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屋：海南岛上的大寨

摘要：石屋是与山西大寨齐名的村子，周恩来总理高度称赞是“广东学大寨的好榜样”、“海南岛上的大寨”，有“北有大寨、南有石屋”的美誉。 8月15日，在海南省儋州市城区与任职省政府机关的朋友和一位画家吃完早餐，准备打道回海口。画家提议，去石屋转转吧，那是我们海南省油画学会的创作基地。
　　 我有许多油画学会的画家朋友，他们选择石屋作为创作基地，说明石屋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我好奇地问：“石屋是哪个朝代建造的？有着什么别致的风格？”他们听后一愣，惊讶地说：“你在海南生活了20多年，居然不知道石屋是儋州市那大镇的一个村？”我尴尬地摇摇头了：“不好意思，真的不清楚，太孤陋寡闻了。”
　　 朋友是儋州本地人，虽然已离开家乡多年，但对家乡的历史，依然了如指掌。他告诉我，石屋是与山西大寨齐名的村子，周恩来总理高度称赞是“广东学大寨的好榜样”、“海南岛上的大寨”，有“北有大寨、南有石屋”的美誉。他读小学时，学校曾组织他们到石屋参观学习过。
　　
　　 自力更生，铸就“孺子牛”精神
　　
　　 车向城区西北方向行驶4公里，便到了石屋村。进入村口，只见左边的村墙上挂着一块牌匾，右边立着一块“人民公社食堂”的牌子和一座雕塑。雕塑的上部那头抵头奋足的孺子牛，仿佛迸发着一种向上的力量。牌匾和底座上遒劲有力的“中国村官精神馆”7个大字及底座面村子方向的那首《牛赋》，为书法家左道所书。牌匾后面的村墙上，贴着“爱村、实干、厚农、奉献”八个大字。一堵青砖做的宣传墙上，左边是“五牛图”，右边是那大镇石屋村“五牛”发展目标：做大牛文章、弘扬牛精神、讲好年故事、发展牛产业、共享牛红利。
　　 我有些懵懂，石屋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咋又成了中国村官精神馆？
　　 朋友的解释，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石屋村党支部书记胡松、叶荣辉、张荣光3名党员和大队干部，也就是现在的村官，带领石屋人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开山造田、兴修水利、大种粮食。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相继开发荒山116座、填平110多个矿坑、修筑了49条田垅和1030条总长197公里的排灌渠道，建造了16座电灌站，全村耕地扩展到16000余亩，先后发展起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济，建起了大队运输队、粮食加工厂、淀粉加工厂、发电站……创造了集体“存款百万、存粮百万”的光辉业绩，写下了一时风靡全国的富裕神话。从1976年开始，石屋实行了年老社员由集体养老，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不用子女供养就可以安度晚年的制度。老人们除由大队免费供应口粮、食用油、猪肉以外，每人每月还发给10元零用钱。到1977年，社员分配收入平均每个劳动力达到636元，私人在银行的存款，平均每户800元。更重要的是，集体福利事业不断发展。大队的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完全中学，社员子女读书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全部免费；大队合作医疗站已经改成卫生所，实行公费医疗；各生产队的托儿所、幼儿园费用也全部由集体开支；大队还买了两部电影机，村民不用花钱看电影。由于有了雄厚的集体经济，社员住房由破旧的茅草房向集体居住的新房过度，建成了第一个由集体投资盖起的社会主义新村。50多户社员和一批下乡知青，搬进了规格统一的两层新瓦房。一般的五口之家，都分到了两房一厅和一间厨房，不用再为盖房子的问题操心，每年只需付基本的房租和电费即可。不久，大队又盖了两栋楼房宿舍，95%的社员搬进了楼房。全国中小学教材中，还有以石屋大队为内容的课文和数学应用题。
　　 石屋走上辉煌历史的顶峰后，成了当时海南乃至全国农业发展的一面旗帜。全国各地包括山西昔阳、大寨的干部乃至外国政要及其代表团，纷纷前来参观。少则一天几十人、上百人，多则一天上千人，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然而，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体制转变和管理不善等原因，石屋村沉寂了下来。直到2006年初，儋州市委确定石屋为新农村建设先行点，并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在石屋村创办了全国唯一旨在培育新农民、建设农村的石屋社区大学，石屋才重新焕发了生机。为重聚村民力量，儋州市委总结提炼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山河”的石屋精神，以此团结和鼓舞群众，推动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2016年，那大镇党委在儋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弘扬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石屋人“愚公移山”、“艰苦奋斗”和“勤俭办社”精神，发扬“爱村”、“实干”、“厚农”、“奉献”及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和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村官精神，进一步弘扬时代红色文化，深化“北有大寨、南有石屋”的辉煌，建设中国村官精神馆，将石屋村建设成基层党建示范村、中国村官培训教育基地及红色旅游美丽乡村。2016年4月28日，中国村官精神馆在石屋村揭牌，同时举办了中国村官基层党建与中国村官创业论坛、中国特色村庄颁奖仪式、中国村庄2016“孺子牛”村官颁奖仪式。石屋村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艰苦奋斗，换来新家园美景
　　
　　 走进石屋，只见整洁的水泥路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的分散农家，紧紧地连在一起。陆续盖起来的大队卫生所、招待所、老人活动中心、电影院，教学、办公大楼，至今仍宽敞明亮。这些房子，已经修缮为红色文化民宅，上面有一颗大红星，四颗小红星。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满是黄皮、荔枝、杨桃、木瓜等热带水果。我拍照的时候，还看见村民站在梯子上摘黄皮。村子中央，文化室、广播室、篮排球场、演出舞台、大宣传栏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在一棵双叉的百年老树旁的民宅两边，还挂着“海南省当代村官精神研究院”“中国村庄联村书局”两块牌子。
　　 石屋村的红色广场上，立着两根圆形图腾柱，雕塑着郭凤莲、胡松、申纪兰、吴仁宝、史来贺、常德盛、吕玉兰、毛丰美、王永幸、李金荣十大著名村官浮雕。左边的“中国村官精神馆”前，竖立着一面五星红旗。右上角是中国农村博物馆，辟有吴仁宝、毛丰美、史来贺等纪念馆。两馆集中展示了建国60多年来涌现出的史来贺、吴仁宝、胡松等20位在新农村建设中艰苦奋斗、勇于担当、敢为人先、锐意创新的功勋村官们的先进事迹。正面的“胡松纪念馆”两边和上方，分别贴着鲜红的“艰苦奋斗创业”“勤俭办社光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大字，后面是胡松小学。纪念馆里，存放着当时村民开垦种植的黑白图片和资料，以及被复制出来挂在墙上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海南日报》对石屋的报道。注视着那一件件凝聚血汗的实物，听讲解员讲述那一桩桩感人肺腑的事迹，透过泛黄的图片和资料，我仿佛看到了石屋人建设家园的峥嵘往昔。
　　 石屋，原名五角岭，曾有“有女不嫁五岭脚，山高田瘦地主恶，一年吃穿缺大半，终生居住茅寮角。”的民谣，形容其贫穷。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居住在简陋、低矮的茅草房里。下雨天，满屋滴漏；大风天，房梁摇晃；夏日闷热，冬天寒冷。住上用石头砌的房子－－石屋，是五角岭百姓的梦想与期待，石屋之名由此而来。
　　 1959年7、8月份，1945年入党，解放前曾担任党的通讯员，解放后先后任儋县洛南小乡副乡长、党委副书记、高级社主任、洛南大队长、洛南农场场长的胡松，回到家乡石屋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农场场长回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实际上是被贬。一直贯彻党的“实事求是”分针政策的胡松，因1958年“大跃进”各地放卫星提出亩产上万斤的生产指标时，说高产水稻田是“红旗稻白旗谷”，被关进学习班学习了一年半。“红旗稻白旗谷”是海南人比较形象的语言表达方法，意思是说水稻种着的时候冒进成高产的“红旗”，但到成为粮食的时候就下降成“白旗”了，填不饱老百姓的肚皮。
　　 那个时候，是石屋最困难的时期。全大队的石屋、富豪、冒坤、五岭、中间（现大坡新村）5个生产队，100多户1000多人，依赖着1200多亩的“望天田”养活，每人每天只有3两米。
　　 不久，一场特大旱灾光临石屋，全村人惶恐不安，纷纷准备逃荒。关键时刻，胡松挺身而出站了出来:“山村要活，村民要活，唯一的出路就是开发山区。逃荒是死路一条，要想不挨饿，就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他和大队干部与村民们一道，认真分析了石屋的情况，提出了开山造田、兴修水利、大种粮食，在全村建立水稻－－番薯－－木薯三道粮食防线，实现农田灌溉基本保障的目标。
　　 1959年10月3日，是令石屋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这一天，石屋大队召开了别开生面的誓师大会，全大队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胡松头戴草帽、手里拿着锄头站在村民中央，向全村人民发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一心、开发山区、建设石屋的号召。当天，胡松就带领由73人组成的生产突击队，开赴山区，进驻燕子潭。
　　 燕子潭是石屋人开发的第一座荒山。当时，满山是杂树、野藤，上山没有路，进山不见天。有些大榕树，两三个人抱不拢。由于事前没有做好思想工作，第一天大家的情绪很高，可到了第二天就纷纷退缩。
　　 针对这种情况，胡松和大队干部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愚公移山》，并用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鼓舞大家。五十多岁的老贫农郑金兰、女社员冯莲，带头打破妇女不砍山的旧习惯，和男社员一起，提着砍刀上了燕子潭。第二次上山，队伍人数增加到了130人。
　　 胡松上山不久，腿上长了一个大脓疮，严重的胃病又时常发作，浑身冒冷汗。痔疮发作疼得站不起来的时候，他就用藤条编了个吊椅，坐着砍树。
　　 在胡松的带领下，大家吃住在山上，每天劳动16个小时，砍山、清除巨石、平整土地，苦干了2个月，开发出燕子潭500多亩荒地，并种上了木薯，第二年就吃上了。到1962年，石屋开始有了余粮，还支援邻近挨饿的生产队。1963年，石屋开山造田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开荒造田6500多亩，全村耕种面积扩展到16000多亩。117座野兽出没、杂草丛生的荒山，除留下作为旧时代见证的石鼓岭，全部变成了胶园良田。
　　 在开山劈岭的同时，石屋又进行了一场劈山开渠、兴修水利、引水上山的战争。1963年，兴修水利会战在“凤翔岭”展开。
　　 起初，很多人都没有信心，害怕工程艰巨，甚至不相信水能上山。面对这种情况，大队干部再次组织村民学习愚公移山。“愚公敢移山，我们就能开山凿渠，116座山头都开发出来了，还怕一条渠开不成？”胡松耐心地动员大家。
　　 大家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了。经过10年的连续奋战，石屋人依靠手挖、肩挑、背驮，挖掘土方3万立方米，建筑了一条长91千米的引水渠、1030条总长197千米的灌溉线，同时兴建了16个电灌站。当松涛水库的水流入渠道，引上56个山头的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笑了，把这条灌溉渠称为“海南红旗渠”。接着，石屋人又把燕子潭44块高低不平的沼泽田，变成了18块平整连片的“小平原”，深山里响起了拖拉机机耕的轰鸣声。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山河”这股劲，胡松成了石屋人的精神领袖。
　　 山头平了，村民们种上了郁郁葱葱的胶林；水流到了，村民的禾秧绿油油的一片。1963年11月27日，《海南日报》刊发的长篇通讯《穷乡巨变－－记高举开发山区红旗的石屋大队》，报道了石屋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松带领群众将荒山变为富饶山乡的感人事迹。石屋村民靠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苦日子，变得家大业大。至1964年，石屋拥有集体财产120多万元，除了100多个热带作物园和水果园以外，还办起了烟胶厂、淀粉加工厂、发电厂、石灰窑，购买了一台拖拉机、一辆汽车，还有电动打谷机和碾米机。大队储粮量达到了100多万斤，存款也达到了100多万元。1964年5月，海南区党委作出了开展学习儋县石屋大队的决定。
　　 1964年底，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而在此时，祖国边陲的石屋人，已经靠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创造了“双百万”的成绩。这，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总理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胡松，说“石屋是广东学大寨的好榜样”，并称“北有大寨、南有石屋”。《南方日报》、《海南日报》的头版头条，被石屋的先进事迹占据；海南电视台采制的录音报道《海南岛上的大寨--访儋县石屋大队》，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祖国各地》专题节目广播，还被拍摄成新闻纪录片搬上银幕全国播放，成为全国农村学习的榜样；《人民日报》的社论，大篇幅引用石屋贫下中农说的话。小学课本里，有一篇《石屋大队换新装》的课文，描述石屋大队人战天斗地、敢将旧貌变新颜的情景。1969年，胡松受邀参加国庆观礼，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由于南北气候的差异，胡松只穿一件单薄的长袖衬衫，毛主席就把身上穿着的外套送给了他。他还两次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邀请，同座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