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散文小说

最近应某个文学论坛散文版主之邀参加一个关于“中秋情思”的主题征文活动，我真心实意地完成一篇近三千字的得意之作《月映雯心》。由于活动的明确规定，字数不得超过两千，在后续的版主评审过程中，我的这篇参赛作品在其他各项指标分值总和最高的基础上，由于字数超标，扣除2分，最终未能进入获奖名次。此后我便开始质疑比赛规则的合理性，与那位散文版主前辈就散文字数的问题展开长久拉锯的尖峰辩论，辩论的结果令对方怀疑起我的文品和人品来。近日完成万言散文新作《我的寻梦之旅》，发至中坛社区，引发众文友对该文的热议，而议论的首要问题便是这么长的文章有多少人愿意看它，不能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的文章如何能成为一篇好的作品？幸而有卖我面子的文友们认真看完全篇，也作了相对中肯的评价，看过的文友们一致认为这篇万言作品虽然文字偏长，但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精练，思想贯通，不失为一篇精品佳作。我也自忖本文是我为自己设置的又一座创作上的高峰，一时间难以越过此峰，再写出超过此文水准的作品怕是短时间内无法做到了。
　　 说实话，从欣赏的角度来说，我喜欢看较长的散文。在我的卧室案头你总能找到几本厚重的散文书籍，像《余秋雨文化大散文集》、《周国平文集》、《易中天品读系列》、《世界名家经典美文百篇》等；当然，我的书橱里也摆放着一些诸如《智慧背囊》、《时文选粹》等精短散文选集，可那些东西只在我赶时间的情况下随便取下来翻翻，偶尔看到一两句触及心灵的语言，我会把该书页的边沿折叠起来，在闲暇时用本子将其记录整理。在我看来，有些散文是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读深谙其味的，而有些散文是可以随时随地看上几页而后将些许记忆抛诸脑后，随风而逝的。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设若在相同的时间里，看一篇万言散文和看十篇千字散文之比较，其结果必然是这样：万言散文让人回味无穷，流连不已；千字散文令人思绪错乱，印象粗浅。千字散文带给我们的是语言的锤炼学习，而万言散文带给我们的则是思想的净化启迪。
　　 为了找到长篇散文也是有人推崇的证据，我试图上百度搜索一个理想的结果，最终失望地看到诸多所谓的散文评论界人士对长篇散文的口诛笔伐、尖刻批驳。其大意是散文以精短为要，少于五千字为宜，而那些多则数万言，乃至十几万几十万字的散文，则完全背离了散文创作的宗旨。这些言论者，姑且不说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究其本身也是漏洞频出的。首先，批驳的言语中将五千以外数万言以内的字数变成了一片空白，倘若万言左右的文字，又当算长还是算短呢？其次，散文以精短为要，这是何许人的论断？所谓精短，应该只是散文的一个分支而已。横向比较来看，文学的四大门派中，戏剧除外，小说有分长篇、中篇、短篇、微型、超微；诗歌有分诗体小说、长诗、组诗、常诗、短诗、微缩，何以散文就不能分长篇散文、中篇散文、短篇散文、精短散文呢？
　　 若从篇幅的长短来考量文学的艺术价值，大体上依然是长者价值更高，短者艺术价值更少。以唐诗为例：李白的两首诗歌《静夜思》和《梦游天姥吟留别》，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前者我们从幼儿园时期开始会背诵了，后者只在高中课本中才出现，从接触学习的年龄阶层的差别，可见二者的艺术价值的明显差异；以小说为例，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前者为中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后者被誉为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两部著作的艺术价值也区别明显。也许有人会说，不能用诗歌和小说来类比散文，那么，就以散文为例，简短的《陋室铭》与较长的《滕王阁序》相比，哪一篇作品艺术价值更高想必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如果单从同等内容的文言文和白话文相比，自然是精短的文言文艺术价值更高，可是这种曲高和寡的古文体，又有多少现代人愿意接受呢？
　　 论及大众的接受与否，这一点是中长篇散文作家不可回避的软肋。可既有大众，必然也有少数人，我想，大众接受的更多是通俗文化，快餐文化，无须过多咀嚼便可消化殆尽的东西，少数人喜欢的才是精品文学，是阳春白雪，是曲高和寡的。我并不怀疑大众的智商，可我想，大众需要的应该是休闲，是消遣，是在繁重工作之余聊以解放思想，解放大脑；而真正的文人或者欲以文学为生命载体者必然愿意在精品文学的徜徉中汲取文化的营养，以提升自己的文思和心智。
　　 一般的文学爱好者都希望自己的豆腐块作品能多多在报刊发表，以期得到社会的认可。我也有过这样的热望，所以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就我唯一一次投稿《铅山报》的经历而言，那是一篇工行的征文。征文的字数要求不超过两千，我也做到了，一千五以上，可是见报的时候，由于文学副刊版面的限制，我的文章又被强行删除了一段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当然这是没有关系的，毕竟所有报刊里的散文作品，阅读者是在少之又少。记得一件轶事，小文友陶冶上班无聊时翻看《铅山报》见到副刊征文作品中有我的名字，就耐着性子看了下去，我们电话联系时，我问她版面里总共有几篇文章时，她回我说只看了我的征文，其他根本没有关注，所以不知道。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名字在里面，相信她一篇都不会看吧！其实这不能怪任何人，因为现在的时代变了。想当年金庸在报刊上连载他的武侠小说，报刊发行量剧增，鲁迅在报纸上发表檄文，也曾唤醒过无数民众！圈内前辈文友们也许或多或少地经历过报刊文学的风靡时期，可现在时代变了，书店遍布大城市，图书馆遍布中学大学，书摊遍布每个乡镇闹市，网络遍布家家户户，报刊只能沦为人们搜寻新闻谈资的快餐。周立波一天看一百份报纸，其中不乏文学副刊，可他不会看，也没有时间看。就我单位而言，每周也会收到许多叠各类报纸，可基本上都堆放在某处，试想想，如果某报刊中没有自己的作品在里面，谁愿意多关注一眼呢？所以，时至今日，因为不愿过多迎合报刊版面的限制，我几乎从未在报刊中发表过什么作品（也是吃葡萄心理），更因为得不到作品见报的激励，写作的冲动一度被迫中止和消弭。
　　 散文的好坏不在于字数，而在于其层次，在于其内涵，在于其深度，在于其文笔，在同等文笔的前提下，有深度有内涵的文章，不管多短，都是好文章，有深度有内涵又能层次分明的文章，不论多长，也都是好文章。可若是对于同一个主题，文章可长可短，这又该如何衡量和取舍呢？如一位圈内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所说“把一部原本上下集一百八十分钟的电影拍成二十集的电视剧”，到底是电影更精彩还是电视剧更过瘾？在我们鹅湖文学写作班的一次采风作业中，有人用诗歌形式写了两百来字，有人抓住一个侧面写了近一千字，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写了两千来字，而我则设了七个标题，以纪实的手法，用了五千多字浓墨重彩地记录了采风的全过程。究竟孰优孰劣，无法定论，唯一的判别，是各有千秋，不相伯仲。鸿篇巨制《三国演义》，导演吴宇森撷取一场“赤壁之战”大做文章，拍成堪比好莱坞的中国电影。同样一部卖座电影《手机》，编剧宋方金用电视的方式全新演绎，又是一番吸引眼球的别样风格。
　　 纵观中国的散文创作，个人认为，并不是优秀作家们将散文越写越长，像臭婆娘的裹脚，而是优秀写手们越来越不敢朝着长篇散文去努力，他们知道，长篇散文不是人人能写的，非得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基础才能涉及，否则通篇废话，让人诟病，终毁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写作上的声誉。江西散文家江子的散文精品《你是我的神》，我非常欣赏，文中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位实实在在的自己的父亲形象，通篇用了十个章节，总计约两三万字，被当成了小说发表在《作家》中，波阳散文家范晓波的精品散文《回乡》也超过了一万字，铅山作家傅之潮在《鹅湖文艺》发表的《山城六日记》也将近两万字。这些作品都非常厚重而精彩。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名家才能去做的事情，作为一位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我们没有资格去效仿，当然，我们是不能好高骛远地去发展中长篇散文创作，但是偶尔向着方面做点尝试也未尝不可不是吗？
　　
　　 【闲话小说】
　　
　　 说实话，我不敢研究鲁迅，我不是一个擅长攀登者，打死我也爬不上巨人的肩膀，倚靠名人出名的捷径险招我是无福消受。在应时作业前我翻阅了厚实的《鲁迅杂文全集》，首先注意到“文人相轻”这刺人的字眼。“文人”是古时对诗词歌赋者的雅称，正如先生所言，先前称小说为“闲书”，小说作者当不属此类，延续至今，恐怕只有余秋雨、赵鑫珊之者可以加冠。虽然现在“文人”的广义范围已经推及所有作家作者乃至所有文化人，然而我却不敢自称，所以羞愧。偶然看到一则消息，某报评选九十年代中国作家，除余秋雨外其他全是小说家，所以我又可以骄傲和庆幸我是写小说的，所以也就有了下文。
　　 照抄先生文题，决非攀龙附凤，只是心有所感，聊发议论罢了，先生之所以弃医从文，首因当推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先生之凛然高风亮节。先生如是说，也如是做。先生笔下作品中诸如阿Q、孔乙己，闰土等传之于世的不朽形象，唤起了无可计数的国人从沉睡中惊醒。譬如有人问他，关在铁笼中的囚徒，仅凭无端的几声呐喊和几次挣扎，何用之有？先生铿锵地回答，然而只要呐喊了，挣扎了，怎知牢笼不可冲破呢？先生就是这样从容地做起小说来，且始终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不已。
　　 先生从文理由之高尚，是我辈不可比的，然而先生的缘由不仅于此。先生在文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们抱着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先生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揭露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先生做小说目的之明确，实是我辈学习之典范。
　　 大凡做梦过的人，总有想当大作家、大文豪者之流，而确真获此殊荣者实在凤毛麟角，先生当之无愧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作家的受冕者，虽是众望所雪，却非他的初衷。而地20世纪末期，我们隐约听见有个人在撕心裂肺地“嗷嗷”狂吼“我是第一！我是第一！”这是李敖。我绝非有意数落他，虽云文人相轻，我是有自知之明。当代的“文人相轻”问题似乎已发展得很严重了。有王朔（痞子）与金庸（侠士）之战为证，而李敖却是把“文人相轻”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第一人，他否定了所有文人，狂得过分，将一向谦躬的先生也“轻”掉了，李敖的为文之道有崇先生之迹，然其狂傲之气实不足与先生之品性相提并论。
　　 先生的取材，采自于病态社会之中，所写的事迹“大抵有真实的缘由，但只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这种类似大杂烩的取材为揭露国人普遍的病苦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形象绝非某一个体，担任谁皆可对号入座，引起注意，造成不穷之新书新作，甚多为废字费纸的次品，难经时间的推敲与洗炼，逐次淘汰，所剩尚可回味之作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尤其所谓网络文学的泛滥，其煽情手段之高妙和拙劣，内容枯燥，形式单一，思想几无。若先生天灵有知，定会喟然叹日：呜呼哀哉！
　　 “痞子作家”王朔曾经这样描述他做小说的原因：“整日整日无所事事地在大街上闲荡、找乐，晃晃荡荡，浑浑噩噩，虽云自在，却囊中羞涩、肚腹空空，于是写起小说来。“（稍改）小说在他眼里像一块口香糖，想嚼就嚼。先生似乎也是被“逼上梁山”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这是先生做小说的外因，虽则王朔与先生做小说同为“无奈之举”，但先生却谦虚地说：“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小楷医学上的知识。”可见小说写作并非王朔所言般简单，真正的小说家的思想是比任何行业的从事者都要复杂得多。当然，只愿在换回某一方面和领域发展的作家除外。类似于古代的宫闱诗人、山水田园诗人、边寒诗人等，当代小说界也出现了市民作家、改革作家、军旅作家、留爱作等涉及不同领域的作家群。王朔是八十年代文坛冯出的一匹黑马，不同于七十年代的王蒙。他把创作视点完完全全放在随外可见的小市民身上，大众化的语言和对个小市民。我们所熟知的《红处方》的作者毕淑敏女士，前身是某医科大学的高材生，她做的一系列小说都与医学有关。然而，先生的小说和杂文涉及面之深之广，是当代作家谁也无法匹及的，甚至于从他的小说和杂文的白话语言里，绝难发现有医学的印痕，像鲁迅一般中途改旗易帜者在当代我所知道的有张承志马原等，张承志毕业于政法专业，改做小说时完全解脱了政治与法律的束缚，任由思维驰聘，极具诗情画意。他的代表作《黑骏马》极为强烈地体现了这一风格特点。然而先生是不赞同这种风格形式的，小说之与散文、诗歌、戏剧齐名，就在于它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特色，不必要将体裁混融，所以他“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先生的小说、杂文和他本人一样简洁干脆，明白晓畅，毫不掩饰，毫不含混晦涩。相比较而言，张承志的《黑骏马》极尽铺陈之能事，美则美矣，但读者在欣赏因故事的极力铺陈而就的凄美之外又有多少思想可感呢？也许这便是当代小说流派呈现多元化之所需吧。在这里我又不免提及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作家，她们是现代派、后现代派女性小说家的代表，她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无控的自我，尤以棉棉为甚，她把自己真正妆成颓废的一代之一员，并且“津津乐道”于这种生存方式，似乎并不试图改变什么，实是令先生扼腕叹息呀。据说她们兴奋于这类小说的不注意故事情节的发展，随心所欲，娓娓道来。然而一旦舍弃了小说的基本形式，又怎能说在做小说呢？
　　 当然，对真正科班出身的作家而言，想在小说内容上有所挖掘，有所创新，是很难的。他们多数只能在小说体式上，语言上寻求突破。所以产生王朔、张承志等等“半路出家”的作家名角。
　　 我并非在一味否定科班出身的作家群，我没胆，即使有胆也不会。因为我自认为自己正是在科班“插科打诨”的“准作家”，我只是觉得，真正想做小说者，必得学先生如此这般，谨言慎行，学识广博，目标明确而崇高。虽然不能达到先生开创的成就，但须以先生的做小说精神为目标方向和基准。如此自当无愧于已，无愧于社会。
　　 去除当今小说界画蛇添足，无病呻吟、滥竽充数之弊，必以先生之语为范：“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不靠卖文为活。”
　　 至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我不便多言，大约也是不得不做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