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青春...... ——谨以此文，追忆那个特殊的年代

摘要：那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 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发动者认为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或更低。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向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取“文革造反经”，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大串联一般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而懵懂少年的我却是孤身一人独闯帝都…… 【上篇】
　　
　　 青春，是指少年和青年人的年龄。那年，我十三岁，一只脚己经迈入了青春的行列。
　　 一九六七年,“文革”风头正盛，全中国人都像打了鸡血般的躁动和亢奋。
　　 已经接近年底了，学校空荡荡的，只是满楼、满走廊的大字报和标语铺天盖地，教室大都锁着门，既无人教课也无人上课，我小学五年级的课还是无限期地停着。
　　 两个姐姐都很风光地加入了什么“主义”的造反兵团，俩人都是一身黃军装、红袖标、腰糸牛皮带——那个年代“标配”的行头，每天临出家门时，还都不忘抻抻衣服、照照镜子。然后都忙不迭地、英姿飒爽地去革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命去啦。她俩在“大串连”中，已经走了全国的十几个城市，每次回来，都要对我把她们旅途中的趣闻逸事显摆显摆。我只有用手拄着腮帮子聆听的份儿，人家俩人小得意之余，还居然对我说，她俩还“踏遍青山人未老”哪。
　　 而我想参加什么红卫兵组织，人家嫌小没人要，加入红小兵吧，又觉得太“小儿科”。所以，整天在家百无聊赖地“逛荡”，自然也很郁闷，因为，自打从娘胎里生出来，还没迈出这个城市一步。
　　 邻居“二头”,大我一年，他爸也被关进“牛棚”了。一日，他靠院墙袖着手对我说：“我哥上哪儿造反也不带我，我自己成立了一个组织，现在有二、三十人了，我看你天天也没什么事，你先写个加入申请，组织批了后，以后有啥活动也好通知你。”
　　 次日，我撕下一张16开作业本的纸，写了大半篇：“一颗红心跟党走、坚定造反志不移，生为红卫兵、死是红小鬼。”之类的词儿，恭恭敬敬地将申请送上。只见“二头”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只英雄金笔（估计也是他爸临上“牛棚”时交他保管的），很郑重的在申请书右上角，挥就了大大的“同乙”二个字——这竟然和十多年后我们师长的签字如出一辙。这事儿，不但审批速度快，办事效率也高，立马儿就有一小女生送过来一个红卫兵袖标，我迫不及待的戴上后，美滋滋地回家了。
　　 隔壁王大妈见状，一口唐山腔儿：“哟，这大点儿的孩子都在组织了?”我故意摆了摆那戴着红袖标的右胳膊，不屑地挺了挺胸，昂首擦肩而过。
　　 忽一日，见“组织”在学校门口贴一油印的通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季校长，至今还盘踞在校长宝座，我们要撤她的职，罢她的官,再踏上一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下午二点，全体兵团战士在火车站集合，到省委告状!”
　　 当时哪里知道小学校长是什么级别，还需要省委钦定。只是内心一阵阵悸动，感觉自己终于有事干了，而且这又是一件多么光荣、多么神圣、多么重大的事呀！我回家对母亲说：“我们组织上省委给校长罢官去，一、二天就回来。”
　　 母亲刚要张嘴说些反对的活，我赶紧说：“我姐她俩儿都去那么多地方了，我还一个没去那，另外，也不是我一个人去，是一大帮人那。”
　　 母亲在忙着给远在乡下干校的父亲缝被子，看我态度坚决，倒也没过分阻拦，给了我五元钱，只说了句：“坐车小心点儿，钱拿好。”我口中连连应允着，但心里早都是长了草一般。我把钱紧紧揣好，跟着这呼啦啦一干二、三十人的人马，上火车直奔了沈阳——当年只要有“红袖标，”坐汽车、火车都是不用买票的。
　　 刚一上火车，因打着那面“红色造反兵团”的大旗不方便，总司令“二头”遂将旗子从旗杆上退下，仔细叠好放入挎包中，让我拿着那竹杆，并且郑重地叮嘱我，一定要保护好，以备再用，还强调说：这是“政治任务”。
　　 我很有使命感又有责任感地一路上抱着那根竹杆，跟随着同伴儿，千辛万苦地来到了沈阳的东北局大院——原辽宁省委所在地。
　　 到时天色已晚，几近下班了。一路辗转打听，找到如今应称为“信访办”的一个大房间，一位已近六十岁的老者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二头”很严肃地递上了油印的“请求罢官的郑重声明。”而老头儿的态度极好，一边夸奖我们“革命小将”勇气可嘉，一边说要把“声明”送给领导看，便走了出去。
　　 大半天的奔波，又饿又渴，室内暖气很足,“小将们”不觉间都迷糊起来，我搂着那竹杆，靠在暖气上,睡了起来。
　　 酣睡正香，只听“二头”大声喊道：“大家伙儿都别睡了，都九点了，那人也没回来，他一定是‘保皇派，’看来省里是解决不了这个事了，我们应该上北京去，我就不信就罢不了这个官。”同时，又很有大将风度地用力向空中挥了一下拳头。
　　 “同意去的举手。”只见眼前竖起了一片二、三十人从睡眼朦胧中齐刷刷举起的小手，“二头”很满意地环视了一圈。
　　 “我们现在就上火车站，有哪趟车就上哪趟车。”总司令又发话了。
　　 沈阳南站，人声鼎沸，到处是大串连的学生，红旗、红袖标——已是一片红海洋。
　　 我们挤入车站后，站台上已是人山人海，毫不逊色于今日的“民工潮。”只见有一列从黑龙江开来去北京的火车，里边人已经挤得满满的如同罐头一般停在站台上。车窗都是开着的，但早已满得爬不进人了，只有在车厢门口还不时有人从人头上爬过才得以进入。“二头”见状，便指挥说：“大家就上这趟车，分散开上，到北京后，在出站口汇合。”
　　 我很神圣地拿着那根竹杆，拼力从侧面朝车门口挤去，谁知一脚踏空，便从两车连接处一头栽了下去，幸亏火车是停着的，否则不就“少年早逝了？”——许多年以后，我心里还在常常想这个事儿。
　　 我挣扎着又爬上了站台，经过近半个多小时的努力，我和我的那根负有“政治任务”的旗杆，终于挤进了车厢走廊门口。
　　 待缓过神来，定睛一看，四周全都是操着天津和北京口音的女知青，好像她们是回家过春节，都在叽叽喳喳说话和小声的唱歌儿，人都显得异常兴奋。一个短发的女知青，好奇地嚷嚷起来：“你这小男生，拿根竹竿干嘛去呀?”顷刻间，一阵哄笑，四周十几双目光都向我扫来。我的脸刷地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估计我在若干年之内和异性打交道时，说话爱脸红的毛病，就是打那时落下的。
　　 “别逗人家小孩儿了，小弟弟，来，你吃面包，火车要走一夜哪。”一个戴眼镜，梳着长辩子很文靜的知青大姐递给我一袋面包。我已经都快一天水米未进了，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气吃了五、六个面包——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几个救命的面包和那个知青姐姐。
　　 可以想像，我当时是多么地狼狈——一个嘴唇上连个茸毛还没有冒出的小男孩儿，穿着跌入站台下湿了半截子冰水的母亲做的手工棉裤，还抱着那根带有“政治任务”的至高无尚的竹竿……
　　 眼镜姐姐又递给我一瓶汽水，并很有经验地说：车厢座位下可能还有地方，你可以爬进去睡觉，起码不挨挤了。
　　 我带着竹杆，千辛万苦地钻进车厢座位下，尽管只能仰面躺着，但毕竟好多了。身边还有那个已经喝空了的汽水瓶子——我要用它来接尿。
　　 不知不觉间，火车开动了。
　　
　　 【下篇】
　　
　　 一九六七年的冬天，少雪而干冷，北风呼啸。北京火车站里外，人山人海地挤满了南来北往的人群。但是，最多的还是到全国四处串联的红卫兵们，清一色的红袖标、黃军装、头戴黃军帽、腰系皮带，火力旺的，袖口再挽起一截儿——这就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时尚。
　　 我从“蜗居”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厢座椅下爬出，随着人流涌出车站，抻长了脖子，四处寻找“二头”他们，可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我又围着几个留言板转了好几圈，试图找到他们给我留的纸条什么的，但一切均为徒劳——我彻底脱离“组织”掉队了。
　　 大脑一阵阵空白……走出大门口，一阵冷风又把我吹清醒了许多。一抬头看见迎面柱子上贴着老人家的语录：“……既来之，则安之。”对呀，来了就不能白来，什么“罢官”不“罢官”的，怎么也要先呆上几天。我摸了摸揣着钱的衣兜，拽了拽袖子上的红袖标，暗暗地给自己“下定决心。”
　　 但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有吃和住的地方。有一武汉来的“同行”告诉我，先农坛体育场有个红卫兵接待站，能解食宿问题。我在寻找“二头”们无望后，离开了北京站，找到了开往先农坛方向的公共汽车。
　　 我刚想挤进去，一个中年女售票员的大嗓门在头上炸起：“拿竹杆的那位，上车不能拿杆子，说您那……”。我一瞧四周，显然是在说我，脸又是一阵发热。上车是没门了，想扔掉竹杆，又觉可惜，它已经“风雨同车”地跟了我上千里路了，不能就这样扔掉，干脆一个字，走。问好先农坛方向，我扛着竹杆向南又出发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先农坛体育场，找到了红卫兵接待站，凭袖标领取了两个面包，一瓶汽水。但被告知：现在因劝返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只提供吃，不提供住宿。
　　 心里又是一阵发紧：这么大的北京，我总不会天寒地冻地住露天地儿吧？一好心人又告诉我，不远处永定门火车站候车室里可过夜。
　　 我跌跌撞撞地摸到了火车站，天色已黑，候车室里人也满了。高音喇叭里，一个好像用尖锐的东西划玻璃的女声，不耐其烦地在反复念着“打倒刘少奇，智擒王光美”之类的“革命檄文。”只见地中央支了几个大铁炉子，许多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四周，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找个人缝儿把几张旧标语铺在地下，放下竹竿，躺在地下睡了起来——尽管若干年后，我住过插队时乡下冰冷的土坑，也住过中越反击战中的猫耳洞，还住许多星级酒店，但都不如这伟大祖国首都的水泥地上的这一夜来得印像深刻。
　　 睡得正香，好像母亲在拽我衣服叫我撒尿，我朦胧中睁眼一看——天哪！一只瘦骨嶙峋的黑手，已经摸进了我的衣兜，掏出了我那活命的五元钱。
　　 那小偷长得瘦小枯干，比我大不了多少，见我醒了,拿着钱就跑。我大叫：“抓小偷，”顺手抄起竹竿抡了过去，恰好打到小偷的手腕上，竹杆被打碎成了两截，小偷把钱扔在地上跑了。
　　 我很挽惜这一路上伴随着我的竹竿，它的“政治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它以它的“牺牲”换回了我的五元“大洋”。
　　 第二天，我步行到了天安门广场，主要是为了省几毛车钱，花了二元多，买了几枚老人家的像章和带有他语录的书签，晚上，又走回永定门车站候车室里“下榻”。
　　 第三天，去了故宫，但对外不开放;上北海公园转了一圈，但见里面一片萧杀没有什么人气;转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满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又上王府井，只见商店里货架一片空荡荡。一十字路口，见有个手推车卖超大个的梨(至今也不知这梨叫什么名)的，花了一元多，买了四个梨。心中盘算好了，回家后，母亲、两个姐姐、我，每人一个。
　　 第四天，我从永定门火车站扒上了回家的火车，又钻进了座席下面——这回已是“轻车熟路了”。虽然是十几小时的路程，虽然是出行靠走，吃靠面包、汽水的日子，虽然是五块大洋已经告罄，虽然是被“革命洪流”卷了个来回，但与来时心情自然有些不同，很有些英雄即将荣归故里的感觉。
　　
　　 【尾声】
　　
　　 到家后，母亲和姐姐们都不信我和我的这根竹竿儿“五元进京记，”以为我在吹牛。待我拿出买来之物一一向她们展示，并且每人分了一个梨后，她们才信了。我很得意，自我感觉在家中的地位都有些提高了，只是母亲一边叹气一边说：“这孩子，可多叫人担心那？”
　　 上訪告状罢校长的官，自然没有结果。而我的学历却被永远的定格在了小学五年。季校长活过了“文革，”七十多岁时才病逝。今天想来,她在天堂里一定能够原谅我们当年的行为，就像一位母亲原谅自己不懂事的儿女一样。
　　 ——几天后，看见了“二头”才得知，他们从沈阳上车后，被挤得实在不行了，央求列车播音员广播通知了好几遍，让全体在中途锦洲下了车并都半路返回家了。而列车的广播通知之时，我正躺在座椅下享受着春秋大梦那。
　　 ——几个月后，父亲从干校回家探亲，知道这件事时对我和家人说：“一个人能钻进火车座席底下睡觉，那长大睡弹簧床不会教也会，但睡惯了弹簧床的人，钻进火车座席底下睡觉，难。”
　　 ——几年后，“二头”和我先后到农村插队当了知青，后来他抽回城里当了矿工，又进入了辽宁文学院作家班，毕业后做了记者。但不幸得了肺癌，英年早逝了。
　　 ——又过了若干年后，当我把我的这些经历讲述给80后的女儿时，人家不以为然地说:“切，比你当年大不了多少的孩子，现在都有不少独自飘洋过海‘洋插队’的经历啦。”
　　
　　 【写在后面】
　　
　　 这是一个懵懂少年在青春萌动期的人生经历，它像一株小草，也如一棵幼树，嵌镶在历史的墙缝中生长，或许缺少水份的滋养，或许缺少阳光的补钙，但这些年，竟也在风霜雪雨的岁月中歪歪扭扭地长大。
　　 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愚味的、狂热的，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的年代，如不亲历无以为信，但它的的确确就发生在几十年前。
　　 纵观历史，它在前行中总是把那些疯狂而扭曲的节点，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大脑并支配其行为。虽然那个年代的那场运动，对于今天的人的回忆来说，显然是难以逾越的“卡夫丁山谷，”但是，无论如何它都会长久地封存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无论你何时打开，都如蒙尘史卷，腾起扑面的灰尘……
　　 人之一生，童年有游戏，中年有经历，老年有回忆。回首前尘，不胜唏嘘。把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放在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中加以观照和思考，尽管沉重如担；回首一个人从少年至老年的曲折长成，尽管感慨良多。幸好，一切都已经过去，历史不可能重来，也不可能被复制。
　　 对此，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