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脚诗魂

寨脚的山并不高，仅仅海拔几百米，甚而可能还没有，可是绵亘迢遥，横卧于皖南吴越古矿冶遗址的一派苍茫中。因为季节的缘故，山的色彩丰富斑斓，层次分明，叶绿花红，黄鸡啄黍。风一定是有的，而且我以为是一块一块的，呈固体状，向我们的诗人胸口撞击过来。诗人当然是在酒后，要不就不叫酒肆逃名四十春的诗仙了。
　　 诗人是有抱负的，按照他的诗文自述，读过很多的经史子集，还学过剑术。在现有的资料中，对于诗人是否在安邦定国的学问上下过功夫，我们很难做出确切的认定。可是诗人很自负，以为自己不是凡鸟，他很早就把自己比作大鹏，一种特别巨大凶猛，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自然是有远大志向，也许也会有所作为的。可是，事实上他一直没能够夙愿得偿。终于在这一年上，他来了个机会。远在京城的皇上下诏书，要他进京面圣。传说这个诏书能够下来的背景有二，一个是很赏识他的女人，也就是他的粉丝吧，在皇帝那儿说了他的好话；还有一个是很有些名头的道士推荐。学术界为此争论有些年了，可是两种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也许事情本来很简单，两人都起了作用，也或者皇上那几日没有更有意义的工作要做，一时兴起，想看看诗人到底如何了得。不管是什么原因，还是谁起了作用，诗人此刻的心情是畅快的。
　　 诗人崇拜姜子牙，渴望自己也能够像姜子牙一样，平步青云，大济苍生，挽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名垂史册，光宗耀祖。是以多年来，他一直奔走豪门，干谒权贵，一方面自命不凡，一方面也不得不写些歌功颂德的马屁文章。可是，收效甚微。故而，他气馁过很长时间。他的青春韶华在一天天地流逝，他的婚姻生活也是挫折多舛。以致于他不得不与人苟合。我注意过关于诗人个人生活的记载，诗人是有过几个女人的，可是迄今只有第一次是合法婚姻，而后两次都是“合”。古人在宗法礼仪上，是非常注意措辞的，一个“合”字，泄露了很多东西。不仅是夫妻之间的法律关系，也牵涉到两人的感情状况，以及彼此的立场。
　　 那是在唐玄宗登基后的天宝元年，诗人已经四旬开外。可以想象，在过去科学技术尤其是医疗水平，并不发达尖端的时日，诗人只有一个“合”女人，而且也已经离开了他，他当时只有两个尚幼的孩子。我完全有理由判断，诗人已经越过了自己的最黄金时段。只是，诗人心不死，志常在。接到诏书以后，诗人回到儿女身边。他原本一直流浪在外，眼看就要“西入秦”，流浪到更远处了。这时候，他想起自己的一双儿女需要安排。我还注意到，诗人在寨脚的豪言壮语里，也隐藏着他的人生际遇。他所以到南陵，是为和儿女话别，而他狂放地自比汉代的朱买臣，也是引用一个关于夫妻之间，覆水难收的典故。那么，他是一定常常不在儿女身边的，他的婚姻生活也早已一团糟，甚至受过很多委屈。这一年的秋天，他好像长长地出了口气。使他如此好心情的唯一原因，是那个一纸诏书。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诗是这样的：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曾经立志“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郁郁而不得志。当权者，甚至时至今日的后辈如我，都一直以为李白是一个空谈家，说得好听一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终于在四十二岁的时候，他得到入京面圣的诏书。他满以为机会来了。
　　 其实，李白一直是幼稚的，在政治上，他始终没有成熟。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仍然没有丝毫改变。他附随永王，以为可以大展宏图，结果，他再一次被“忽悠”了。当然，这仅仅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我想说的，也仅仅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在南陵别儿女之入京。已经不止我一个人说李白轻狂了。李白见到诏书的感觉，我以为就像后来的范进中举。尽管诗是好诗，酒也是好酒，正如他自己说的但愿长醉不愿醒。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儿，关键在于我们过去的文化人为何中毒之深呀！更关键在于，站在寥廓秋风里的柳拂桥，今年也是四十有二。因而，我对四十二岁的诗人此时此刻的心境，一度想有个准确的把握。
　　 关于李白的研究在历史上是欠缺的，可是民间不买政府的帐。我们的百姓更喜欢李白的自由浪漫。这就造成一种局面。关于李白官方的资料，远远不够，与杜甫没有办法抗衡。而就人气来说，杜甫又一直难望其项背。过了好长时间，我似乎明白，官方推崇和保留、提倡的，当然是他们的政治需要。而民间，可以肯定一点，在民间的理想愿望，不能圆满达成的时候，他们迫切需要一个代言人，需要一种情感的释放。“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李杜的时代，如果说李白是一个超级大腕，那么杜甫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一线角色。这从他们的交往可以发现。杜甫写过许多关于李白的诗歌，如“白也诗无敌”、“吾意独怜才”之类，李白却没有怎么把杜甫当一回事，而是特别地“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也许诗人想剑走偏锋，他于是选择了终南捷径。机会，终于在四十二岁的时候，来了。初来时，悄无声息。否则，彼时彼刻的寨脚，秋天，还是那么静默呢。唯有一个诗人狂呼大叫：“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声音是凄厉的，有点歇斯底里的味道。近1300年后，一个南陵人，也是在周遭的秋风里，独立旷野。这是两个孤独的灵魂，面对遥遥的时空之巨，作一次精神的对话。我不知道诗人的精魂尚在否？我只知道，我需要这种对话。我已经厌倦于蝇营狗苟，我还是不肯放弃，乃至对自己的期望。也许诗人以为，他要改造的，是凡夫俗子无法理解的，他心忧黎元，他羡煞“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而我，只是寂寞在深秋里。我只是我呀，一个读着你的诗歌长大，并最终步入文学殿堂的后来人。
　　 寨脚在寨山，为何一直称之为寨脚，可能是民间的习惯说法，也许就是寨山之山脚的缘故。寨山在何湾镇，何湾是南陵的一个西北边陲之地。可是并不必然贫穷落后，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里很是风光过。而南陵确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准确点说，在东汉末年三国之际，在盛唐时期，南陵是颇有些名气的。说到汉末和三国，南陵是东吴孙策、孙权兄弟的地盘，而且周瑜还是首任春谷长。其实，那时候，春谷是很大的一块地，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南陵，还包括南陵以外的好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周瑜的春谷长，管的不仅仅是现在行政区划的南陵。南陵在历史上，甚至延伸到过池州的一些地方。而在盛唐的时候，也就是在李白的年代，春谷已经更名为南陵了。南陵是否侨县，从北方而来，诗人歌咏的南陵是否必然是我们现在的安徽南陵，在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的情况下，不说也罢。可是，我是确确地站在安徽之南陵，在没有定论之前，我们还是姑且认定，我们的南陵就是诗中的南陵吧。如果有一天，这个南陵居然不是李白的南陵，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像原谅苏轼一样，也来一个文武赤壁好了。我的站在寨脚，原本是为诗人而来，既然诗人已经走了，我又岂在意寨脚之地乎！
　　 我肯定不是来考古的，也没有考古的资质和能力。可是，我愿意面对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心灵寂寞的流浪儿。说李白是一个传奇，相信很多人不会和我抬杠。李白的身世一直有许多谜团。比如，李白的出生之地，李白的血统，为何会精研外文，对宗法礼仪的蔑视，以及几次三番甘愿入赘的身份，包括他的儿女的取名，都有很多非汉族的痕迹。李白的性情、做人做事的风格，有许多迥异于常人的地方。出生的时候，说是其母梦见太白金星下凡；临终时，非但如大鹏之折翼，也是把酒临风，捞月升天。他虽然挂过一个翰林供奉的闲职，可是唐书并没有在意，有些记载也大都语焉不详，真正算得为诗人而列传的唯有晚唐小杜。于是，关于李白的资料大都是民间的、传闻的，甚至十丧其九。所以有个学者在比方李白的时候，说他像是西域的琥珀美酒，浓烈、奇异，使人沉醉。
　　 李白的人生充满戏剧化。他的“仗剑去国”，四处游历，其屐痕处处，也是遍及祖国的高山大河，塞北江南。在安徽，他留下无数绝美的诗篇。我们对其诗歌整体的风格也很难简单概括。而《南陵别儿童入京》，是比较著名却又颇引起争议的一首。第一次读这首诗，是在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著作中。后来在《人民文学》上读《南陵秋晓》。在历史小说中，我们初初感悟了李白那颗驿动而欣喜的心魂。
　　 我猜想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一定刚刚喝过酒，而且兴奋劲还没有过去。可是，他并没有喝多，因为喝多的时候，他往往说，“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他在心理上，已经作了当官的准备，他提醒自己不可多喝。可是，狂喜之情和自命不凡的本性，又促使他需要宣泄，于是，他写了这首诗。在这首诗里，李白有很多自我否定的东西。他渴望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以为自己辛辛苦苦的多年努力，终于可以像这个季节一样，已经成熟，可以开花结果有收获了。首先他对自己的“愚妇”不满意，在自己落魄的时候，她一定没有给过好脸色，说不定还骂过诗人是吃软饭的，李白于是拿一个汉朝的官吏来自比。他起码认为，自己仰天大笑以后，可以做官了。你这个家庭妇女此后不可以小看我。李白不仅仅对愚妇不满，对自己的以前表现，也同样流露出不满。他认为以前的生活，是一种受埋没的蓬蒿人生活。“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如果李白曾经留名的话，也是以饮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位极人臣的贤者留名的，他对此当然也不满意。
　　 也许诏书下得很含糊，也许是诗人高兴得过了头。李白在这首政治抒情诗里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当不错的。他以战国纵横家自比，满以为可以大展身手。“游说万乘苦不早”一句，泄露了他对此次长安之行充满希望。也正是因为希望所系，他要“仰天大笑出门去”！
　　 李白文学上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从目前李白研究界来看，他的诗歌、文章，一致得到认可，就连两首存疑的唐词《菩萨蛮》、《忆秦娥》，至今无法否定不是李白的作品。故而，对李白的浪漫主义文学地位，从来没有质疑，也一直流韵传唱，及至妇孺皆知。我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如果有不知道李白的，那还叫读书人，乃至还是中国人么！李白已经成为唐诗、文学的代名词。
　　 问题也就在这。唐代因为科举制度，可以诗歌博得功名。诗歌得以空前繁荣。这是诗人们，也是文人们最幸福、最受尊重的朝代之一。开元盛世、盛唐气象、盛唐之音，都是说的诗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鲁迅都说诗歌在唐代已经被写完了，宋人没得写，才开始填词。柳三变奉旨填词的故事，被三言两拍之类的小说演绎以后，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
　　 李白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他以为政治也像诗歌一样，可以由他信手拈来，吞吐自如。他错误地以为凭借他的诗人盛名，就可以在政治与权术之间游刃有余，就像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术，在瞬间解决很多问题，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他的致命弱点，就是将诗歌等同于政治。以为他那么信口开河，起承转合一下，就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他以为他是谁，就会成为谁。李白被“赐金还山”以后，他非但没有觉悟，还一直以为自己还有机会。甚至对自己在长安城里的那段经历还时不时地提起，以为荣耀。以此观之，他至死也没有觉悟。
　　 事实上，又岂仅李白个人。翻开我们一册册业已泛黄的线装书，哪一个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读书人，不是自以为怀抱利器，要奇货可居，卖于帝王家的呢！按照美国人本主义思想家马斯洛的“人是商品”理论，我们的读书人千百年来，一直在期待着一次次成功的交易。而那些纷至沓来的帝王之家，是也盼望着物超所值的。历史上，有无数次这样类似的卖身、卖文、卖思想的成与不成的交易。在一个“卖”字上，充分体现出佛家所谓的“众生平等”来。
　　 李白的诗歌是浪漫的，他本人也非常浪漫。他是把自己的一生也艺术化、诗歌化了。能够深入李白骨子里的，是他的诗歌，但绝不是他的光彩照人的绝句，而是他的长篇歌行和乐府之类。在那里，我们能够深刻感悟一个诗歌的精魂。“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是诗人送给日本友人的，我拿它来还送给诗人。
　　 公元2007年的秋冬之际，寨脚之野，山风猎猎，万木萧疏，我在安徽南陵遥想诗人，不知诗人感应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