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回忆

摘要：我陆续整理了父母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力争把他们记录一一下来。当我刚把《血战对崮山》这篇小文贴到网上不久时，就收到了一个战友的电话。他确认是我后，就一直在电话那头不管不顾地说着、讲着，我的思绪慢慢地跟上了他叙述。原来，他被文中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营长严雨霖等14位勇士纵身从悬崖上跳下的情节所感动。曾身为某军侦察处处长的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卫国戍边的战斗中，亲眼目睹了我军两名战士与敌人血战到底、同归于尽的悲壮情景。此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喉咙哽咽了。许久，对着话筒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此刻，我更深地理解了我们的父辈和我的战友们，也更深刻地悟明白了这样一句话：“一名战士就是护卫家园的一道屏障，一支部队就是保卫祖国的一座长城。” 一、蒙阴行——孟良崮
　　 2010年11月9日至12日到山东出差。两个公务活动中间有一天空闲时间。我决定赴山东省蒙阴县寻访父母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1月10日一早，地方的同志陪同我从济南出发直奔这次寻访的第一站——孟良崮。
　　 我们乘车沿济莱、莱新高速公路南下，仅用了三个多小时就到了孟良崮。
　　 孟良崮位于临沂市蒙阴县垛庄镇境内，属蒙山系，主峰海拔575.2米。相传是历史上宋朝杨家军将领孟良曾在此屯兵，故而得名。
　　 1947年5月，我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在孟良崮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采取"猛虎掏心"战术，歼灭了敌精锐部队第七十四整编师及援军一部，共32,676人，师长张灵甫阵亡。孟良崮由此而名扬海内外。
　　 孟良崮山下建有孟良崮战役纪念馆，主峰上建有孟良崮战役纪念碑。
　　 孟良崮战役纪念馆位于孟良崮烈士陵园内，坐北朝南。馆内共分5个展厅，分别为门厅、战役厅、支前厅、英烈厅和双拥厅。门厅正面是三代领导的题词和孟良崮战役的大型沙盘。
　　 纪念馆后面是烈士墓地。墓地正中是粟裕将军骨灰撒放处，其后是烈士英名塔，塔身镌刻着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的2,889名烈士的姓名，墓区内掩埋着2,800多名烈士的遗骨。
　　 孟良崮战役纪念碑位于孟良崮山顶，建于1984年。碑高30米，由三块状如刺刀的灰色花岗石筑成，象征着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的武装力量体制；象征着军民团结必胜，人民战争必胜。
　　 纪念碑中部正面镌刻着胡耀邦亲笔题写的“孟良崮战役纪念碑”八个镏金大字，碑东面镌刻着陈毅元帅《蒋军必败》诗词和粟裕将军的题词，碑西镌刻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
　　 我站在孟良崮主峰顶，俯瞰群山，浮想联翩。
　　 在孟良崮战役期间，父母亲都在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父亲时任纵队卫生部直属队政治协理员；母亲在八纵野战医疗一所二分队任护士。
　　 因父亲已去世24年，没有留下对孟良崮战役的回忆。而母亲健在，给我讲述过她在孟良崮战役中的经历。
　　 据母亲讲，她所在的八纵野战医疗一所二分队跟随作战部队从孟良崮东侧直插万泉山、桃花山、磊石山和鼻子山一带，切断了敌七十四师与敌八十三师的联系。而后，八纵一部阻击敌八十三师于青驼寺一线，另一部即向孟良崮方向的卢山进攻，参予围歼敌七十四师的行动。
　　 当时她所在的位置是鼻子山一侧的山沟里，负责对战场上运下来的我军伤员进行紧急处置。
　　 据母亲回忆，因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我军伤员也特别多。由于救治条件有限和后运不及时，常有重伤员不治身亡。
　　 母亲负责救治过的27个伤员，其中分上肢伤、下肢伤、胸部伤、腹部伤和头部伤。对他们的伤进行简单处理后，就要向班长报告伤员分类，再由班长联系民工担架队将伤员运到后方。在没有后运时仍由护士护理。
　　 我站在烈士英名塔前，久久地望着其中八纵烈士们的名字，心想这里肯定有经母亲救治过但因伤重而牺牲的伤员。心里不禁沉甸甸的。
　　 当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由于其它各路敌军全面压上，我军则迅速撤退。据母亲说，她们当时并不知道战斗已经胜利结束，只是看到山上被敌军点燃的松树，还以为是我军作战部队在烧火做饭，而这些护士们还打着灯笼在原地巡视照料伤员。
　　 半夜，上级命令野战一所马上撤退。二分队的副指导员王水承立即安排了撤退工作。据母亲回忆，后来她才知道，因当时情况已非常紧急，以至于王副指导员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交给上级领导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明确突围为东北方向。王副指导员安排年龄大的护士负责2名重伤员；年龄小的护士负责多名轻伤员。因母亲当时还不满15岁，所以分给了她10名上肢伤的轻伤员。安排完毕，王副指导员催促护士们马上带伤员转移。
　　 母亲回忆到：实际上，哪里是她带领轻伤员突围呀？是轻伤员们带着她突出了包围。她讲到，轻伤员中有一名作战部队的副指导员，是他带领着大家一道向外冲的。
　　 在途中，撤退中的母亲一行还遇到我八纵负责断后的一个连队。连队领导一见面就焦急地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怎么还没有撤退？后面没有咱们部队了！但当他们得知是野战一所的伤员时，他们又义无反顾地主动担负起掩护和帮助重伤员撤退的任务。
　　 母亲曾多次感慨地说，那会儿我们部队的人都是这样，互敬互爱、互帮互助；把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同甘共苦、生死与共；这就是我军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无往而不胜的原因所在。
　　 母亲讲到，他（她）们跑了一夜。黎明时来到一个小山坡，山下有一条小河，河边全是军人。有的在饮马、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做饭。母亲以为遇上了我军的队伍，还高兴地指着下面：“嗨，那不是咱们的队伍吗！”
　　 话音未落就被那位副指导员一把拽过来，带着全体伤员向着反方向一路奔去。跑了好远之后，母亲才被告知那是一支敌军。好险！
　　 中午时分，母亲一行人安全到达了规定的集合目的地，将10名伤员交给了野战一所的总护士长丁科后，各路陆续突围过来又饥又渴的医护人员们才吃上了司务长给准备的高梁面疙瘩汤。也就在这时，母亲才知道我军全歼了敌王牌军——第七十四整编师。
　　 回首往事，抚今追昔，站在父辈们曾经为了建立新中国而抛头颅、撒热血的地方，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二、蒙阴行——司马寨
　　 从孟良崮下来后，我们又驱车北上前往蒙阴的第二站——司马寨。
　　 1941年11月初，父亲率八路军一个排的子弟兵，曾在司马寨山与日寇进行过一场惨烈的战斗。
　　 司马寨（历史上亦称“云云山”），是一个海拔568.8米、方圆一平方公里的小山。位于蒙阴县野店镇、高都镇和旧寨镇的交界处。坐北朝南，是这一地区制高点，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的要地。
　　 据有关资料介绍，司马寨山上有相传古时建造的兵寨。现山寨遗址仍存有山门两处，东门和北门；山寨的南西两面是数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东寨墙和北寨墙保存基本完整，北寨墙有数百米，完整的垛口保留三处，东寨墙有近百米长，东门以下上山的石阶保存完整。
　　 我们一行于下午三点来到司马寨山下的邓家崖村。因蒙阴县的领导事先打了招呼，该村的杨支书等三人已在此等候。
　　 我们上前说明了来意并进一步了解司马寨山的情况。当地的同志十分热情，一面积极地寻找有关知情人，一面吩咐民政助理查阅当地在抗战中牺牲烈士的记录来帮助寻找有关线索。
　　 据当地同志介绍，这个司马寨山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斗。其中有与日本鬼子的、与伪军的、还有与国民党军的。当地无详细记载，也难寻到的知情人。是啊，毕竟与1941年那次战斗已间隔了69年，又因准备不足、山高坡陡，当天已不可能登上山顶和寻找有关更多的线索。
　　 我站在司马寨山下，想起父亲在世时曾多次说过，要去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其中首选就是司马寨。
　　 但由于他长期患病身体虚弱，而且在战争中负过重伤，至死身上还留着日本鬼子的弹片，再加上我们几个子女都先后上山下乡、参军入伍不在身边，所以没有在他有生之年帮他了了这份心愿，现在也只有深深的遗憾了。
　　 我还清楚的记得父亲生前多次向我叙述的那次战斗。时间应该是在1941年11月2日，大背景是日本侵略军对八路军蒙阴大崮山根据地进行所谓“铁壁合围”的扫荡。父亲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旅大崮独立团一营三连副政治指导员，当时年仅18岁。
　　 父亲奉命与一营青年干事李小平（曾任广西百色军分区参谋长，早已离休，不知是否还健在）率一个排奉命坚守司马寨，阻击日寇对我大崮山根据地的进攻。
　　 战斗在当天夜里打响。父亲叙述，日本鬼子趁着夜色向上冲来，战士们依据山寨的石墙迎击敌人。
　　 父亲命令所有战士将手榴弹准备好，待鬼子进到三、四十米处时，随着一声号令将2、30枚手榴弹一起砸向敌人。鬼子被一次次地炸得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父亲在讲述这次战斗时那灼灼有神的眼睛，好像仍然身处当时的战场上。
　　 “准备好手榴弹，听我口令一起扔！”他还特地强调，手榴弹拉弦后要在手中停一下，再往高处扔，这样手榴弹会在鬼子头顶处爆炸，杀伤力非常强。他形容手榴弹爆炸时的情景是“一片火海”。
　　 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从夜里一直打到天明。天亮后，山上的阵地暴露在鬼子面前，战斗更加惨酷了。
　　 父亲讲，天亮后鬼子的机枪能够准确地进行压制性射击，把作为掩体的石墙打了一个个大黑洞，真冒烟。战士们中也陆续出现了伤亡。有的战士畏惧了想往后撤。父亲说，他就举着手榴弹把他赶回阵地。战斗继续进行。
　　 面对数量和武器占优的日寇，父亲和战士们顽强战斗，一直坚守到一营副教导员展明派通信员来送命令让他们撤退。但此时他们的退路已被鬼子截断了。在突围的过程中，父亲抱着誓死不做俘虏的信念，勇敢地跳下陡崖。
　　 他形容当时情况时说：“我正找路下山，忽听有个战士喊：副指导员，鬼子！我回头一看，鬼子已离我很近了！鬼子的钢盔、刺刀和黄呢子军服上的铜扣都看得很清楚，锃亮！来不及多想，就从山上跳了下来”。
　　 他回忆到，好在这处山崖不是特别陡，又有一定坡度和很多树木，连跌带滚到了山下后，才发现帽子和鞋都没了，枪也没了，活动一下四肢，还好，没有大伤，但牙被跌掉好几颗。
　　 撤回大崮山根据地休整后，父亲被告知要接受行政撤职和党内严重警告两个处分。后来组织上认为父亲“对党忠诚，作战勇敢”而取消了行政撤职处分，只因“丢失枪支”记了一个党内严警告处分。随后，父亲与战友们又立即投入到大崮山保卫战之中。
　　 我曾问过父亲丢的是什么枪？他告诉我，是一支我军兵工厂自造的填一发步枪弹打一枪的撅把手枪。他还告诉我，副教导员展明把当时全营最好的一枝枪——捷克造的“九连珠”步枪发给了父亲使用，还把他叫过去一起用钢盔当锅煮饺子吃。
　　 这次战斗给我父亲的印象是深刻的。因为我在父亲留下的几乎所有表格中都发现填有“1941年11月在山东蒙阴司马寨战斗中因丢失枪支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字样。
　　 这次战斗最终以惨烈的突围结束，但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仍是深远的，以至于1982年与父亲同因司马寨战斗受到处分的李小平，还托时任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姜昆给父亲写信，寻问为这次战斗的重新评价问题。
　　 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从来没有因这次战斗找过组织，偶尔提起时他也是说：“比起那些牺牲了的人，这算得了什么！”
　　 但是父亲也有遗憾。他曾讲，如果那个送信的通信员胆子再大一点，早点把命令送过来而不是在山后吹哨子，使部队能及时转移，那么这次战斗将是一个大胜仗，因为光是被打死打伤的鬼子就运走了几大车（马车的俗称）。
　　 我坐在返途的车上，心绪久久不能平静。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司马寨山，心想：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可能”、没有“如果”、更不能“重来”。但是无论怎么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与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浴血奋战，他们无畏艰险、不怕牺牲，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的英雄，他们与祖国山河共在，与日月星辰同辉。
　　
　　 三、苏北行——碾庄圩
　　 出差苏北，我们从宿迁市乘车北上，经新沂市向西到达邳州市碾庄镇，也就是淮海战役著名的主战场之一——碾庄圩。
　　 以前，我总是把碾庄圩的“圩”，错认为“于”而错发音为“玉”；其实它的正确读法与“围”同音，当地人也是这样发音，字意为滨湖地区为防止湖水侵入而筑的堤。
　　 当年父母亲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是在碾庄圩参加围歼国民党军第7兵团即黄百韬兵团的华野六个纵队之一。父亲时任纵队野战医疗一所政治协理员，母亲为护士。
　　 从1948年11月12日开始，华野8纵由东向西攻击黄百韬兵团的第64军，华野9纵由南向北攻击黄百韬兵团的第44军；华野6纵、13纵由西向东攻击黄百韬兵团的第100军，华野4纵由北向南攻击黄百韬兵团的第25军。
　　 战至1948年11月22日，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五个军部（含碾庄总攻击前歼灭的63军）、十个整师共计十余万人，兵团司令黄百韬毙命，结束了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们来到座落在邳州市区西16公里处、碾庄镇南侧的碾庄战斗纪念馆。纪念馆建在烈士陵园的西北角，陵园中矗立着碾庄战斗纪念碑。那是在1958年6月，当时的邳县县委，县人大为纪念在碾庄战斗中英勇献身的3,700多名解放军烈士而兴建的。
　　 纪念碑于1960年2月竣工。碑体高18.5米，正面及左右侧分别镌刻着刘少奇，陈毅、刘伯承的题词，背面为邳县县委，县人大撰写的碑文。碑的下方刻有冲锋，支前、支援、胜利等四幅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