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追认

摘要：四明山革命老区刘琴花，新四军浙东抗日游击纵队交通员，1945年8月10日，从兰洲村前往四明山梁弄送情报，在通过溪口向阳岗地段时，被浙江保安部队第五旅陈柬夫部的便衣队跟踪截获。并于第二天，1945年8月11日，在嵊州市黄泽镇兰洲村，被公开杀害，英勇就义时年仅29岁。死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末被评为烈士。终于，于2015年7月17日，经浙江省民政厅余杭民政局组织调查核实，刘琴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四明山革命老区刘琴花，新四军浙东抗日游击纵队交通员。1945年8月10日，从兰洲村前往四明山梁弄送情报，在通过溪口向阳岗地段时，被浙江保安部队第五旅陈柬夫部的便衣队跟踪截获，并于第二天，1945年8月11日，在嵊州市黄泽镇兰洲村，被公开杀害，英勇就义时年仅29岁。死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被评为烈士。
　　
　　 一、苦难生活，参加革命
　　 刘琴花出生于1916年，新昌县灵山乡兰洲村人，她童年在孤苦伶仃中渡过，是奶奶把她抚养成人。祖孙一老一小相依为命，苦难教会了刘琴花许多，小小年纪就懂得了分担奶奶的劳作，从而练就了吃苦耐劳，泼辣敢说敢当的个性。成年后经人牵线嫁给了一江之隔的嵊县金庭镇后山村村民竺方坚为妻，婚后育有二子一女，可惜女儿不幸夭折，婚后生活一直艰辛，更不幸的是做长工的丈夫竺方坚积劳成疾，于1939年患上疾病无钱医治吐血病故。
　　 丈夫死后刘琴花生活更加艰难，二个孩子都要靠她抚养，全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刘琴花一人身上。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嵊州东乡是蚕桑区，后山村还是一个交易集镇，上海厂方在此设有收购点。刘琴花看到了商机，为了改善生活，她做起了蚕丝生意，也顺便带些土布茶叶之类的土特产，往返于余姚、宁波等地，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1938年7月，中共兰洲村地下党支部书记竺均苗，先后建立两个外围的群众组织，一个叫“兰洲村读书会”，向群众灌输爱国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思想，启发、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另一个叫“兰洲村战时合作社”，对外是一个经销单位，经营项目是群众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与生活用品，实质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党联络站。
　　 刘琴花常年走村串户，奔走在商埠码头，跑单帮做生意，需要穿越国统区或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二个不同的天地使刘琴花产生了不同的感叹。国统区治安混乱重复收治安费，搜括民脂民膏。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是保平安有信用，处处为老百姓着想。
　　 刘琴花常回兰洲村，既探望接济曾经相依为命的奶奶，也参与“战时合作社”生意。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思想，感动着刘琴花，她渐渐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成为地下党活动中的秘密一员。
　　 兰洲村支部书记竺均苗同志根据县委指示，在必要时开展武装斗争，他因地制宜把地主武装十多条步枪争取拉过来，成立了独立中队。竺邦运同志任中队长，副中队长由原保长担任，下设两个班，第一班班长地下党员竺春生；第二班班长由原保队队长担任。从此地主武装为兰洲村党支部所掌握，执行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如护送四明山浙东司令部的同志来往于新昌天台之间，掩护保释被扣的同志，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1942年4月，日寇流窜新昌县城，国民党政权崩溃，中北乡乡长陈岩把三十多个乡丁带到兰洲村，名义上同兰洲村独立中队合伙，实际上为乡长自己躲避风头。党支部认识到这是个机会，经过研究请示上级，竺邦运争取到了乡长职位，掌握了中北乡的实权。但在敌、顽、伪掌权的大背景下，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原来陈岩带来的入伙的一班长王成华，副班长俞禄根，趁孟家堂成立日伪乡政府之际，暗地勾结日冠，企图拉拢一些人，趁机搞掉我全部武装。所幸得到队员王香根给竺邦运密报，及时控制了王、俞二人，并依据他们的口供，紧急追捕了四个接应带枪的新昌县汉奸并执行枪决，清除了隐患，保全了我党的地下组织。
　　
　　 二、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1942年5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发动浙赣战役，调集了十多万兵力，先后侵占二十多个县城。日军盘踞嵊县时，分别在城关、长乐、甘霖设三个据点。
　　 1943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32集团军在天台设立“前进总指挥部”，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任指挥，先后调集挺进第三纵队贺钺芳部，挺进第四纵队田岫山部，挺进第五纵队张俊升部，总兵力达3万人，妄图消灭浙东抗日武装，在白色恐怖的三光政策下，敌、顽、伪的多次扫荡中使我新四军减员近千人。
　　 1943年12月，日伪军1500余人进入四明山，7日侵占梁弄镇，8日火烧夏家岭，9日袭击火烧南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武器装备落后，武器只能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与敌斗争十分困难，这是浙东抗日根据地最艰难困苦的岁月。
　　 1945年4月间，兰洲村党支部利用竺春生在独立中队任班长的有利条件，拿出子弹七百二十发，步枪八支，送达嵊新独立大队，在东林村成立的新昌县北区的区中队。刘琴花则以合法小商贩身份，为地下党与新四军传递情报。她怕被敌人搜索到，就把情报藏于鞋中、或藏于笠帽、或藏于发结，情报有时是送到凤凰山上，那时候山上有一个土地庙，信就放在土地庙里的石香炉下，组织上会安排专人来取情报；有时送到四明山，眠牛山等地。曾经有一次被顽军抓到，怀疑她是为地下党送情报,后经村里乡亲们去保释说她是个生意人，好不容易给保了出来。
　　 1945年5月，国民党挺进四纵队，敌顽固分子田岫山部公开投敌，其特务大队被改编为汪伪中央税警团第三特遣部队。8月份浙保部队与敌第五旅旅长陈柬夫勾结，日伪军密谋企图进犯我四明山区根据地消灭我新四军，兰洲村党支部从内线获得的重要情报，派刘琴花送往四明山梁弄镇，途径向阳岗地段，被浙保部队便衣队跟踪截获，从刘琴花的草帽里搜出一张纸条，这张看上去就是一张白纸，其实纸条上的字是用特殊药水写成的，要经过技术处理字迹才会显示，浙保便衣队截获这一情报遂把刘琴花拘押，带到浙保部队驻后山村司令部，连夜进行审讯，逼其招供。用上单吊，坐老虎凳，钢针指尖，折磨至昏死。据当时年长的村民竺法青讲，这天夜里大半个村子都能听到刘琴花受刑时的惨叫声。
　　 兰洲村是四明山新四军的一个秘密地点，其所处环境极其险恶。党员竺春生在村里的活动，虽然有独立中队班长的身份作掩护，但浙保部队早就对他产生怀疑，曾抓去施以重刑，无奈他始终不招，被他父亲用三千五佰斤谷子保释了出来。兰洲村中的嵊县剿匪大队副大队长竺焕华也一直盯着他，只是没有抓到事实把柄，奈何不了他。与组织联系受到了限制，竺春生活动更加谨慎了。
　　 当刘琴花为新四军三五支队送情报被浙保部队便衣队截获后，竺焕华便向浙保部队检举竺春生，指认竺春生是同党，随即竺春生被浙保部队逮捕，押往浙保部队驻后山村司令部重刑逼供。
　　 1945年8月11日上午，国民党浙保部队将竺春生、刘琴花押到兰洲村浇花池大坟堂前，敌行刑队长面对村民再次威逼他俩，让他们招供村里有没有新四军地下党，他们依然死活一言不发后，恼羞成怒残酷地将他们杀害。
　　 国民党浙保部队在兰洲村杀害竺春生、刘琴花时，当时的兰洲村全村村民亲眼目睹了这场悲壮场面。凌法灿老人说：“刘琴花从后山村被敌人牵去杀头时，我跟着躲在后面，跟到兰洲村那里有个晒谷场，当兵的从窑里拿出两根柴板，他们敲了两个桩，然后有人拿酒来给两人喝。竺春生虽然经过严刑拷打浑身都是伤还能喝酒，喝完了把头放在柴桩上。而刘琴花人已经被关押了一两日，严刑拷打已不成人形当时披着头发，已经不能喝酒了。”官兵要杀头时，凌法灿老人不敢在附近观看，跑到附近的窑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杀害竺春生时刽子手拿着刀，柄刀尖朝后，往竺春生脖子上一抹，人头就落地了；而刘琴花因为散了头发，是砍了好几刀才砍下人头。
　　 开口是生，闭口是死，在人生最后的关头，何去何从？村民说，当时刘琴花只要向谁看一眼，谁就会有生命危险，刘琴花选择了牺牲自己，慷慨赴死。当时兰洲村村民不足一千，地下党员已有26名。村中许多老年人至今十分感叹，他们二人到死也没有吐出半个字。如果他们俩有一个吐出一个字，兰洲村不是杀二个人，而要杀一批人。
　　 其中兰洲村老村长竺钦钢坦言：“我父亲说起此事时常说，当时如果他们吐半个字，我人都要没得做的。”因为竺钦钢的父亲竺千根也是兰洲村26名地下党之一。
　　
　　 三、艰难的审报
　　 1948年2月，上级党组织委派王超同志到兰洲村，商议对付敌特在各村设立“义务情报”网络的办法。兰洲村党支部建议擒贼先擒王，打掉敌特的猖狂分子。于同年6月16日晚，由竺春尧（竺春生之弟）以打麻将为由，请竺焕华等四人到竺邦韩家小店里，待王超同志一到就当即逮捕了他们，押到村后沙滩，宣布罪状全部枪决，为当地老百姓除了害，也为烈士报了仇。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宣告胜利了，刘琴花牺牲才过了3天，本应得到新四军和党组织的应有褒奖与善后，但内战风云突起，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接到延安指示精神，迅速悉数北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放弃已有根据地，中止所有活动，毫不迟疑地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组织了北撤。而四明山根据地及新四军活动的区域村镇，即刻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反复的清乡清剿，四明山重新陷入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中，刘琴花的牺牲善后更加没有了可能。
　　 刘琴花牺牲后，乡亲们为防不测，护送二个未成年的孩子逃往余杭避难，隐名埋姓替人家放牛。解放后陆续有人从上海、杭州到后山村，寻找刘琴花的后代。由于时空阻隔，信息延误，失之交臂。待两个儿子从余杭回嵊州老家探亲时得知消息，再为母亲刘琴花牺牲寻求追认烈士，终因找不到直接证明人，令人扼腕长叹。
　　 敌顽杀害刘琴花的罪名，是为新四军地下党送情报，这个情况村民众所周知。但都不知道她的具体真实身份，作为刘琴花的联系人竺春生同志也同时牺牲的情况下，刘琴花身份就成了一个历史悬案。据查访到的新四军老战士魏文英同志介绍：地下党员活动是要冒着身家性命危险的，由于保密的需要，一旦付出生命，不仅仅只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还要付出自己政治身份的永远沉默，甚至是要背负骂名。
　　 刘琴花的儿子竺香宝、竺香富，解放后虽然经常对子女说到其母亲，是在四明山为新四军送情报时被反动派杀害的，但子女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评烈士时，他们只能呐呐地说：当时地下党单线联系，上线也一起被杀害了，找不到证明的人。由此全家人只能把奶奶的牺牲放在心里，也不再在任何场合说起此事。
　　
　　 四、迟到的追认
　　 2012年清明节前，刘琴花的后代子孙分别从余杭、桐芦二地赶往嵊州后山村老家祭拜祖坟，完毕后说起奶奶老家房子可能还在，大家一起到兰洲村看看奶奶住过的老房子。进了兰洲村老年活动中心一问，许多年长的老人听说是刘琴花的后代来访，无不惊叹！惊叹之余，道出了刘琴花牺牲的不少情节和真相。原来村里还有许多老人知道刘琴花的英雄事迹，居然还有人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纷纷表示刘琴花与竺春生烈士一样也应该获得烈士称号，信誓旦旦催促刘琴花后代们，要为刘琴花申报烈士称号。
　　 虽然这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但一个年仅29岁的女性要受如此酷刑的煎熬，牺牲还如此惨烈，那可是铮铮铁骨的赵一曼、刘胡兰式的巾帼英雄。刘琴花后代们现在虽然经济条件都不错，但还是决心弄个水落石出，给刘琴花一个烈士的名份。可刘琴花牺牲已经快七十年了，许多知情的证人，已随时间而流逝，寻求直接的证人证言，谈何容易？所幸的是嵊州兰洲村、后山村的父老乡亲口口相传六十九年，人民没有忘记坚贞不屈女英雄。再者毕竟是嵊州这个区域涉及血醒屠杀的重大历史事件，没有道理不留下事实的脚印，经过数年努力，终于找到一些重要的党史资料与历史档案。
　　 自2012年清明节后，刘琴花后代子孙们开始收集相关的材料。
　　 其一、通过后山村、兰洲村支部书记分别招集村中知情老人家，收集刘琴花牺牲的历史事实和资料，形成《证人》《证言》。两个村的党支部，根据村里掌握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刘琴花同志牺牲的历史事实和意见证明》材料。
　　 其二，寻访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根据《浙江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人物》，寻访了在杭干休所休养的原新四军老战士周曼天、钱歧铭、乐之型、杨明等。寻访了浙江省党史办、嵊州市档案馆、嵊州市党史办、嵊州市新四军研究会。嵊州市党史办根据掌握的历史事实给出了《对于刘琴花同志于1945年作地下党交通员身份的认定》。
　　 其三、在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等，查阅了大量浙东抗战的资料，寻找依据线索。其中新昌档案馆搬迁，档案装箱第一次仅查阅了部分目录。
　　 经过二年多的苦苦寻访和精心准备，将精心收集的材料递交到浙江省嵊州市民政局，正式向政府提出刘琴花追认烈士的申请。结果得到的只是嵊州民政局的简单答复，证据不足，无法办理。
　　 寻访历史事件，后代心里积压近七十年的思绪，化费巨大的精力物力，往返于杭州与嵊州、新昌、跑了许多路，找了许多人，看了大量的资料，刘琴花为掩护组织英勇献身的历史事实，有嵊州党史办的《刘琴花地下党交通员身份证明》，有同时牺牲的竺春生烈士事实为证，有许多村民老人家为证，有两个村支部的意见为证，可还是无法追认革命烈士，刘琴花的后代子孙此时的心情是无比惆怅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