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纪实

摘要：我出生于双军人家庭，从小听着军号声作息，看着《星火燎原》长大，与军营和军人有着理不清、剪不断的情结。 年满15即弱冠从军21年，这是我感觉最美好、最纯洁、最充实的一段人生。虽然已离开军队20多年，但总感觉我还应该是个军人。 在年过知天命而奔花甲之时，仍能经常在梦中回到那魂牵梦绕的军营，仍能梦见昔日朝夕相处的战友，不能不说是刻骨铭心。 我愿用笔将这段人生经历真实的记录下来，让它告诉未来。 一、新兵登记
　　 1970年初，我们经过一个月的入伍教育和训练，结束了新兵连的生活，进入到报务训练队进行专业培训。
　　 2月初的一天，根据报训队领导的安排，以排为单位进行新兵登记。记得登记的内容是：个人自然情况，籍贯，文化程度，入党团时间，家庭出身，父母工作单位、职务和政治面貌等。也不知道二排姜排长出于什么考虑，安排我负责全排的新兵登记。
　　 登记工作在第二报务课堂进行。开始时，全排三个班三十多人都挤在我身边，七嘴八舌地争着说着。二排长一见此情景就大声说：“同志们排好队，一个一个的登！”话音一落，新兵们马上行动起来，排成一条“长龙”，秩序井然。
　　 在那个年代里，家庭成份那可是相当重要的。你看，凡是所谓出身好的战士，报起家庭出身来声音也多么洪亮：“贫农”、“下中农”、“工人”等等，话语中带着底气，带着自豪。而那些家庭成份“高”的战士，则是小声细气的，多少显得有些谨慎。
　　 在那个年代，对新兵入伍政审要求那是相当的“严”。一般情况下，个人历史不“清楚”或家庭成份不“清白”的青年，是绝对不能够被批准参军入伍的。但是，如果其父母在党政军机关任职就不一样了。所以，一般家庭成份“高”的子女能够当兵，那肯定是其父母早年参加了革命，而且在机关、单位或企业担任了一定职务。
　　 你听，凡属于这类情况的新兵，在报父母职务和政治面貌时，声音也逐渐大了起来：“主任”、“科长”“厂长”、“书记”、“团长”等等，有的战士说完后还用眼睛四面扫上一下，颇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特别是说“党员”两个字时，那话语中绝对透着骄傲和自豪。
　　 这哪是在做新兵登记，那简直是新兵们在“亮”底牌进行比拼呀！自然，也是战士们相互深入了解和认识的机会。
　　 随着登记的进程，排队的人是越来越少。但我发现，四班副班长和五班长两人好象都不着急。他俩也不排队，而是坐在课桌边上静静地听着、等着。
　　 四班副是省城人，为人爽快、办事认真，工作积极。可他这会儿好象有什么心事，坐在那里一声不响。
　　 五班长可是个人物，在训练队、排领导及教员那里都极有人缘。在同年兵中能担任班长，也说明了他的不一般。
　　 五班长平时经常在新兵们中讲讲他父亲。据他说，其父亲是《林海雪原》中团参谋长少剑波的警卫员，经常跟随首长参加过许多战斗。其中，我亲耳听到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次奉“203”首长之命去“干”掉我军一名叛徒的故事。有时他还讲儿时在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玩耍的趣事。
　　 最后，课堂里只剩四班副和五班长两个人了。他俩还谦让起来。这个说你先来，那个说你别客气你来……，后来俩人推得都带有点“火药味”了。最后四班副让了步：“那我先来吧！”
　　 四班副看了五班长一眼后说，姓名×××，籍贯××省，文化程度……可等说到其家庭出身时，四班副犹豫了，他锁紧眉头深思一会儿，下定了决心后说：“就写小地主吧”。我心想：嗨！原来是为这个。再往后，四班副说话明快起来：“父亲×××，部门、职务，党员”说完走人。这时的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自信和平静。
　　 好了，课堂里就剩五班长了。他坐在我对面，开始低声说着、我记着……。
　　 五班长说到其父亲时，语速慢了下来：“父亲×××，现任×省……”（停顿），我想应该是省里某个单位吧？但他继续说：“×市……”（又停顿），我想应该是市里某个领导吧？但他还接着说：“×县……”（继续停顿），这时我心一紧：不会再往下了，最差不及也是个县领导吧？可他还再说“×公社”；我的脑袋开始有点晕，“×大队”；我的脑袋里已经开始出现空白了，“第五生产小队革委会主任”！
　　 哇！我觉得自己已经腾云驾雾了，“小队有革委会吗？”我问到，五班长回答说：“你就写上吧！“在他刚要起身离去时，我忽然想起忙追问他：“还有政治面貌没填呢？”这时，他头也不回地说：“革命群众！”
　　 “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第五生产小队革委会！？”我茫然了……
　　
　　 二、口号能要命
　　 关于口号，“70前”（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都不会陌生。一般说来，口号是人们表明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多用于集会、游行等场合，一般情况下是有人领着喊一句，众人跟着喊一句。但在“文革”期间，口号特别多，内容也特别广，变化也特别快。全国上下，游行集会，广播宣传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口号。我在这里记述的是有关口号的一件真人真事。
　　 1970年初，×军区通信总站报务训练队在东北某机电学院内驻训（此时学校内已没有学生）。我们120名新兵在这里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训练生活。
　　 2月初，根据上级统一安排，我们参加了“两忆三查”运动。所谓两忆，就是忆阶级苦、民族恨；三查，就是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在那段时间里，除了正常训练，政治学习也全是与忆苦思甜有关的内容。如听忆苦思甜报告，写信要父母苦难家史，请老工人、老贫农忆苦，吃忆苦饭，组织观看电影和展览等等。但是在一次活动中，发生一件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口号事件。
　　 那天，我们全体学员整队从机电学院步行到该市的故宫博物院参观大型泥塑《收租院》。这也是报训队领导配合两忆三查的开展而组织的重要政治活动。
　　 我们静静地听着工作人员悲情解说，现场气氛沉重、忧伤。可正当工作人员解说话音刚落时，站在我身边的小Y突然振臂高呼：“打倒不忘共产党！”大家都如同听到了一个炸雷一样惊呆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但在“文革”时期可是要命的大事。仅凭这个口号，就可能断送年仅18岁小Y的一切，包括生命。
　　 小Y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报训队中年龄较大的学员之一。在平时，因为他工作和生活上有些随便，训练成绩也不太出色，还经常被“小领导们”批评，加上他自身生活的一些习惯不为同志们接受，所以自已感觉在人群中没有地位、得不到尊重。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太渴望进步了，太渴望得到大家的认可了，所以选择了这个时机来表现一下。
　　 小Y太紧张了，太没有经验了，也太看重这个机会了。应该说，他绝对不是故意的，可能是他在极其紧张的状态下，把“打倒万恶的旧社会”和“翻身不忘共产党”两个口号混在一起喊了。
　　 事发太突然了，现场静得可怕。
　　 正当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四排赵排长不失时机地喊出了“打倒万恶的旧社会！”，“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大家跟着喊着渡过了这个尴尬的局面。
　　 赵排长是个1968年入伍的“老”兵，年龄也不大，但她毕竟多当了两年兵，经历多了一些，加上人也精明、机灵，用现在的话说是应变能力强，机智、果断地缓解了这个突发事件。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只见小Y的脸色苍白、汗如雨下，全身不自主地发抖。是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可是个捅破天的大事，后果真是的不堪设想的。我就曾听说一件事，有个部队的一名战士只因用了印有领导人照片的报纸解手被人发现揭发，因而受到关押、批斗直至被开除军籍、判刑。小Y也感觉到这是可以至他于死地的大事，他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参观结束后，报训队张指导员专门留下与展览方的领导沟通情况，反复解释这是新战士的口误，是个偶然事件，以求得谅解。后来听说，展览方也表示理解，消除了这次危机。不然，要真碰上一个好事之徒捅出去，那麻烦可就大了。
　　 小Y回到驻地后没吃晚饭，先找二排姜排长，后又逐个找队领导谈话。当天也是一夜没回宿舍就寝。
　　 我次日清晨再见到小Y时，只见他脸上虽显疲惫，但从他如释重负的眼神中说明危机已过。记得当时他还很有信心地对我说：“今天我专门准备了稿子，保证不会再喊错了”。
　　 但是这个“口号”事件已使领导警觉起来，在以后组织的各项活动中都专门安排了专门领喊口号的人员。小Y也就失去了“戴罪立功”的机会。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幸运的，毕竟没有因此事对他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
　　 往事已过40年，我现在回想起来还会常常感慨：无论干什么事，都要老老实实，本本份份；一定不要幻想着“一鸣惊人”或“一飞冲天”，否则可能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代价甚至会是致命的。
　　
　　 三、“二号病”
　　 1970年4月，在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的指示再次公开发表不久，我们报训队从沈阳市铁西区的沈阳机电学院，搬到了位于沈河区五爱街附近的沈阳音乐学院驻训。
　　 当时正外于“文革”期间，音乐学院已经没有了学生，整个学院只有我们一百多学员，还有曾创作《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喋恋花—答李淑一》、《沁园春?雪》等作品，并在“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作曲家李劫夫一家。
　　 我们训练报务的课堂就设在原来学生的音乐大教室里。一时间，滴滴答答的莫尔斯电码声，飘扬在昔日的音乐学院上空。而那一间间墙面做了隔音处理的音乐小教室，都成了我们的宿舍。走廊里、教室边以及大礼堂里到处可见横七竖八摆放着一架架落满灰尘的名牌钢琴。以致于报训队组织俱乐部活动时，学员中的文艺骨干随手掀开一架钢琴，就可演出一段钢琴伴唱《红灯记》或《智取威虎山》。
　　 训练和生活正常进行着。谁也没有想到，突发的一场灾难将降临在我们身上。
　　 6月的一天，报训队的部分学员出现了高烧、腹泻等症状。大面积的病情马上引起上级部门的关注。总站卫生队的军医们先来了，202医院和军区总院的军医们跟着也来了，据说还惊动了国家卫生部。一时间，音乐学院内“白大褂”云集，很是壮观。
　　 开始怀疑是“二号病”即霍乱。经过一通检查、化验之后结论出来了。确诊为“大名鼎鼎”且又“臭名昭著”的伤寒。
　　 “伤寒”属恶性肠道传染病，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以及持续菌血症。临床表现为持续高热，腹泻等症状。此病会导致肠出血、肠穿孔等并发症，治疗不利或不及时死亡率极高。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寇就利用其731生化部队，残酷地用中国人进行试验并大量制造致病菌，而且在战争中大量使用，其中伤寒致病菌也在其中。
　　 解放后，新中国卫生部门对在中国大地上大面积流行过的、对人民群众危害极大的传染病进行了集中防治。其中，列为甲类一号病的是“鼠疫”，列为二号病的是“霍乱”。“伤寒”被列为乙类传染病。
　　 据说，这次报训队出现的“伤寒”病，是建国二十一年来罕见的、大面积集中暴发的个例。上级马上采取措施。集中封闭，全体隔离，就地诊治。
　　 我们报训队一百多名学员及领导、教员，都被封闭在音乐学院，与世隔绝。这一段时间里，连冲水厕所都禁止使用，专门设置了厕所，并安排了严密的消毒措施；报训队的所有人员全面、多次体检，筛查病情；天天检查卫生，一天要洗不知多少遍的手；把已得病的十几名学员全部拉到专门医院进行专门治疗；对报训队的食堂等环境进行了多次全面的清洗和消毒等等。
　　 经过上上下下的一番努力，很快就控制住了病情的扩展和蔓延，并查到了导致这次伤寒大面积暴发的“根源”。原来报训队炊事班姓赵的班长是所谓“健康伤寒带菌者”。马上将其调离原岗位接受治疗。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观察和积极防治，得病的学员痊愈出院，全体学员没有再出现发病的情况。7月下旬，我们得到命令全体“释放”，解除一个半月隔离状态，我们又“自由”了。
　　 事情已过四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就象是在做梦。当时就是年纪小，也不知害怕和焦虑。在稀里糊涂之间又亲身经历了一件“大事”。
　　
　　 四、“五好战士”
　　 “一个个，正年轻，扛起枪来当兵，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当个五好兵！当个五好兵！当个雷锋式的五好兵！”这是我们刚到报务训练队时，二排姜排长教我们全排唱的第一首歌，印象极其深刻。歌声唱出了我心底的愿望——争当“五好战士”！
　　 中苏边境珍宝岛等一系列冲突的1969年底，在全国“时刻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准备打核战争”的背景下，我们这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弱冠从军”来到部队。当时父母和我的想法都很简单：要打仗了，做为军人的后代，理应当兵保卫祖国。
　　 “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简称“四五好运动”，是当时部队对基层单位和个人的评价奖励制度。当兵就当五好兵，也是当时每个战士的理想和愿望，我也不例外。但到部队后才发现，评五好战士也是有比例的，20%。也就是说，一个班10个人只能评2个。能够当上还真的不容易。
　　 “五好战士”的标准就是：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和锻炼身体好。当时，战士们在平时的工作和训练中都是用这五条标准来提醒和要求自己的。我的报务训练技术好，特别是手键发报，在二课堂中名列前茅。其它方面工作我也很努力，就憋着劲当五好战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