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索 隐 法”一 辩

摘要：“索隐”不应该成“法”，也不可能成“法”。至于冠“索隐法”以恶谥之嫌，此则更大可不必了。 大凡做学问者，谁也离不开“索隐”，若无“隐”可“索”，知、见俯拾，那还有什么学问可言？若有“隐”而不“索”、或不可能“索”，尊优处之，又何谓做学问？ “索隐”，追索隐晦之谓也。凡事物之成“法”，则为定局，或曰规范，或云恶谥。此大约以之为后者。
　　 “索隐”不应该成“法”，也不可能成“法”。至于冠“索隐法”以恶谥之嫌，此则更大可不必了。
　　 大凡做学问者，谁也离不开“索隐”，若无“隐”可“索”，知、见俯拾，那还有什么学问可言？若有“隐”而不“索”、或不可能“索”，尊优处之，又何谓做学问？此姑且不谈卡夫卡的《变形记》，也不论博尔赫斯的《圆形废墟》，单就中学教材的几篇文章说，比如高尔基的《海燕》，作者描写的是一幅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景象，仅此而已么？列宁十分推崇这篇散文诗，道理何在？就因为它具有非凡强烈的象征意义，是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俄国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形象写照，道出了十月革命前时代革命形势发展的历史必然。倘若作者仅仅对风云海上作了纯自然景观摹写，那末怎会得到这位革命导师的称许？毛泽东的《沁园春 . 雪》描绘了雄浑、壮阔的北国雪景，实则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博大胸怀和踌躇满志的心理写照。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乍看起来，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罪恶的揭露，而拭目省察，则不难发见，这里分明明灭着一个苦苦挣扎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最底层的悲惨的魂灵——即远不是金钱所能解释得了的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面旗帜鲁迅，以其精湛的文学造诣、深邃的先驱思想、革命者的壮怀激烈，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戴：民族魂。他的散文名篇《雪》，牵掣着多少研究者的心魄？南国的雪，北国的雪，究其何指？各见仁智。
　　 “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汉姆莱特”。这两个“一百个”，构成了文学批评的百花园，文学艺术的百花园，岂不美也哉？曹雪芹的《红楼梦》自不待言，而李商隐的《无题》诗等若不去“索隐”，又何得其真昧？
　　 胡适之先生关于“旧瓶新酒”之“索隐”，在他看来，中国人爱引用这一西洋古谚，一定是给翻译错了，并指出“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以羊皮装新酒，而不是用玻璃瓶的”之出处，说明这位大学者治学之严谨如斯并使读者了解该成语的源流本末或意义联系，何讥之有？
　　 举凡讳“索隐”者，在于怕酿之成“法”，此杞忧也！人的心理品质不同，思想方法各异，决不会有相同之“索”，真正的文学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也决不会有相同之“隐”。倘有效法“者，亦只能效颦，而难以摹心。东施之讥，不就是很好的说明么？
　　 “索隐法”忧除，则中国学术大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