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必须入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推翻旧社会，创建新中国，举世公认他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第一伟人。他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和诗词家于一身而写下的诗词，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超古迈今的无产阶级革命史诗。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尽管在北京的现代文学馆中密布现代文学家署名的大瓷瓶上，毛泽东也赫然在列，但是，从王瑶先生编写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稿》开始，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北大教授洪子诚和复旦教授陈思和各自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竟然都将毛泽东诗词排斥在外，岂非咄咄怪事！这能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客观实际吗？他们为什么如此不约而同地漠视毛泽东诗词？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唐弢先生曾就这个问题作过虽非直接却是最为明确的回答：“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不应该走回头路。所以现代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放在里面作一个部分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按照唐先生的逻辑推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形式既然属于“旧体诗”（中国传统格律诗）范畴而不属于“五四”以来由胡适《尝试集》开创的“新诗”（现代白话自由诗）范畴，自然也必须把它排除在“现代文学史”讲评之外，更谈不到给以高度评价和历史地位，否则就不符合“五四精神”，而在“走回头路”了。这种毫不顾及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文学史观，完全落后于当今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能站得住脚吗？为了能使毛泽东诗词正大光明地入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获得应有的历史地位，非得将以唐先生为代表的反对入编者的纲领性说法辨清驳透不可。
　　 首先，试问何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名不正则言不顺嘛。顾名思义，“现（当）代”是与“古代”、“近代”相对而言的完全中性化的表示时期的概念，因此，凡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重要史实，就都应该列入“现（当）代文学史”的评述范围。但是，数十年来这类文学史著作一直以“新、旧文学”的截然对立为前提进行评述，实际将“现代文学史”变成了“新文学史”；有的学者为了避免名不副实的批评，干脆就叫“新文学史”，比如刘绶松教授所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就是如此。问题在于，“新”是与“旧”相对而言的一个完全褒义的表示性质的概念，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与“现（当）代”这个不具褒贬倾向的时期概念内涵全异，不容混淆。其实，“现（当）代文学史”乃是“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的延续和发展，确切定名之后，只需突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体地位，再实事求是地评述以毛泽东诗词为代表的“旧体诗”（还有以金镛为代表的现代通俗小说以及传统戏曲）的新成就，就能全面地显示出新旧文学在现当代取长补短、相互渗透、与时俱进、汹涌向前而取得整体繁荣的复杂交错、推陈出新的历史事实和宏伟气象。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家又何乐而不为！
　　 其次，何谓“走回头路”？这当然是在喻指走历史倒退的路。如果现今有谁“提倡写旧体诗”而去压制、排斥“五四”时期产生的新体白话诗，那的确是“走回头路”。关键在于，这仅止是一个无的放矢的假想敌。爱写“旧体诗”的毛泽东曾公开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致臧克家等》）话说得再明白没有了。但是，对于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党的方针是“百花齐放”，允许自由发展，有人选择“旧体诗”形式表达他在新时代中的新思想、新感情，则是他应有的权利，谁也无权阻止，更不能给他戴上“走回头路”的帽子。何况唐先生谈的是“旧体诗”入编现代文学史的问题，怎么“入编”文学史就成了“提倡”“旧体诗”了呢？“入编”是在尊重历史事实，进行客观评价；“提倡”是在鼓励大家都写，进行主观揄扬。这是两个内涵不同、角度全异的问题，岂能偷换概念，混为一谈！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必须辨清的问题：何谓“五四精神”？因为唐先生就是打着坚守“五四精神”的旗号而反对包括毛泽东诗词在内的“旧体诗”入编“现代文学史”的。其实，毛泽东早就指明：“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命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五四运动》）所谓“五四精神”，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精神。这种精神确实是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思想精髓，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现当代旧体诗家们，不仅坚持“反帝反封建”，而且早已更进一步歌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业了。至于“五四”时期的“文体革命”，否定旧体诗，提倡白话诗，则是对诗歌形式的“改良”或“革新”，并非是“五四精神”的主体。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了反抗“旧文学”对“新文学”的猛烈压制，而将“旧文学”（包括旧体诗）作为与“新文学”（包括白诗新诗）绝对对立的腐朽、反动的封建文化一概抹杀，彻底打倒。从当时提倡新文化的历史角度看，他们那些激烈反抗旧文学统治地位而喷发的激进言论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的，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推进，越来越显露出他们当时就已存在的“矫枉过正”（胡适语）的时代局限和负面效应。“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时至今日，党所倡导的“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流派可以自由争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双百方针”已经风行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评语）的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于神州大地，谁还要固守胡、陈等人当年那些迹近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言论，唾弃中国几千年的汉语文化，排斥一切旧体式文学（旧体诗、通俗小说、传统戏曲），已经得不到党和人民乃至有些现当代文学家和文学史家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再这样做下去，既不尊重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适应当今文学必须要在自由开放而非独断压制的文化环境中长足发展的时代需要，更不符合文学多元可使文学创作在相互矛盾、对立、制约与渗透中不断推进、取得硕果的文学规律。
　　 毛泽东本人就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其后他不仅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用他的诗词作品匡正胡适先生以为凡是用白话文写的自由体诗就是新诗的偏颇。因为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决定形式。谁能说毛泽东个人选择“旧体诗”形式来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征程，是违背了“五四精神”，就是在“走回头路”？我们不能因为“五四”时期“旧文学”对“新文学”的压制，而否认今天的“旧文学”争取自己文学史地位的合理性。已经到了必须将毛泽东诗词入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时候了！
　　 值得欣慰的是，要求将毛泽东诗词入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高校内编的现当代文学史已经这样做了。特别令人兴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1日正式出版了郭志刚等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下），书中第十三章的标目就是“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诗词”。毛泽东诗词终于登上现当代文学的殿堂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这是时代选择的必然。可以预言，随着坚冰的打破，研究的深入，此类文学史专著必将接踵而至，而且有望给毛泽东诗词以前所未有的足够评价和越来越高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