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叔

摘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沉淀在童年记忆里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双双慈祥的面孔、可爱的笑脸，总是鲜活在我的面前…… 只要想起五叔，就会想起过去的岁月，只要想起过去的岁月，心底总是像打翻了五味瓶。
　　 五叔冯贵常，小名冯五子，忻州后播明村人，我父亲的结拜兄弟，因为比父亲小一岁，我们就叫他五叔。
　　 后播明村和阳村相隔也就一公里多点，两个村庄只隔一片黄土地和一条人工渠，我家在渠南面，五叔在渠北面。从我记事起，五叔就是我家的常客。那时，我总是奇怪五叔和父亲既不同宗同姓也不同村同辈，为啥父亲叫我兄弟姐妹们称他五叔，随着年龄渐增，我才知道五叔既是父亲的结拜兄弟，又是父母的媒人。呵呵。
　　 父母的结合满算的上是一段奇缘，如果不是五叔帮忙，就不会有父母之间美满的五十年金婚风雨情，当然也就不会有我们，更不会有我们李家这个百里闻名的旺族了。难怪父亲只要提到五叔总是一脸感恩之情，同时要求我们晚辈对五叔一定要毕恭毕敬，视如亲人呢。呵呵。
　　 爷爷英年早逝，孤贫交加的奶奶没有另嫁他人，而是顶住来自家族间的一切压力带着伯父、父亲、姑妈他们艰难度日。伯父、二伯父、八岁的父亲全部扛长工，奶奶给有钱人缝补浆洗当保姆，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半饥不饱，能活命就蛮不错了。因此，父亲一直到三十五岁都没有成家。三十六岁时娶了小他十五六岁的母亲，从此结束了单身生活。
　　 母亲本来是内蒙人，老家据说在呼和浩特附近大青山底下一个叫南营子的小村里，她六岁时外祖母去世，饱受没有人性的大姨妈的疯狂虐待，险些丧命。外祖父一狠心便以六块银洋的价格把我当时仅仅六岁的母亲卖给忻州西冯城村一个土财主家给他四六不分的傻儿子当童养媳。母亲长大明白事理以后，不愿意让那个傻子糊里糊涂地耽误自己一生，坚决抗争，宁死不从。西冯城村土财主眼看要出人命，又不想惹官司，没办法，只好把我母亲认作干闺女，择婿出嫁。其时恰好在西冯城村做工的五叔碰上了这档子事，就热心为我父母撮合，就这样成就了我父母老夫少妻、恩恩爱爱的百年好姻缘，也成就了我们这个家。
　　 父母成亲以后，五叔就成了我们家最熟稔的亲戚，每逢节日就会带上五婶来我家和父亲喝喝小酒、拉拉家常。
　　 记忆里，五叔五婶过年或中秋节来我家时总会提一个黑色人造革包，包里总是一块笼布，笼布里总是包着几个白面馍馍、十几个水饺；平时来我家时总是挎个竹篮子，竹篮子里总是一些应时蔬菜或水果之类。而五叔五婶只要来我家总是会受到上宾之礼般的招待。
　　 高高大大、个头足有一米八以上的五叔每次一到我家就如回到自个家里一般，把鞋子一甩就上炕，背靠铺盖卷、把腿拉叉得长长的，旁若无人地坐那里，一幅家长风范。每每喝几口母亲递上来的水，烧几锅父亲递过来的旱烟叶，五叔的话匣子就打开了。父亲蹲在一旁诚惶诚恐、洗耳恭听、随时伺候；母亲则在地下团团转者满屋搜寻最好、最拿得出的东西做饭来招待这对座上宾。
　　 那年那月，黄土地上最好吃的东西也就是粉丝蒸肉和白菜烩豆腐了，所以，每次五叔五婶来，母亲总是首先做这两道菜来招待他们。一个大盘子里放一些绿豆芽和胡萝卜丝，然后将蒸肉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的搁上面盖住豆芽菜，蒸肉上面再放一点点粉丝，最后浇点酸菜汤蒸熟就是粉丝蒸肉；白菜烩豆腐只将白菜豆腐再加猪肉一锅炖就可以了。这两个菜做好装砂锅上桌，接着，母亲会凉拌几个小菜做点缀，主食当然是饺子或黄米糕。呵呵。
　　 热菜凉菜都上桌，父亲去代销店里买来酒，饺子也包好后，五婶也就上炕和父亲、五叔团团围坐开始吃饭了，只有母亲还在地下张罗，我在炕角率性解馋——按家乡风俗，小孩不能随便上饭桌，尤其有客人的饭桌是绝对禁止小孩沾边的，我的饭桌就只能是炕角窗台了。但这并不影响我的进食质量，因为母亲总会在炒菜时就在小碗里给我另外准备一份，只属于我的一份，不到饭桌边我也照样可以解馋，因为能趁机解馋，童年时的我就特别盼望五叔五婶来家。只有母亲，一般是吃不上热饭的，招待好别人以后，她只能拾拣残羹剩饭了，向来如此。
　　 往往酒至半酣，五叔就会和父亲说起他们老不变更的话题，那就是母亲的身世、父母成亲的过程、五叔为之付出的辛苦，父亲赶紧向五叔表达感谢之意、感恩之情……五叔谈到得意处还会扯淡什么帮助母亲寻亲之类无聊话题……
　　 五叔五婶说完也就完了，却常常引得母亲黯然神伤，他们走了以后好几天，母亲都缓不过神来。五叔五婶一年来四五次，四五次谈论同样的话题，前后将近二十天母亲都会被低落的情绪所左右而陷入忧伤里。虽说家乡只是母亲头脑中一个模糊的轮廓而已，但对家乡的怀念还是母亲一生的心病，母亲至死都搁不下的心病，心病上撒盐，可想而知，母亲会有多么痛苦！
　　 于是，我渐渐地明白他们谈论的话题都是悬在母亲心尖上的那些苦难与辛酸，他们每谈论一次就等于给我母亲的陈年旧伤上撒一把盐。而他们谈论的那些遥远的故事对于我来说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我的耳朵都听起老茧了，觉得五叔的话有夸功之嫌，渐渐地由好奇变得平淡、漠然、以致厌恶，一年年，我明白了母亲的痛苦以后，就不再喜欢五叔五婶来了，主要是不喜欢他们来一次次揭开我母亲的疮疤再撒盐。
　　 但这由不得我，五叔五婶依然年年来几次，直到父母去世……
　　 世相如浮云，变幻莫测；人生如浮萍，最难把握。
　　 我相信，就是世界上最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动漫家都不可能捏造出本本分分的庄户人五叔成为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情节来，但中国的政治运动就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文革时，五叔是播明公社远近闻名的反革命分子，原因是他出身在一个有田有地还算的上富裕的人家，后来又当了几天国民党常备兵。就这些稍稍不同于一般人的简单经历就使得五叔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挨批，没有幸免过一次，尤其文革中播明公社专为五叔召开了好多次大型批斗会。我参加过几次，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和往常一样，饭后，我背着书包上学。
　　 和往常不一样的是，那天，学生们到了校却没有进教室，而是在操场上全体集合，听校长训话：“今天我们去公社开批斗大会，同学们务必要遵守会场秩序，批斗会后人人务必交回一篇作文，写写革命斗争的见闻和感想，希望大家认真听取革委会主任的发言……出发！”
　　 一路上，同学们议论纷纷，我才知道我们停课去播明公社开批斗会。
　　 批斗会会场就在后播明村戏院，戏台正上方红色的条幅上写着“镇压反革命分子誓师大会”，左右两边红旗随风飘扬。戏台下小学生按村庄分立前面，后面是全公社各大队社员们，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万余人。
　　 人们到齐后，高音喇叭响起，先是放着革命歌曲，什么《满怀激情迎九大》、《大寨人心向红太阳》等等。歌曲唱过一阵之后，一个穿灰色中山庄的人走到戏台中央，对着麦克风宣布会议开始，讲了一大通话。虽然他的话我一句话都没听，但作文还是交上去了，当然是废话连篇。呵呵。后来我才知道那穿灰色中山装的牛逼哄哄的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县革委会主任某某某。
　　 革委会主任四平八稳地坐镇戏台指挥，民兵连长身穿绿色军装、背着枪并带着红袖章的人对着麦克风大声喊叫，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押上台来，大概一共喊了七八个人的名字。话音刚落，人群开始骚动，让出一条通道来，随后就见荷枪实弹的红卫兵把一个个反革命分子押到前台，推推搡搡弄到高高的桌台之上站立，摁他们低下头，他们的头上无一例外地戴顶纸糊的高帽，身上都挂着一块用硬纸板做的牌子，上面写有打倒某某某，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
　　 批斗会开始了，群众们高喊着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个个都是一副同仇敌忾的样子。我从来没有没有见过这样气势宏大的场面，心里腾腾腾腾地敲着鼓，小退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不停地颤抖着。
　　 反革命分子是一个一个地被押上去的，戏台上的人宣读着反革命分子的犯罪事实，宣读一个押一个。他们上台时基本上是被提上去或拖上去的。有的个子很小，而专为他们设置的批斗台子高，一下子趴不上去就会挨红卫兵们的拳脚。许多人挨了拳脚，有几个嘴角都流出血来。
　　 我看得心惊肉跳，只想逃跑。这时我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把反革命分子冯贵常押上台来！”冯贵常？不就是我五叔吗？五叔那么好的人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呢？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高音喇叭里喊的冯贵常就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五叔。
　　 然而，我的眼睛告诉我如狼似虎的红卫兵手里擒拿着的那个高高个子的人就是五叔！红卫兵们使劲把五叔的头往下压，以至于压迫到了他的呼吸，把他的脸憋得青紫。到达批斗台时，五叔因个子高一下子站了上去而少了拳脚的侍候。但接下来的批斗过程中，五叔挨了多少拳脚我根本不敢看也记不清，只是低下头，听任惊天动地的口号在我的头顶混响，听任呼呼北风在我的脸上刮扯。天气那么寒冷，渐渐地，我感觉自己有点麻木了，好像要失去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觉得有人在揪扯我，接着就听见有人在呼唤我：“二苟！二苟！”迷迷糊糊张开眼一看，是我的父亲。原来一直关注着我的父亲看见我难受的样子就向老师请了假要带我离开那里。
　　 口号声渐行渐远，但天气越来越暗，走出街上，天空已飘下了雪花，不一会儿，大地已见白。
　　 父亲没有带我回家，而是带我去了三奶奶家，三奶奶就是五叔的亲妈。
　　 三奶奶家大院子显得空落落的，屋顶地下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进到屋子里，只见三奶奶在炕中央坐着，满头白发，满眼红丝，脸色怆然，神情呆滞。父亲走过去只安慰了一句：“没事的，他一会就回来了……”就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了。
　　 三奶奶则不停唠叨：“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啊！地、车、马、牛、羊、几处院子都给了政府，现在连吃得东西也没有了，还饿着肚子，倒成了四类分子、反革命分子了。婶婶问问你，这反革命分子是什么。咱家的东西全归政府了咋还是反革命分子？这要到什么年月才有个头哇……”老实木讷的父亲根本解释不了这么高深的政治问题，只好保持沉默，三奶奶说了几次也就不说了。我们三人就那样一直呆坐着，屋里静悄悄的，屋外也静悄悄的，似乎能听见雪花落地的声音。
　　 黄昏时分，五叔终于回来了，进得门来看了看父亲和我，又看了看炕上坐着的三奶奶，一声不吭地坐在门口长板凳上低下了头。
　　 “他们没打你吧？”三奶奶开口了。
　　 “没有！”
　　 “那就好，那就好，阿弥陀佛！”三奶奶双手合十，开始念佛。
　　 父亲站起来，说：“你回来就好，我走了。”
　　 “以后，你也不要经常来了，这年月、这时势会影响了孩子们的前途的。”
　　 “影响个球，我走了……”
　　 我跟着父亲走出来，路过供销社时，父亲像往常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五分钱给我买了五颗水果糖。我第一次没感觉到自己喜爱的水果糖有甜味。
　　 从那以后，我不再喜欢水果糖了，直到现在。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五叔隔三差五就挨批，有一次被踢坏男根，躺了二十多天，差点失去生育能力。还有一次，小腿被生生踢断，足足瘸了半年多，依然没有逃脱过一次批斗会，直到文革结束。
　　 而我父亲也就隔三差五地去看望五叔，鼓励五叔要坚强活下来，五叔当然活下来了，五叔那几句论述时势的经典话语也永远刻烙在我脑海里了：“唉！讲阶级和成份的年代，是两个太阳啊，两个太阳下分出来的人群是两个阶级、两种颜色、两个方向。我是四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两顶黑帽子，如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的我真有点喘不过气、直不起腰！唉，……”
　　 文革结束之后，我高中毕业参了军，转业以后参加了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老家停留过多少日子，但每次只要回家就要遵父命去西播明村看望五叔。我眼里的五叔身体不次不如一次，那高高的个子一次也比一次弯得低。
　　 最后一次见到到五叔大约是2004年秋天，那时我的父母早已先五叔而去。一天，我从北京回家，哥哥对我说：“五叔的日子不多了……你抽个时间看看他去吧……”我还想听哥哥说些什么，但哥哥扭头夺门而去。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许多营养慰问品，早早到了五叔家。
　　 躺在炕中央的五叔已失去了正常人的生命状态，昏昏欲睡，奄奄一息。我走到炕沿边问候他，他那没有光泽的眼睛只是紧紧盯着我却说不出一句话。他的儿子安田哥哽咽着说告诉我五叔已经好几个月不会说话了。我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不知五叔听懂了没有，眼皮不动，瞳仁也不闪，只是眼角流下了几滴干涩的泪滴。泪滴虽然只是稍稍滋润了一下五叔那死鱼般的眼睛，但却真正淹没了我的情肠、我的意念。我哽咽着逃也似得离开了那个屋子……
　　 半个月以后，哥哥来信说五叔走了，走的还算坦然。
　　 是啊，五叔走了，生在那个年月的五叔一天都没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没能活出自己，出生于富裕人家却饱受身心摧残仗义的五叔走了。
　　 唉！五叔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