对杨凝式说，我不能逃脱官场的网络，大祸将至，还会连累到你们啊！大唐灭亡，又成为梁的宰相，在位三年，只好以无所事事而躲避灾祸，求得善终。
　　 著名文学大师、历史学大师欧阳修老先生称这一时期为：“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闲人隐’之时歟”！老先生说这是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人伦大坏，天理泯灭，贤才高洁之士只好“穷居陋巷，委身草莽”，或者“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而出身三世为相之家的杨凝式，连这些沉沦的条件都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有文词，善笔札”，官宦家境又使他不得不入仕为官，他还能选择什么呢？他选择了装病，“常以心疾致仕”。但常常是退休之后又以更高的官位被召回，他不得不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逃避随时可能到来的灾祸。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杨凝式。
　　 史称杨凝式“有文词”，是说他有才，能认清世事；“善笔札”，是说他多艺，有赖以逃避的依托；苟于乱世，求得平安，他的才艺和隽逸高洁的气质帮助了他，成就了他，把他融汇成一个不同常人、脱离习俗的高逸之士。
　　 他向书法艺术寻找精神的慰藉，他选择了书圣书法的清雅高洁，书圣书法的简洁和洗练也有助于他从官场纷繁的纠葛中脱离出来，专心于书法艺术，书法艺术成为他的全部。他遨游山川江湖、佛寺道观，从自然的景色和宗教的幻境中汲取精神营养和艺术灵感，完全沉浸于艺术的世界之中，向着高峰不懈地攀登。酒酣耳热之际，别人家的白墙，在他眼中成了一张可任意纵横的白纸，一时创作的冲动大发，他仔细地打量着这张巨大白纸的容量，“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尽兴而作。此时，他的心思最为专注，他的意兴最为高昂，他的灵感最为飘荡，他的神采最为飞扬。可以相信，他此时所书一定是新的创作，非创作不足以使他发狂；他此时的创作一定是惊人之作，非惊人之作不会引来众人的注目和围观；没有众人的注目和围观，此举何以流传于世？
　　 有现代的评论者说他落拓，落拓者应该小心谨慎才是，何以会如此的狂放？是否人们以此称之为杨疯子？哪个大师和奇才不是异乎常人？没有泰山崩于前、麋鹿奔于后而不顾的神往，何来神奇妙笔、传世佳作？完全放开身心精神，使自己完全沉浸于艺术的境界，专注于所思所作，不是创作的最佳状态吗？魏晋风度，坦腹东床，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大师奇才们的任意之为。因此而陶冶出后来的杨疯子、张颠、米颠、徐狂，不是吗？
　　 杨凝式被视为杨疯子，后世人作悲天悯人之想，以为“他的心灵肯定受到很大伤害—--有谁乐意被人视为疯子呢？”其实未必，因为此说是持对平常人的评估标准，却不适用像杨凝式这样的奇才、奇人。不以常理度英雄，这一规则应是今人品评历史人物所必须。春秋无义战，五代无全臣，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特殊历史时期，朝代频繁更换，游戏规则更张，道德标准沦丧，苟活于世成为人生最重要的准则，人们的所有举止都是为了避免灾祸及身，杨凝式之父任唐末宰相时对儿子的告诫，想必使杨凝式终身难忘；当杨父任梁宰相时选择无所事事来避祸，这一处世方式想必也深深地触动着影响着杨凝式；当杨凝式常常以泡病号以自保，把精力转向书法艺术时，一定是朝廷中发生了杨凝式不愿看到、无法避开、难以处理的事情和状况，以其才智，想必把世道早已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一个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时代；他势必把身后事及影响都想得明明白白：他所有的选择和举止可能都会引起社会的非议；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选择，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选择，他还会在乎后来人们的眼光吗？退而言之，当一个人沉醉于艺术的浪漫中时，他还有心思去注意人们的反映吗？设若他对别人的评价太在意，为别人的嘴巴而活着，患得患失于周围的脸色，他还会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不能企及的艺术成就吗？
　　 史书中没有杨凝式政治上遭受波折的记载，只是简简单单地的一句“官至太子太保”。也许，撰写史书的欧阳修老先生并不赞成杨凝式的处世态度，他期望的乱世时出现更多的“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的忠臣义士，杨凝式显然不符合他要求的标准。但就杨凝式来说，他所采取的态度和方式，显然是发挥了作用，“官至太子太保”，也算是对其人品和艺术成就的一种承认和肯定。自然界不会只开一种颜色的花朵，人生不是一种活法，也不能是一种色彩，对历史人物或是对现代人物，不应该只有一种标准。像杨凝式这样的选择，至少说明他没有附炎趋势，他采取的是一种不合作不同流不合污的态度，“兼济天下”既需要个人的能力和自信，更是需要环境条件来成就的。不能“兼济天下”，能做到独善其身也不错，也是应该允许和肯定的。在白璧上引笔挥洒，冲击着芸芸众生的视觉，也冲击着世俗的判断标准和传统观念。
　　 何况，杨凝式并没有把自己超绝的书法、以自己的艺术优势用于谋私，保持着文人雅士的清雅和超脱。要做到这一点就不易。那个毁掉北宋王朝的一大祸害、书法大家蔡京，不就是靠着书法作品取悦于稀里糊涂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窃取宰相职位长达十六年之久，葬送了北宋王朝吗？这是以才艺谋官的典型，其结果是为祸国家、民族。明代书画大师董其昌，辞官回乡后不仅利用自己的名声地位搜罗书画古玩，还纵容家人疯狂地聚敛财富，听凭亲属横行乡里，激起民怨，其家乡竟然唤出了“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致使民怨沸腾成为民变，万余乡民一把火烧毁了董其昌为之得意的家园戏鸿堂。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独一无二的事例，不仅使董大师名望扫地，也留下了永远难以洗刷的耻辱。这是以才艺牟利的典型。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亦见惯了把才艺当作谋名的手段、谋财的工具、谋色的诱饵、谋官的阶梯这样的八卦新闻了吗？有了名便有财、便有色、便有官，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在古今都不乏这样的事例。较之杨凝式，不仅使人慨然。
　　 有趣且值得深思的是，现代人怎么还会拾起古人的牙慧，竟也认同了古人把杨凝式当疯子之说，竟以为杨凝式在白璧上引笔挥洒是落拓？如何评价古人，都是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基于自己的学识积累，基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后世人评价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也好，评价现代社会现象、现代人物也好，都应该把所要评价的对象，置于整个社会历史环境中，从人文关怀的角度，以辩证的方法，从历史的高度去看事，以开阔的眼光去看人，得出一个客观公正、令人信服的结论，才不至于误己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