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刚教育模式为何难以推广？

摘要：特级教师孙维刚创下了独一无二的教学成果，然他的教学模式也同样是独一无二，难以为后人所复制，所仿效！教育体制归根到底是社会大环境的产物，不改革社会的大环境，仅仅对教育模式进行局部性的修补，那么纵然有成功的先例，也难以系统化地推广！ 孙维刚何许人也？乃北京二十二中学的一名数学教师也。多年前曾阅览过孙先生撰写的专著。可以说，在中学教育领域，孙先生创下了“两个奇迹”，一是教学成果的奇迹：在这所教育资源和生源质量都堪称“垫底”的学校，所招收的学生也多是在其他学校所落选的“边角料”。但经其从初一入学到高三毕业的“六年一贯制”培养，最终高考平均分超过５５０，百分之百升入大学，百分之九十考入名牌高校，百分之五十五考入清华北大。更不用说在他班上诞生的“成批量”的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大奖得住了……二是教学方法上的奇迹。他多年来坚定不移地实行“三不”教学。即不搞“车轮战”，甚至连家庭作业也不留，让每个学生保证每天9小时睡眠时间；不搞“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把课堂当做一个思维碰撞的师生互动平台；不主张“分数第一”，而是以抓德育为先行，并充分地给予学生发挥其特长，扩展其业余爱好的空间……在应试教育之风盛行，现行的教育体制饱受诟病却又让人无可奈何的今天，孙先生的教学模式无疑是为教育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它似乎在昭示着当今的教育界：“应试”与“素质”似乎并非是不共戴天的对立体，而“高分”也似乎无需以‘低能“为代价，”快乐教学“与追求升学率也似乎是可以共存的……
　　 然而，在本人看来，这种看似“神奇“的“孙维刚模式”并不具备“可复制性”。其作为教育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而存在也就罢了，但终究只能是个特例。否则的话，孙维刚已经驾鹤西归了十多年，但为何始终未能诞生第二个，第三个孙维刚呢？或许这套模式跟孙先生本人是“珠联璧合”，可以在他手中被驾驭地“无懈可击”，但很难为其他的教育工作者所采纳，所推广。
　　 第一，孙维刚从1983年到2001年的三轮实验都是严格奉行“六年一贯制”，学生中途不参加中考。这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世人，其教学模式是一个需要以时间作成本的，具备连贯性的系统工程，未必短期内能“立竿见影”，必须从长远中观后效。而对于当今急功近利的家长们来说，倘若一时间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还会有几分耐心去观“后效”呢？而且，从他的学生“逃避”了中考来看，这本身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行考试制度的否定。可是其他的教师也能给学生首先搬走中考这个“拦路虎”吗？
　　 第二，孙先生的教学方针是：一开始先不急着灌输学科知识，而是以“训练发达的头脑”为切入点。头脑被盘活了，那么任何知识和技法的接受都是水到渠成，高考也就自然不在话下了。但想要达到如此的高屋建瓴该是何其难也！它在对教育工作者的知识储备上早已大大地超越了教育技法本身，更不是通过简单培训就能让所有人都掌握的。孙先生或许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好容易寻求到了开启他弟子智慧之门的“钥匙”，但每个学生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其他的教师都何以都去千方百计找到这把“钥匙”呢？
　　 第三，孙先生的学生近乎“零负担”，没有家庭作业，他甚至不鼓励学生进行课下预习和复习。然而如今谁能信得过这样的教师呢？他的教学实验是从1983年开始的，那个时候尽管高考压力也存在，但毕竟没有当代这么白热化，少留甚至不留作业倒也无妨。而中国向来有“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的传统，他弟子最终交出的漂亮的高考榜单，也使他“另辟蹊径”的教学法逐渐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同，不会再有什么非议。但在今天，试想你敢把你的子女送到这样的教师门下吗？你难道不会觉得他在“误人子弟”吗？你敢拿你子女的升学前途做赌注，去成全一个教师所推行的结局未卜的所谓“试验”吗？
　　 第四，假如我们退一万步说，全国七成的学校和教师终于艰难地践行了“孙维刚模式”，成功培养出一大批“高分高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全才”，但大学录取率难道就会“水涨船高”吗？一旦录取率不能随之增长，则带来的只有录取分数线的“水涨船高”，到时候怕是要诞生无数的“高分落榜生”了！可以想象的是，如果“高分落榜生”遍地开花，大面积地出现高考分数跟能进的大学不相符，教育的投入和产出严重失调的现象，彼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恐怕还是要回到原点，重新走老路的！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孙先生为推行他的教改试验，操劳过度，最终落得两种癌症缠身，付出了英年早逝的代价。如果所有的教师都像他那样“春蝉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话，那教师这个群体岂不是成了“高危职业”了？今后谁还敢去从事教育行业呢？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抛开功利的因素，至少我们能参考一下孙先生的“德育为先”的做法吧？没错，孙先生对德育的重视是公认的，甚至说过“宁可您的子女将来是笨蛋，也不能让他成为混蛋”。但是，无论他在主观上是否把德育放在首位，客观上起码他已经为他的弟子铺平了升学的坦途，而其他的教师也能像他那样游刃有余地掌握“德智两不误”的“平衡术”么？事实上，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丛林法则下，“笨蛋”多半比“混蛋”更加悲惨，因为“笨蛋”们的命运恰巧正是被那些强大的“混蛋”们所拿捏着！从这个角度来看，孙先生的说法不免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但正所谓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么，既然“孙维刚模式”既不能全盘转化，也不能部分借鉴，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既然这条充满艰难险阻的“捷径”走不通，那还不如安安心心地依照原有的“羊肠小道”走到底吧！自古以来，改革者鲜有善终。无论是北宋的王安石还是清朝的戊戌变法的推行者无不难逃身败名裂的命运。就连堪称改革成功的战国商鞅，到头来也被推进了自己给自己挖好的火坑里……孙先生算是一个“幸运的改革者”，他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其他人难道不怕被螃蟹反咬一口么？万一改革失败，谁能承担得起这“一将功成万古枯”的责任，乃至于死后还要背上千古骂名呢？
　　 不过，在“孙维刚模式”于现阶段尚不宜大面积推广的情况下，它的存在仍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给书斋里的学者们又提供了一值得大侃特侃的绝佳题材，为他们提供了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本来这年头，靠活人吃饭不如靠死人吃饭。君不见，生前食不果腹的曹雪芹，却凭借其【红楼梦】让多少当代的红学家们名利双收？当然，也不排除到某一天，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届时“孙维刚模式”真正被摆上台面得以挖掘，得以泓传。可是在现阶段，我只能无奈地仰天长叹一声：壮哉！伟大的孙维刚模式！愿您陪着您的主人一块在九泉之下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