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竹女儿诔

一、银铃
　　 我一直想写一些关于我姐的文字。但很多年过去了，我都没敢轻易动笔，这不光是担心写不好而损害了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主要的是——每当我想写她的时候，悲怆的情绪就会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至，将我整个淹没了……
　　 姐姐比我大不到两岁。童年的姐姐爱笑爱唱。她的个子显得略胖，圆圆的脸蛋，浅浅的酒窝，天生一副好嗓子，笑起来、唱起来就像银铃在脆响。
　　 那时我是她的对头。我喜欢看书，需要安静，所以相当反感她的声音。她在家里自己练唱歌，还学着颤音、滑音什么的，让我浑身的肌肤起鸡皮疙瘩，我就大声抗议：“别唱了！还让不让人看书啦？”她看我恼怒的样子觉得很滑稽，就“咯咯咯”地笑了，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儿，笑声像下了蛋的母鸡叫似的。她安静了不大一会儿，那颤音、滑音又开始了，我的抗议就等于零。我恶狠狠地瞪她，只好用棉花团塞住耳朵。妹妹和弟弟看到这种情形感到很开心，在旁边拍着手笑啊、跳啊，更把我气得够戗。
　　 我决定想办法来制她。我用竹子做了一支“噼啪筒”（竹枪），放在床底的木箱里；又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把青籽做“子弹”，准备对付她。
　　 果然，念高年级的姐姐放学回到家，在桌子前做完了作业，站起身来，舒了舒手臂，清了清嗓门，那颤音、滑音就登场了。
　　 这里要说清楚，我们四姐弟与妈妈同住在一间大约12平方米的屋子里，男女各一铺大床，只有一张桌子，姐姐在桌前做作业，我就得让位。我习惯坐着矮板凳，在床上铺开书本。这时，我看课外书正看得入迷呢，被她的歌声闹得头疼，这下子气可不打一处来，从床底的木箱拿出我的那支竹枪，从裤袋里抓出噼啪籽塞进枪口，对着她就射击，嘴里还发出号令：“我叫你唱！我叫你唱！”
　　 连续几次射击，其中有一颗“子弹”恰好射在她的眼睛上。姐姐痛得用双手捂住了眼，歌声无疑是中断了，代之是“哇哇——”的大哭。妹妹、弟弟见状都吓坏了。我见自己闯了祸，也变成了一只木鸡，慌忙扔下竹枪，要给她吹吹，她却甩开了我的手。
　　 后来，不必说，爸爸训斥了我一顿，没收了那支“噼啪筒”；姐姐呢，好几天不睬我，我给她赔了很多不是，并做着鬼脸保证说以后再也不反对她唱歌啦，好不好？她早已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发出一串清脆的银铃声……
　　 认识姐姐的人都说她聪明。她最厉害的是音乐。每个学期，班里唱歌成绩最高的准是她。她能歌善舞的，是学校文艺队的台柱子，有女主角的节目准是她。我对此不以为然，可她很得意，不时在我跟前来一段新疆舞，脑袋左右移动，辫子一甩一甩，脖子以下却一动不动，把我气得牙痒痒的。我真想再给她点教训，可一想到自己的保证，气也就出不来了。
　　 我奈何不了她，只好将脊背给她。我身后的银铃又响了——不，应该说是那只小母鸡，“咯咯咯”地又欢叫了——她就是如此活泼开朗的个性。
　　 二、歌咽
　　 姐姐考上初中后，依然酷爱唱歌。可惜她的歌声维持没有多久。随着那场“史无前例”运动的突然降临，她的歌声很快就消失了。我爸——她所就读中学的业务校长被批判，说是什么“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她哪还会唱歌？代之是彷徨，哀叹，痛苦。
　　 不过，姐姐做梦也没想到，有人需要她唱歌跳舞。那时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两派，两派都有自己的宣传队，都急需吸纳“文艺人才”。姐姐有两个很稀罕的好友，一个叫小逢，一个叫阿玲，都很有文艺细胞的，两派都要抢夺；她俩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也吸收我姐，否则免谈。这让两派的头头都很为难，可是情境所迫，最后，学校主流的那一派只好答应了她俩的条件——我姐也就成了宣传队的一员。宣传队本是青一色的“红五类”，就搀进了三个出身不妙的“异类”；但她们三个的参与，却使宣传队声威大振。
　　 就这样，往往出现很鹘突而可怕的场面：爸爸在舞台下被批斗着，而在舞台上，我姐却在歌舞着！我相信，那会儿，姐姐的心头必定在流血，她只能把泪水咽进肚子里；她的歌声，难免有时就哽塞在喉咙里——我把这种情形诠释为“歌咽”。
　　 初中那三年，姐姐很多时候不敢呆在家里，而钻到了镇子上好友小逢的家。小逢的父亲是省城化工厂的工程师，也遭到了审查、批斗，逢家是不会嫌弃我姐的。姐姐就常常吃在逢家、住在逢家，受伤的心灵寻求着一些慰藉。阿玲的爸爸是本镇医院的院长，也早就“靠边站”了，所以她也爱到逢家去。三个少女同病相怜，便成了相濡以沫的好姐妹。
　　 可是，她们还是得分手的。毕业那年，她们三个都不能升高中。小逢的命运还算好点，在本公社插队；而我姐和阿玲就惨了，连插队的资格都不具备——学校革委会的沈主任绝不容情，将她俩的户口直接弄回了原籍，名之曰必须接受“监督劳动”。
　　 阿玲被流放了。我姐也被发配了。
　　 那时我爸在农场放牛，我妈在学校里被“管制”着，所以我姐是独自回“原籍”去的。说是原籍，其实遥远得像在另一个星球。我爸自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回去过，那里已经没有近亲和房屋，我们姐弟跟着父母辗转在本县好几个中学，从没去过那个地方。
　　 那天一大早，妈妈含泪送我姐出了门。姐姐挑着简单行李，形单影只走在坎坷的道路上，一路走一路洒泪，走了三十多里路到县城，从渡口乘船渡过西江，又不时向路人问路，再走了二十多里，黄昏时终于接近了那个陌生的村庄。她站在村外，望着那个暮色笼罩的村子，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彳彳亍亍，她就是不敢进村去。
　　 最后，她一心只想回家，回妈妈的身边。挑着行李重新来到旧路，路边有一张池塘，夜色苍茫，四顾无人。路口就在眼前，她却犹豫了：她能回家么？她回家还不是要被赶出来？她的路究竟在何方？她把行李丢在地上，蹲在池塘边，呆呆地看着平静的水面出神。不知过了多久，她站起身来，眼睛里闪着绝望而坚定的泪光，蹒跚走向那池碧水……
　　 这些情形，我是听舅舅说的。我想象得出来，那个落魄无依的17岁少女，看不到什么生活的希望，不再有任何生存的眷恋，就只剩下一条路——本是洁来还洁去，农村的池塘就是她的归宿！当时外婆家的亲友们听到我舅舅的陈述，无不落泪，哭成了一片。
　　 世间的事情就有这样凑巧的。那天，我舅舅蹬着自行车，车子的前后架载着生产队的两箩鱼苗，从山区运到百里以外的县城去卖；回头时已是傍晚，他蹬着自行车路过岔路口，突然看到暮色中不远处的水边有个人影，脚步趔趄着要走进池塘里去！他大吃了一惊，扔下自行车就冲了过去，一把拽住了那个少女。少女一转过头来，双方都震撼了——他俩是相互认识的。我姐猛地扑在舅舅的怀里，放声大哭，哭得全身颤抖。舅舅当夜将她带到了他家。若不是舅舅的巧遇，事情的后果可想而知。我全家真的要感谢舅舅，甚至感谢那两箩鱼苗！
　　 姐姐就留在外婆家“避难”。在那些日子里，姐姐依然是歌咽——把歌音咽在喉咙里。
　　 三、咸湿
　　 姐姐终于“获得”插队了——是县“知青办”审核她的情况后特别批准的。
　　 这在我家可是一件“大事”！姐姐开了先河，也就说明：随后她的弟弟、妹妹也将拥有同样的“资格”，享有下乡插队的“殊荣”，不会再被沈主任们掐死了。咱怎不庆幸呢？
　　 姐姐插队的地方，距离镇子八里地，叫作“浊水村”。说来也巧，这恰好就是三个多月前小逢插队的村子。命运让这对患难姐妹又生活、劳动在一起。遗憾的是阿玲——她早些时已经回到老家那个偏僻的山村，成了一个“回乡知青”而留在了那里。
　　 浊水村风光不错，生长着插青们很熟悉的翠竹。这种竹子，在镇子周边到处可见。也怪，人们把它称为“丹竹”，“丹”本是“红”的意思，可是它从头到尾翠青青的，一点也不红。它的特点就是身杆挺直，皮薄中空，在贫瘠土地上依然长得很茂盛，是编织竹器的好材料。
　　 不过，说老实话，在村里可不是那么好呆的。队里有四男七女十一个插青，好多村民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嘀嘀咕咕分薄了他们的口粮，不时就给知青看了些白眼。
　　 插队的生活，可以用“咸”、“湿”两个字来概括。一是湿漉漉，一是咸渍渍。在古文中，“咸湿”可解释为“都是湿”之义。的确是的，知青们整天下水田干活，插秧、耘田、挑粪，一身汗一身水，总是与“湿”打交道。他们住在泥巴墙、茅草顶、篱笆门的简陋屋子里，潮湿的地面会冒出“咸”水。更糟糕的是没有冲凉房和厕所——对女知青来说尤为挠头。在地里劳作了一整天，浑身汗臭，散发咸味，不洗澡怎么行？可是怎么洗？去哪里洗？
　　 情急的时刻就会逼出人类的智慧。她们必须等到天色全部黑下来，某个拎着一桶水钻进竹林里，犹如隐蔽在茂密的青纱帐；其他女知青就分布在竹林四周“望风”，防止“不速之客”有可能闯来。她们一个接一个，轮流洗，洗到最后一个时已是星光惨淡的深夜。
　　 “洗”的事儿是弄妥了，但“拉”的问题真不好解决。村里露天的公共茅坑是典型的咸湿的处所，它不分男女，也没有门，四圈墙仅有一个进出口，进去是偌大的粪池，臭味熏人不要计较，必须蹲在交角处的边缘，小心别摔下去——这还好办，功多艺自熟；夜里也好办，更深人已静的；关键在白天，不知何时你急起来而别的女插青不一定能给你“把门”，于是，就只能挂一顶草帽在入口墙头表示“里面有人”，蹲下后警觉地竖起耳朵，一旦听到脚步声就大声咳嗽，喀、喀、喀、喀、喀……
　　 她们住了一年多的茅草屋。国家拨来安置款，村里给插青们建成了一井三间的泥砖屋。还没安好门呢，一天夜里有个村民不知何故想不开，竟然吊死在“新居”里，把七个女插青吓了个半死。住进去以后，一个房间只能摆两铺床，我姐与小逢就合一铺。
　　 浊水村自离不开“浊水”。新居的地面依旧湿润，涨水时会淹到屋里来，齐膝深的洪水。常年住在这样咸湿的环境中，我姐就种下了风湿的病根，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好像有蚂蚁在骨头里乱啃。小逢的身体状况也差不多，日后才发现有后遗症。
　　 生活很单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面孔朝地背朝天，腰酸背痛晒脱皮。知青们合伙，轮流在清晨用“牛一镬”（一种大铁锅）熬好一镬粥，每人分一盆，三餐都是它，晚上收工再集体做一顿干饭。生产队的土地贫瘠，收成不多，分红很低，每个出勤四段拿到10个工分的劳动日约价值1角4分钱，粮食不够吃，我姐不时得回镇子去掏家里的米缸。
　　 劳动辛苦还能熬，但心里的骚扰很难受，尤其是女插青。她们一个个长得亭亭玉立的，又有文化很清高，让那些光棍看红了眼。村里的单身汉正多着呢，太穷，别村的姑娘不愿嫁来，他们已经好几年娶不来一个媳妇。一下子来了七个未嫁的黄花闺女，还不是天赐良机？于是就有托人做媒的，当面求婚的……
　　 当地有句俗话，形容猥亵的下流行为，叫作：“灶台抹布——咸湿。”村里就有咸湿鬼，对女插青心存不轨，或涎皮赖脸用言语挑逗，或动手动脚意欲非礼。
　　 果然，有个女插青小唐经不起这种攻势，嫁给了本村的青年，大队就把她树为了光辉的榜样，大力表彰她是扎根农村的典范。其余女插青都没答应，就不止一次地收到了狠话：“不嫁在本村，你一辈子也别想抽工出去！要出去，除非你死了被抬出去！”
　　 受到无休止的骚扰，姐姐和小逢很苦闷。有一次，她俩利用农闲时间，步行八十多里路，到那个山村去看望阿玲。此时的阿玲晒得肤色黝黑，已俨然一个村姑；她的状况更糟糕，一个孤女在当地，受到几个咸湿光棍不断的性骚扰，很缺乏安全感，于是由亲戚牵线即将到遥远的合山煤矿去，嫁给一个从没见过面的矿工。本来她刚到19岁，不该那么早就结婚的，可是她不能不尽快找到一把“保护伞”。
　　 三姐妹百感交集，心情沉重，为共同的命运都忧心忡忡却无何奈何，整夜都没有睡觉，惟有相对着唉声叹气。
　　 四、标青
　　 几年间，凭借着招工、招干或获得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同队的插青陆续离开了浊水村。人家为了达到“抽出去”的目的，纷纷想尽办法讨好大队干部，不惜送重礼走后门的，而我姐和小逢却不谙这个，也不屑这个，好运怎么可能轮到她俩呢？
　　 村里那些“寡佬”的游戏还在继续，令她俩不胜其烦。那会儿，镇子成立了竹艺社，出口竹帘画到日本，需要一批画工。我姐和小逢悄悄前去应聘，月工资25元，缴12元回村里换取工分。队里见有利可图，也就同意了。她俩巴不得快点离开村里，哪还管什么代价？不过，这说到底只是暂时的离开，是算不得“抽工”的。
　　 本地特产的丹竹简直神了。它的纤维很细而挺直，经过加工处理，破开削平竹节，去掉竹青和篾白，裁成细条磨滑，高温防腐烘干，用线连结许多细条，编织长幅帘子，在上面绘出彩图，就成了高雅好看的竹帘画，行销远近，尤其获得了日本人的青睐。
　　 姐姐和小逢此时显示了艺术潜质和才华。她俩是学徒之中最快出师的，并且拿到了低、中、高三级工资中的最高薪水，绘画师傅评价她俩“很有灵气”、“画笔工细”，还啧啧称赞：“她两个是标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