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髫我尚记当年

“握手凄然伤老大，垂髫我尚记当年。”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青岛杂事诗》中之名句。垂髫是指三、四岁至八、九岁的儿童。
　　 人们常说童年的时光是美好的，童年的生活是衣食无忧、天真浪漫的。而我的童年却是伴随着缺吃少穿一起成长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辽宁省本溪市的一个农民家庭。我所在的生产队是全大队八个生产队中最穷的生产队，我们家又是最穷的生产队中最穷的一家。从我记事儿时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押着戴大尖帽的“四类分子”到处游街批斗的情景，社员们白天到田地里干活，晚上到生产队里开批斗会，忆苦思甜。人人“红宝书”不离手，“三忠于”、“四无限”不离口。不知是人多地少、土地贫瘠，还是只突出政治忽视生产的原因，生产队的生产总是搞不上去，年年吃国家的返销粮。
　　 父母成年累月地在生产队里干活，到年底却挣不出全家七口人的口粮钱，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日常生活只能靠养活的几只小鸡，攒下的几个鸡蛋，偷偷地拿到自由市场换几个零花钱，供我们姐弟五人买本子、铅笔、橡皮及生活必需品食盐。那时，家里的酱油并不是常年都有的，做菜时若放一点酱油都是一种奢侈。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可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数九寒天也只能穿空心棉袄，一条棉裤从入冬穿到开春，虱子、虮子在库缝里成行结队。
　　 当然，最难忍受的还是挨饿的滋味了，由于粮食不够吃，春天，大地刚刚复苏，便跟着姐姐到田间地头挖野菜；夏季，蔬菜下来后，家里每顿饭要炖上一大锅菜，每个人都得多吃菜少吃饭，即所谓“瓜菜代”。记得有一年春夏之际，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母亲低三下四地到邻居家借来半盆玉米面，掺拌着一种叫“水分科”的蒿草熬了半锅粥，我们姐弟五人抢着吃。不料，第二天都大便干燥，拉不出屎，难受的滋味无以言表。
　　 每当冬季来临，我们家便开始“猫冬”，一天只吃两顿饭，其中，地瓜约占三分之一，早晨玉米面大饼子或烀地瓜，晚上定不可疑是玉米面糊涂粥。下午三点多钟，还没等天黑，母亲就拉上窗帘，让我们上炕睡觉，据说这是节约粮食的唯一方法。冰天雪地是儿童的极乐世界。贪玩儿是孩子的本性。每当我和小伙伴们在银装素裹的乡村里玩耍一阵后，时常会有饿的感觉，想回家偷吃个生地瓜，又怕被母亲发现后挨打，于是想起了花生秧垛。在那些年的冬季里，生产队的场院里堆着像小山一样的喂牲畜的花生秧垛，每逢饿时，我和小伙伴们就会往那里钻，既背风暖和，又能在洞里拣着秋天打场时落下的瘪花生，充填饥肠辘辘的肚子。
　　 在我六、七岁时，便开始承担起家里饲养鸡鸭这项劳动。那时，家里每年大约养七、八只鸡，三、四只鸭（多养一是不允许，二是没喂的）。别看数量不多，责任却相当大，因为鸡鸭是我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我的职责并不是单纯地喂喂鸡鸭，每天早晨起来打开鸡架门后要挨个鸡摸蛋，那只鸡有蛋，那只鸡没蛋要记清楚，并向母亲汇报，白天要看好有蛋的鸡，不能让鸡把蛋下到别人家的鸡窝里去。晚上喂完鸡鸭后，要关好鸡架门，防止黄鼠狼夜间咬死鸡鸭。到了秋天植被成熟后，还得到野外撸草籽，准备冬天喂鸡鸭的饲料。
　　 童年时常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是看公鸡鵮架和老牛顶架：野外的两只公鸡，为了争夺雌鸡的宠爱，常常大打出手，蹦着高地鵮对方的脸部，你一下，我一下，你来我往，不把谁鵮得头破血流、狼狈逃窜不算完。每当我遇上这一幕时，就悄悄地蹲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观看，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看老牛顶架更刺激，甚至惊心动魄。两头不是一个群体势均力敌的牤牛一旦相遇，不知哪来的底火，你看它不顺眼，它看你也来气，便跃跃欲试，先是哞哞直叫，然后前脚刨地，接下来用犄角拱地，把土掘起老高，运足气之后，便开始对顶。只见两头牛推推搡搡，前进三步，后退四步，像两个人跳交际舞似的，逐渐地越来越凶，牛角撞得当当直响，没有几十个回合分不出胜败。有时一头牛能把另一头牛的肠子耠出来，甚至踒死。看起来可过瘾了！
　　 那时一进入腊月，没出息的我就天天盼着过年，掰着手指丫倒计时数着天数，盼望着能早日吃上一顿白面饺子，饱餐一顿猪肉顿粉条子；穿上一件新衣裳，即使穿不上新衣裳，能捡一件姐姐穿小的衣裳也挺知足（因为哥哥穿小的衣裳要比姐姐穿小的衣裳狼狈得多）。儿时，在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除夕之夜，没有电视，也不守岁，吃完晚饭一家人玩儿一会儿自制的扑克就睡觉了，初一早晨吃完饺子，我们姐弟五人就往太爷太奶家跑，争先恐后地给太爷太奶磕头拜年，为的是得到太奶赏给的糖豆、花生、榛子等好吃的。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依稀记得耄耋之年二位老人的尊容：太奶裴庆云，小脚，个子不高，大眼睛，双眼皮，目光有些灼人，给人以敬畏的感觉。她老人家常穿着一身青色大襟上衣，裤脚总是扎着绑腿，头戴一顶青色绒质桶帽，干净利落。太爷杨文亮，高个，长方脸，单眼皮，小眼睛，髭须洁白，慈眉善目，寡言少语，身体十分硬朗，80岁高龄时还能在数九寒天里到光滑铮亮的井台上提水、挑水。每逢冬季来临，他老人家不等天亮就起来，天天冒着严寒，拎着铁锹、粪箕去路边捡粪。
　　 放鞭炮是童年时过年最兴奋的事了，由于那个年代生活条件艰苦，过年时很少听到谁家成挂放鞭炮的声音，那时，每逢春节前夕，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地挤出一点钱，为我们兄弟四人每人买一挂红红绿绿的小鞭儿，买回后先放到炕头炕一炕，自己看好自己的，不能混淆。我们每个人都视自己的小鞭儿如数家珍，如获至宝，精心呵护。兄弟间相互藏着心眼儿，都想看着别人先放小鞭儿，却舍不得放自己的，更不能连串放。要把成挂的小鞭儿拆开，揣在兜儿里，实在忍不住时就掏出一个，点燃后比谁的更响。谁若过早地把自己的小鞭儿放完了，到后期会被别人眼馋得相当难受。那“啪、啪”的鞭炮声与童年的欢笑声混在一起，构成了美好的记忆，令人咀嚼回味。
　　 最令人振奋的事儿当然是看电影了。那年月，农村没有电影院，能在露天野外看上一场战斗故事片就很不容易了。谁还敢再有别的觊觎，况且看一场电影往往要走五、六里地的路程，因为我们生产队是穷队，一年到头也放映不上两场电影（那时放映一场电影需二、三十元钱），想看电影只能到别的生产队去看。由于天黑路远，自己不敢走，哥哥姐姐又不愿意带，常常是偷偷地跟在他们后面……留在我童年心中印象最深的电影要数《地道战》了，影片中那首“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插曲至今我还常常唱起，感情至深。
　　 我的启蒙老师叫赫春梅，三十多岁，大高个，梳着一双过肩大辫，嗓音有些沙哑，长得不是很美丽，身材清瘦，给人以不是很健康的感觉。她很赏识我，常夸我聪明。
　　 旧时最要好的小伙伴叫二楞，他和我同岁，比我略高一点，但论起辈分要长我两辈，长得虎头虎脑的。我俩天天在一起玩：洑水，摸鱼，抓青蛙，弹溜溜，每天形影不离。他家住在村子中央，是我每天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我天天上学都去找他，他母亲可喜欢我了，经常夸我聪明帅气（遗憾的是童年时没有照过一张照片）。和我俩同村同班还有一个女孩儿，叫小凤，个子不高，一张瓜子脸上长着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留着一对齐腰的长辫子，辫梢有些发黄。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样短暂。一晃儿，我离开故乡已经四十年了，旧时的小伙伴儿早已各奔东西，留下的只有童年的快乐和回忆。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的确很苦涩，可少年不识愁滋味。当年的我并没有多少苦涩的感觉，只觉得天空总是很蓝，田野的空气中到处氤氲着淡淡的花香，鸟儿永远地唱着欢乐的歌，那“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常令我魂牵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