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

一顶帽子能带给人们快乐吗？能。要知道，帽子的功能往形而下说是避日遮雨，若是上升到精神层次，则可以是自己的心情写照，也可以是独特性格的展现。在这追逐时尚的时代，无论是小姐还是太太，一般都拥有多顶帽子。毫不夸张地说，帽子已成为社交活动极为重要的 fashion item。仔细想想，这是有道理的：帽子可随意改变自身的形象，不仅比改变发型简单和快速得多，而且还可以在保证不损秀发的前提下体验改变风格、领先时尚的快乐。所以，帽子对于女人的妩媚可爱，有说不尽的妙处。
　　 但是，男人，特别是中国男人，关于帽子有太多的悲欢哀乐。
　　 古时的中国男人出门都要戴帽子，那时，帽子称为“冠”，“冠”对于男人来说，十分重要。一个男孩，加“冠”就意味着告别幼稚成为男人。所以，古时男子在年满20岁时都要经历一次称为“冠礼”的仪式，在这“冠礼”上加冠，以示成年。正因为加冠与生命的进程密切相关，那冠礼就显得极为隆重，比如要在宗庙举行，比如主持者必定是被加冠男子的父亲等等。现在有些地方弘扬中华文化，进行公民教育，也组织十八足岁的青年搞“成人仪式”，虽说这和加“冠”意思差不多，但却显得潦草多了——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上，分管青年工作的领导站在许多领导中间，拿着讲稿四平八稳地讲话，尽管讲台上彩旗飘扬，广场四周也有下部悬挂着标语的气球在空中飘来荡去，但是，广场上站立的青年似乎并没有理解这仪式与自己成长的关系，多数人把它当作一次普通的校园集会，缺乏庄严感，有点敷衍。
　　 那个时代，成了年的男子，凡有些条件的，都要“头悬梁，锥刺骨”，努力功课以求功名。若其运命不济，屡试不中，则只能一辈子“居江湖之远”，做个普普通通的“草民”，出门只能束发戴巾——巾者，即百姓帽子也；若是有魁星保佑，隔个十年八载，由乡试及殿试，一路得意，即可入朝为仕。当了官，自然要戴上相应官阶的帽子，《离骚》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仕者峨冠博带，威仪非常，引人瞩目者即官帽是也。后来，大概自明代起，和尚出身的洪武帝喜好黑色，于是明代官员听政办事时，均戴黑色、纱料、以麻为里的的帽子，人称乌纱帽。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乌纱帽” 一词成为中国民间指喻仕宦从政的借代词。男人为了这顶“乌纱帽”，千百年来，直到今天，不知演绎了多少悲喜剧，最脍炙人口也最让人唏嘘的故事也许就是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中举》。
　　 现在是商业社会，声望与地位只和钱的多寡有关，没有帽子的什么事。于是，“有品位”男人几乎不戴帽子了，就是朔风猎猎的寒冬腊月也没有几个男人土里把叽地戴帽子，这是因为没有什么帽子会比发型更能显示一个男人地位和“尊荣”。君若不信，你只要到饭店宾馆美食城看看，那些大腹便便留着短短头发俗称作“板寸”的男人哪一个没有金钱、权位以及衍生出来的香车美人等等？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断言“‘有品位’男人几乎不戴帽子”，是此“帽子”不是彼“帽子”，如果彼“帽子”是“乌纱帽”，情况就不一样了，说句刻薄的话，“有品位”男人即使戴不上“乌纱帽”，也要和戴着“乌纱帽”的官宦们套个近乎。当然，如果彼“帽子”是阿谀奉承的“高帽子”，“有品位”男人也会顺理成章地笑纳，在这样的“高帽子”面前，“品位”一钱不值。这些情形，从已揭发出来的贪官和奸商的劣迹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尽管“有品位”男人几乎不戴帽子了，但这些“有品位”的男人做出来的活计却喜欢弄个帽子做装饰。比如盖房子。本城一位开发商建了两幢建筑，不知是出于哪位设计大师之手，又细又高，两个长方体相距不远地站在一起，叫人看了，一点“诗意栖息”的感觉也没有。有人及时向老板建言，说是没有风格。老板自然是“有品位”的男人，肚量宽大，欣然纳谏，说没有风格？好办。立即下令在长方体的顶端各加一顶瓜皮帽，立马就变成了哥特式风格的建筑。老板的广告上说，“住进去的人，花少量的金钱，享受古欧洲贵族的尊荣。”叫人有点忍俊不禁。
　　 不过，话要说回来，“帽子”也是近些年才有了“好”名声，它在三十多年前可没那么荣耀那么招人喜欢，准确地说，它是一个血腥的概念和可怕的物件。大名鼎鼎CHANEL品牌时装的创始人夏奈尔女士说，“帽子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话是不错，问题是这位夏女士只懂服装设计，不懂政治运动，不知道每经历一次运动，社会上就会多出一些新的“可怕敌人”，这些人的头上就会出现“帽子”，以区别于“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更糟糕的是，这些“帽子”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很沉重，压得你身子直不起来，心头喘不过气，因为这些“帽子”都有令人心悸的名称：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来在“文革”期间，又多了一顶被称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帽子。家父不幸，他就戴过这样的“帽子”。家父是位医生，一辈子少言寡语，谨慎行医，手到病除，声誉极佳，多次运动都幸免于难，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甫始，父亲一夜之间被莫名其妙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于是被迫戴上了相应的帽子，罪名是“宣扬技术至上，妄图篡党夺权”。见到这顶帽子，听到这种罪行，父亲百思不得其解：“我连党员都不是，如何篡党夺权？”“造反派”听了，义愤填膺，非说父亲闹“翻案”，在开“批斗会”的时候，竟然把一个用白纸胡乱卷成的细长的圆锥形的“高帽子”扣在父亲头上。现在的人，都知道高帽子是用来恭维的，但这是现在，今非昔比。当年，一听到“高帽子”这三个字，像父亲这样苦命的人就会吓得胆战心惊、魂飞魄散。
　　 我在“接受再教育”时，农场员工中有一姓夏的先生是“右派”。这夏先生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但干起活来却是一把好手，经常被农场领导呼奴喝婢一样使唤。我曾经私下问过夏先生是怎样当上右派的，他无言地看着我，一脸茫然，只说他已是“摘帽右派”，但这右派的帽子还拎在领导手里，随时可以再戴上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已在学校教书，在县城的马路上见到夏先生，见他还是愁容满面无精打采，就问他，你的右派问题不是平反了吗？老夏一脸无奈：“领导查了挡案，说是里面压根儿就没有我当右派的批文，所以他们认定我不是右派，无反可平。”瞧瞧，倒霉的老夏白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
　　 现在，帽子的含义极为宽广。去年雅典奥运会，颁奖时，兴高采烈激动不已的冠军不仅得到一枚金牌，想像力丰富的希腊人还会送上一顶用橄榄枝编成的“桂冠”，叫人看了难以忘怀——这橄榄枝的“桂冠”显然象征荣耀。当然，帽子的含义也可能是贬意，比如文章不必要的“穿靴戴帽”。文章写出来是让人看的，自应简洁清爽，但有些文章不是这样，一通废话之后竟不知所云，不知所云之后又是一通废话，此谓“穿靴戴帽”是也。领导慧眼，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于是高屋建瓴，批评这恼人的八股流弊，不过，只因为这批评也还是不断地甩出帽子，所以被批评的人并不服气，批评的效果自然也就不怎么样了。
　　 时代发展到今天，帽子的颜色开始重要起来。比如红帽子就被许多人追逐。最近广东兴宁发生严重矿难，123位矿工被埋在井底，叫人看了悲伤不已欲哭无泪。该矿原先是国企，后来“转制”（“转制”一词在当今意味深长），变成了一个叫作“大兴煤矿”的私人企业，老板名叫曾云高。据媒体报道，这家伙是“黑心矿主”，是道道地地的“矿霸”，但不知怎的，过去几年，他得到了许多“红帽子”： 兴宁市十大杰出青年民营企业家、发展兴宁经济突出贡献者、兴宁市人大代表，还被兴宁市人大推举为梅州市人大代表。当了人大代表，他也没闲着，在市人代会上，先后在发展山区文化教育，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提出多项建议提案，其中竟然还包括了《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曾云高真是机关算尽，利用“人大代表”这顶“红帽子”，掩盖了大兴煤矿违规违章违法操作的真相，造成惨祸。
　　 当然还有绿帽子，手机里的调情短信，衬衣上的不明气息，一不小心就和绿帽子发生关联。绿帽子含义极为暧昧，但人人皆知，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