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的少年

摘要：杂感 每天中午去食堂的时候，会经过一个屋角，而到时必定会见到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几乎每天都在屋角——真正的角落，他的身后就是围墙，他已经是退无可退了，否则他大约是想躲到围墙的那边去，无奈不是土行孙，不会土遁。
　　 那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孩子，因为我能看到他唇上的绒毛和虚胖的身形，怎么说都能是初中生了吧。他始终垂着头，不时地吃吃笑着，精力特别地集中，俨然沉浸在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他就是那个世界的子民。
　　 他在玩手机。我去的时候他在玩，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是在玩，那个与他毗连的房子有可能是他的家，也有可能不是，门始终锁着。
　　 我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但我却连这个基本的命题都难以决断，说不是他的家，他为什么老是呆在这个地方，说是他的家，他为什么不进去呢？
　　 而且，门为什么是锁着？
　　 这确实是个问题，好在只是在我遇到他的时候才会想到，一旦离开，这样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谁有那个闲心操他的心呢？
　　 只是我们偶尔会闲谈，闲谈的结果无非是目前比较具有话题性的内容：手机网络的影响，留守青少年的生活，人对于爱好乃至于欲望的接纳与排斥。
　　 首先是这个孩子身份的界定。我们吃饭的时候自然是中午，远处学校里一个劲儿地吹着萨克斯，招呼着中学生、小学生回家，路上也能见到骑车的或者步走的学生。这儿是集镇，小学、初中、高中都有，所以放学时学生还是不少的。这个少年是初中生的可能性最大。他有可能是最后一节课没有上就回来的，也可能就习惯性的逃学也说不定，当然最大的可能是他放学时是飞快地回家的。然后就开始找手机，也有可能自己的口袋里就带着手机——这很正常，然后就躲在这个地方玩手机，玩到兴处，几近忘我，故而不时地吃吃。
　　 那么他的家人呢？如果这个房子是他的家，而他的家人就在家里的话，那么门不会锁着，因为这时候是放学的时间。如果这儿不是他的家，而他的家长在家的话，这时候会喊孩子回家吃饭，会督促孩子下午的学习的。这样一来，无论这间屋子是不是他家的房子，他的父母不在的可能性最大，他的身份最大的可能是所谓的留守儿童。
　　 唯一一种例外就是，他的父母并非外出，但是几乎不管孩子，以“天要下雨”为宗旨，让孩子由着性子来。这种可能性虽然不大（我也不大愿意往这方面去想），但是，不远处的棋牌室即便是在吃饭的时候依然人声鼎沸，似乎提醒着我这种可能的真实存在。
　　 还是权当他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吧。
　　 留守儿童是近年来一个让人——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听得起老茧的名词。与我们直接关联的事情是每学期总要有那么三五次的检查，事先要准备大量的材料和分门别类的装帧精致的档案盒，然后象征性地让孩子与远方的父母打一两次所谓的亲情电话，老师在边上忙不迭地记录下来，表示事情的真实。此外，在原本拥挤的教室门口再挂上诸如“留守儿童之家”，“亲情话吧”“留守儿童活动室”之类的牌子，隔三差五地让留守儿童到那里面去玩，上面遇到什么节假日的会送些捐款和物品什么的，来几个稍微大一点的领导给孩子们摸摸头、拍拍背表示一下亲昵等等。一年当中，总是有那么几天，留守儿童的地位是尊崇的，以至于不是留守儿童的孩子都有些不平衡，嘴蹶得老高，恨不得回家就把爹妈赶走为快。
　　 像刚过门的小媳妇，只是刚过门那几天是很风光的，几天之后，还是得上厅堂、下厨房。留守儿童只是一个间歇性的概念，更多的时候是存在于上级的检查的时候、各种节日的时候，平常就只能从神坛上走下来，一如其他的孩子，只是比其他的孩子多了许多的自由，像这个墙角的孩子，可以如此酣畅淋漓地玩着手机。
　　 我发出类似的感概并非是想指责我们的学校，相反倒是格外为我们学校叫屈，学校的天职是教书育人，应该就这么一件事。可是我们的学校现在什么事情都得被动地包揽，学生溺水，学校的老师到处举个牌子找有水的地方插着，以示警戒；学生遭遇车祸，教师得护送；此外老师每天还得给学生晨检、午检等等，一个老师的工作记录堆在面前有半人高，其中一半与教书没有多少关系——至少没有明显的关系。当然，你偏要说事事都是教育，那我也不抬杠，可是按照你的思路延伸，正因为事事都是教育，所以所有的机构都得参与教育啊，那些部门干什么去呢？学校多做一些工作没什么，教师多点任务也没什么，但是这样的事情存在说明了我们潜意识里还是看轻了教育，不知道教书比天大。教书育人这么一件事学校能做好就不错了，管理者如此地看重学校的职能实际上还是在看轻教育，真正地看重教育就是别搀和，让他们安安心心地好好教一本书，这就够了！
　　 民国初年，教育部想统一教材，冯友兰执笔上书教育部，论及统一教材的不妥，罗列了四条，其中一条就是说教授上课怎么能听从教育部官员的安排呢？莫非一个教授倒不如教育部的官吏。真是好气魄，搁在现在，再说同样的话，多半会以为说话的人是个傻子吧！那样的环境下，教授的自由度是很高的，待遇也挺好，鲁迅在教育部里呆着还是得兼课，因为只有那样，他才好养活一大家子，还在北京买了房。按照张鸣教授的说法是，当时当个教授，每天请人下馆子都不成问题，你现在试试，你老婆不扒你的皮才怪！
　　 说中国教育最好的时期是那个时候可能有点过，但是，作为后来人应该从中汲取点什么。历史毕竟不只是谈资，而是为了让后人少走弯路，活得更好。我们如此重视学校，实际上是变相地在轻视教学。
　　 扯远了一些，再回来。
　　 留守儿童是经济发展的不均导致的一种自然现象或者叫社会问题，说是自然现象，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群体好像是瓜熟蒂落似的。外地挣钱容易，只能出门，外地上学难，只能把孩子丢家里，于是留守儿童诞生。说是社会现象，是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单一的个案，而是四面开花的，怎么解决，只能交给家长，交给社会来消化，学校很多时候爱莫能助抑或是只能象征地抚慰一下而已。
　　 这些缺少监管的孩子迅速地成为一个另类，他们的父母为了弥补不能在孩子身边的愧疚，在少有的几天相聚了纵容着他们，在不在的漫长日子里，用经济填充着他们亲情的不足。而在爷爷奶奶跟前，原本就是隔代亲，自然更加放肆，到了学校，教师也多半不愿意有着太大幅度的教育动作（一般的孩子教育时都三思后行，何况留守儿童），他们畅游在自由主义的天空下，尽情地娱乐着自己，也是在娱乐着豆蔻年华。
　　 现在的问题是，当智能手机遇到留守儿童的时候，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
　　 手机原本就是接打电话图个方便，忽然一夜之间，智能手机遍地开花，给手机来了个彻底革命，什么玩意都有，游戏、聊天、电子书，微博……俨然成了一台小电脑。于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悄然改变，多半成了低头一族，眼睛随便一瞟，十个人当中，至少有一半人在摆弄手机，而如果是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如地铁、公交、火车站，这个比例将近百分之八十，如果以年轻人为分母记数的话，这个比例有可能是百分之百。
　　 这一代人已经完全为手机所绑架。
　　 “手机控、屏奴、拇指族……”都是对这种情形的别样说法。相关的报道也见过不少，比如某个女孩在火车站边上玩手机的时候掉下月台怎样怎样的，某个男生过马路时看手机被车撞掉的等等，这点我信，而且我还相信这样的事例会越来越多。夜路走多了自然会遇见鬼的，都在低着头走路，不出事才是不正常的。
　　 这只是在安全方面说事，更主要的是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前几年，封网吧、戒网瘾风生水起，可不过只是让智能手机轻轻地伸出一个拇指，就一击成灰了。
　　 像眼前的这个孩子，你能让他戒除网瘾吗？除非某天，他能幡然醒悟。
　　 可这有多难，别说是孩子，大人呢？
　　 现状是你在玩手机，我也在玩手机，全民都在玩手机。我曾想这个季节要是三五个人围炉而坐，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一熟人立马回复：不许带手机！很有针对性的。相对而言，成年人的唯一优势是自控能力稍微好一点。比如哪个领导上班期间看色情电影，遇到人他知道把电脑搬着就跑，而不会呆立不动，再有就是，坐在主席台的时候，他依然能够一本正经，顺便要求别人也不许玩手机——掩饰的好点罢了。
　　 现在人面对着现代技术真的有些无所适从，现代技术的确给人提供了太多的便利，也着实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排解了我们的闲暇无聊，可是，同时也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冷漠了相互的感情，吞噬着我们工作、学习的热情，并最终让我们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依赖。现代科技不是魔鬼，但却需要我们以足够的意志力才能战胜他们并且为我们所用。
　　 我有时会相当的消极，甚至会有一种宿命的判断。比如我们这拨人很多在年轻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地沾染上了抽烟、喝酒的习惯，并难以根除，身体也遭受着相应的报应，心理上也受到公众的隐形排斥，看到现代的孩子很多已经远离烟酒了，我们会由衷的高兴：这会健康多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在他们长大的今天，他们面临的却是更大的诱惑，比如网络、比如手机，比如脑残般的伪文化，还有那些没有丝毫公德意识的所谓明星达人和乱七八糟的环境与食品问题等等，我们没法走进孩子们的内心，我们时常会疑惑：他们幸福吗？我一点都不自信。
　　 怎么办？这些都是后话，眼前的情形呢？
　　
　　 眼前还是老样子，我会有意无意地间隔一小会儿摸一下手机，会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翻着手机，上班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显眼的位置，然后带着手机吃饭，还要遇到那个胖胖的少年以及那幢紧缩大门的房子。少年还在屋角，我只能看到他吹到手机界面上的几缕头发，搁一小会儿，那孩子会觉得头发碍事，潇洒地往后一甩头，继续着自己的伟业，边上的棋牌室里笑声不断，粗话连篇……
　　 是时，远处青山如黛，近处溪水潺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