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间★杂谈』语言功能之一瞥

语言的功能多多，真是不可言说，我的能力有限，只好来上一瞥。
　　
　　 研究语言的学者自然须臾不可离开语言，而且他们早在语言的海洋里翻滚了，有些主义的学者把语言看成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语言的功能，人就是会使用语言工具的动物。不会使用语言工具的人就直接显示为动物了。不特如此，语言对人还有泛修饰的功能，海洋大学的文学教授薛海燕说：“通过（语言的）修辞手段可以推迟人的动物本能的出场，如果没有修辞手段，你就只能限于本能”。语言简直成了人的衣服装饰和美的守护神。真妙！让人之思为之一醒啊！但是，语言的这种功能并不是简之又简单之又单的人能使用的了的。仅仅会喊会叫会吼并不行的，还得来点含蓄或文学式的！否则和野性的动物没多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也有语言，也会呼，喊，叫，吼。当然人凭它们的呼喊叫吼也能区别它们，因为狗叫与猫叫不同，虎吼与狮吼不同，鸡鸣与凤鸣不同，我们人如果只是使用简单的呼，叫，吼，喊等简单的语言我们也许还真象动物了！
　　
　　 如此来观，原始人与动物好像区别微微啊，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交往简单，劳作简单，情感简单，思想简单，社会也极简单，所以他们的语言就极简单，据说原始社会的人只会喊出极少的十几个字，他们还不算会使用语言工具的高级生命。那是天然而又天然的社会，自然而又自然的社会，他们没有文之又文的文学家，自然也没有思之又思的思想家啦。
　　
　　 由于社会的前进，发展，进步，一切就变得复杂了。劳作变得多了，交往变得频繁了，感情因各种碰幢也丰富起来啦，再象过去那样“啊”“啊”的喊是不行了，必须得来点文学式的啦！但是，那时既无文字也无著作家，所以没有留下语言的记载，那时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曾经生活过吗？他们曾经存在过吗？没有留下语言我们只好猜测了，有人甚至说那时的人就是猴子变的，既然原始人不会使用语言也无法和达尔文之流争辩，这才是万古疑案和憾事啊！由此看来。语言的功能多么重要！祖宗被判为猴子的变化都因不会说话和不会文学写作而含恨万年！幸亏中国人的祖宗留下了易经，易经是什么时候创作的呢，孔子判断说，作易者中古之人也。他老人家圆通的很，明明知道易经是已经绝大部分灭亡了的上一茬人类的文化遗产，只是在这一次人类被那几个人改动了一下，什么伏羲画八卦啊，什么文王演周易啊，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原创作者，但他老人家就是不这样说，免得被批判为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如果中古人是猴子刚刚变来的，怎么他们的文化连孔子这样的大圣人还研究不透呢？！圣人和一些智者以及最近的大学者南怀瑾先生都断定：易经是上一茬人类文明最后期创造的。上一次人类毁灭了，在中国只是留下了点易经以及河图、洛书和八卦之类的文化。但是，语言不能很好的提供证据。这些智者的论断就只能叫那些那样的人争鸣了。
　　
　　 语言的功能在这里又扩大了，语言是历史和存在的见证者，是历史的最高大法官！无怪乎人们把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语言是存在的家”当作非常了不起的名言！海德歌尔说的真妙,不愧是使用语言工具进行玩耍的顶级大师！是啊，没有语言，存在者就找不到家，没有语言就没有存在，你说你存在过，你说你是存在者，那么凭什么？你说话呀！你不说话，就要判决你为：非存在者！一种事物到底存在与否，在语言中寻找其证据，的确是一种可靠的做法。在有的方面(例如在档案学家那里找不到档案记录的人物和事物)我们之所以知道某物某人存在全赖语言之功能，某物某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与否并非绝对关键，只要知道他有语言留下就足以证明他存在过和继续存在着。例如：释迦牟尼佛不在世2500多年了，我们能知道他的语言，这就证明他存在过并且还以某种形式将永远存在下去；耶稣不在世也2000多年了，我们能知道他的很多语言，这就证明他曾经存在过并且还以某种形式将继续存在下去。语言即存在。释迦牟尼的语言就是释迦佛的存在，耶稣的语言就是耶稣基督的存在。我在即我言，我言故我在，如是而已，岂有它哉？在此，我奉劝某些有考证癖的以一些是似而非的根据否定释迦佛和耶稣存在的学者特别注意了：他们的语言就是他们历史上真有其人的最好的证据！真有意思的学者啊，好像没有重要的事要考证了，公然在大觉者们语言还在信徒颇多的情况下就否定他们的存在！说释迦和耶稣是人们编出来的，谁有那么大的超人智慧？！居然能编出响彻千秋万载而不息的觉者！咳！我对语言的功能的了解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现在好了，我既可以拿起语言的功能批判偏激邪悟的学者，也可以拿起语言的功能捍卫觉者的存在！
　　
　　 我们人能够拥有语言的功能应当感谢谁呢？是谁教会了我们人会使用如此高妙的工具呢？我们人是怎么学会语言的呢?据说当初神和上帝刚刚创造的人类只会极少极简单的几个字,所以还算不上语言。在中国古代，人会说人话是圣人们教会的；而在西方，希腊人会说人话是希腊诸神教会的；直到现在的西方人的语言是耶和华、摩西和耶稣教会的。如有人不服，你把《圣经》从西方文化语言中抹去试一试？没有《圣经》西方人的语言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凡人是无法自己有能力就能自动的创造文化和语言的。先知苏格拉底告诉人们说：人的语言来自神,语言尤其是名称最初是诸神教给人的。在柏拉图的对话集《克拉底鲁篇》中详细记录了苏格拉底探讨诸神是怎样教会人使用名称的。是东西方的圣人和神明教会了人会说道德、好坏、善恶、美丑、正邪、思维、存在、仁、义、礼、智、信、佛、道、神、天地、万物等等等等，如果把这些最基本的词语从人类的语言中抽出去，人类语言的大厦马上就会倒塌，人类语言的海洋马上就会干枯。天上一滴水，人间江河流；圣人一句话，人间万卷书。圣人说过的话，有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高深含义，被人们引用了几千年和无数次，常人说的话和写的文章，没有更高更深的含义，只是表面那一点点小意思，人们读过就没有生命了。在中国，人们说话和写文章是圣人们教化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圣人的语言是“群言之祖”，又说，圣人的文章是“文章奥府”；“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向周公和孔子学习，写文章就算找到老师了。而西方希腊人的语言和文化是诸神和荷马留下的语言教化的。那么也就是说，语言也好，文章也好，要想流传和有存在价值是不能偏离诸神和圣人的。然而我们现在的许多国人说话和写文章既不“征圣”也不“宗经”偏离了“恒久之至道”和“不刊之鸿教”，读起来似乎觉得很好，读完了其价值也完蛋了，说的和写的越来越多，可保留的价值越来越少。这是他们偏离圣人的必然结果啊；在西方也一样，他们离诸神和上帝越来越远，写作越多越快被抛入垃圾桶也越快。如此偏离下去，我们不如回到无言的时代去，现在实在是言者还不如不言的默默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