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忘却的乡村

走进郑宏章《走不出的山村》，不想再走出来。
　　 镇江作协主编的《朱方文丛》第二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也许是与“山村”二字产生共鸣，我抽出了这一册，随意翻看，竟欲罢不能。流连乡土之间，似曾相识的小河、草屋、菜地……还有一口乡音的亲人，儿时在乡下度过的那段时光，随着作者文字的铺展，断断续续泛上心头，常常忘了是在读别人的书。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家中无人照管，乡下外婆家多了一个小成员，那年我八岁。
　　 外婆家的日子在生产队里算是小富了。我小姨在村上小学教书，几个舅舅都在城里工作，老屋砖墙青瓦，虽然破旧，还能在高高的房梁下隔出一个薄薄的二层楼给下放回来的舅家表姐住。院子里的草房还养着一头猪和一只羊。
　　 院子外的环境，用今天的话说，那是相当的绿色有机。前院外三分自留菜地以外，是大片碧绿的庄稼地。屋后沿墙跟盛开着一排凤仙花，小竹林掩着一条清清的小河。也许根本不能称作河，只是一方大点的池塘而已，乡下人叫它“天汪”。好雅的名字！不知道是哪位老学究在哪个年代给起的。屋西水沟里长着密密翠翠的孛荠或是茨菇，埂上满是塌塌的马兰头。屋东侧是一条稍宽些的土路，是村上人往来的主干道。屋与这条道之间种的一点蚕豆之类可充饥的东西常被偷，外婆跺着小脚骂上几句懒汉也就算了，那时穷人太多，大家时常互相帮衬着。
　　 院子里的葡萄总是酸酸的，花猫常到别人家土墙缺口处嗥叫。日子在一天一天的劳作中，还算说得过去。
　　
　　 学堂
　　
　　 外婆家的村上有个小学堂，两间教室，两位老师，一位校长，还有一个老头校工。生产队放电影的场旁边就是学校的门。门楼正中位置上面是一枚红五角星，下排有一行大红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是旧的砖瓦房，泥地凹凸不平，课桌是简陋的木板条子架在两个土墩子上，课凳看上去五花八门，都是些自家用木板钉的小凳子、歪木墩子凑起来的。室内暗黢黢的，全靠窗户透进来光线。我在这里复读了二年级下学期的课程。内容与我原来在城里学的不一样。记得课本的第一页是“毛主席万岁”，第二页是“毛主席万万岁”。朗读起来可齐了，那音调，把万岁两字读成“碗虽”，带着浓浓的方言特色，几百米外都能听到。
　　 小姨是教高年级的，在学生面前一副严肃的表情，我从不敢去找她。我们低年级的老师是个老伯伯，眼镜用细绳子拴着套在脖子上。教室里空间很大，常常是两个班级在一起上课，各坐半边，先给这个班上，那个班做作业，再给那个班上，这个班做作业。其实，哪里做什么作业，尤其是男孩子，不是玩弹弓就是拉女孩子的小辫儿，那边听课的歪着头打手势，给这边调皮的孩子鼓劲叫好。老师发现了，就拿着根树枝做的教鞭敲敲黑板，以示提醒。也说不上黑板，就是在灰墙上刷上一块黑漆而已。突然一声惊叫，原来是女同学的脖子上被后面的小坏蛋放了一只会飞还会咬人的花触须牯牛。老师无奈地摇摇头，眼镜上的绳子跟着一晃一晃的。
　　 “咣咣咣”下课了，老校工把挂着的大铁块子敲得震天响。学生们欢叫着奔出教室，场子上扬起一团团尘土。我总是走在最后，外婆拆了旧花布衫给我缝的书包，也和这群疯孩子一道，陪我度过了大半年的乡村时光。
　　
　　 陶罐
　　
　　 外婆那张老得像红木古董似的架子床边，放着一张同样老得结垢的桌子（后来才知道那不叫垢，叫包浆），上面杂乱地放些瓶瓶罐罐。我最喜欢往那桌边靠，不是因为抽屉里那几个1分2分硬币，而是掂记那个不大的黑陶罐。外婆常将干瘦的手伸进去，然后迅速往嘴里塞进东西，干瘪的嘴唇不停地动着，直到喉咙蠕动渐止，再背过脸去，不知干什么。我很好奇，狠狠咽下口水的同时，特别想知道外婆吃的究竟是什么好东西。
　　 终于，外婆挎一竹篮到大姨家去了。我迅速关上大门，爬到床上，跪在床边，小心拿下盖子，伸进小手，想抓一把，但已到罐底了，捏了两个出来一看，啊，蜜枣！送我下乡时看到妈妈买的。躲在小竹林里，一口一口，好甜哦，下乡半年，都快忘记枣的味道了。回屋前，把嘴巴擦了又擦，核扔进天汪，不能被外婆发现。舌下留着的甜蜜还可以再咂吧几下。
　　 之后，外婆也不常去动那只陶罐，可能是快空了。多年以来，想起那罐，那枣，心存愧疚。那是妈妈孝敬她的妈妈的，却被我偷吃。外婆心里肯定是有数的，因为我对那只陶罐的向往，掩饰得太孩子气，但外婆从没有提起过。
　　
　　 手炉
　　
　　 冬天来了。老屋虽然是砖瓦房，但还是觉得四处漏风。棉衣棉鞋裹着也还冻得发抖。外婆挪动小脚，从黑呼呼的房里拎出来一个手炉，厚厚的铜壁有些发绿了。曾经听妈妈说过，外婆娘家陪嫁来的好东西，一是铜手炉，二是菱花镜，镜子后面衬的报纸上还有二十年代上海建跑狗场的新闻呢。
　　 灶膛里铲出闪着火星尚未烧透的草灰，装在手炉里，手炉很快就热烘烘的了。苍老的大手拉着冻红的小手放在铜炉的上方，一会儿，身上暖了，心也暖了。外婆无声地抚着我的小手，一老一小就这样盯着窗外满墙的枯藤傻坐着。
　　 坐着坐着，想起远在城里的妈妈不知病好了没有，伤心涌上我的眼眶。外婆擦了擦混浊的眼睛，把手炉交给我，自己起身到灶房拿出一把干蚕豆来。我正不解，只见外婆用稻草棒子把蚕豆一粒粒埋进手炉的草灰里，还对着我神秘地笑笑。我不敢问，泪汪汪的眼睛盯着炉里，期待奇迹发生。“叭”一声脆响，吓了一跳，接着又是几声，外婆说：好了。拨开炉灰，捡出滚烫的豆子。哇，有吃的啦。我抢了一粒放进嘴里，烫得直哈哈，外婆大笑。半年了，第一次看她这么开心。没尝出味道，豆子已经囫囵下肚了。现在想起来，那豆子的生涩都没断，能吃吗？而在那时，这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了。后来，还偷偷炸过黄豆，比蚕豆香多了。
　　 离开乡下，每次看到路边摇着压力锅炸炒米的，就想起那只手炉，不知失落到哪里了，也许随着外婆到那边炸豆子去了吧。
　　
　　 看戏
　　
　　 小时候，农村人民公社有放映队巡回到各生产队放电影。乡下人照老习惯，叫看戏。下放到老家的表姐放工一进门，就大声吆喝：丫头，晚上看戏去啊。好！一声欢呼，两碗韭菜大麦稀粥勿勿下肚，我扛张长板凳就出了门。太阳还没落底呢，从村东头往村西，再折向北，大概要步行15分钟，才能到放电影的场上。每经过一家，都大声喊下，提醒小伙伴早点去占个好位置。
　　 正是晚饭的时候，家家都是照顾能挣工分的劳动力和孩子先吃，女人们还没上桌。大点的孩子走出来，嘴里招呼着，一手捧着海碗，手掌心放一块从酱缸里捞出来的洋生姜，一手拿筷子，嘴巴顺着碗边嘬溜溜转个大半圈，稀粥就下去半碗了，夹起洋姜咬一口（其实根本不用筷子），再嘬溜一圈，舔一舔沾在嘴边上的粥渣子，碗里也尽可能地舔几下，晚餐就OK了。
　　 小小的我扛着长长的木凳，一溜烟到了场上，占据前排正中位置。来得太早了，放映队还没到，队长老婆正在往场地上泼水，聚了一天的热气随着尘土升腾起来。
　　 说起来是放映队，其实就一叔叔加一自行车，车是载重的那种，现在很少看到了。车后座两边挂着污迹斑斑的帆布袋，袋里装着几盘胶片。不记得放映机是怎么架好的了，人就陆续坐满了场子。老头老太摇蒲扇，小孩子到处乱窜。电影就投影在一面白墙上，记得放的是《董存瑞》，声音渣渣的，谈不上什么音响效果。一会儿，老太太们抹起了泪，孩子们也安静下来。我靠着表姐睡着了，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只记得那炸弹的声音都快把天上的月亮给轰下来了。乡下的夜晚什么时候这么响过啊！
　　
　　 棺材
　　
　　 空旷的老屋，地面到房梁足有五六米高。灶房的上面被隔出来一个矮矮的二层，架一木梯子就能上去了。听表姐说，那上面都放的粮食，所以也没想着上去玩。偏偏有一天，老花猫在上面嗥，大概是想下来又不敢跳，家里又没大人救它。找了半天，原来梯子到了院墙边。我吭哧吭哧架好梯子，喵喵喵喵想引老猫下来，可这只笨猫探头探脑就是不动身，还一个劲地乱叫。我只好顺梯子爬上去拉它。啊呀妈哎，一口大黑棺材迎面扑过来，我连人带梯翻跌下来，幸亏不是很高，否则伤筋动骨就惨了。老猫被吓得没了影。
　　 趴在院门口的竹床上，想起白天的事，浑身起鸡皮疙瘩。表姐收拾完灶间，洗了把冷水澡，也钻进帐子里来，破竹床吱吱地响。“大灶楼上放的什么呀？”我忍不住问。“粮食啊，不信带你去看。”说着就要拉我去看，“不不不”，我语无伦次。表姐猜到了，笑起来：“那里头全是稻，怕什么，才来的时候，我还在上面睡过觉的。那里才是鬼呢。”表姐指着远处随风跳动的小火团说。原来是这样啊，鬼火我都不怕，还怕一个空壳吗？走！表姐举着油灯，我跟在后面，一级级爬上去。好大一口棺材哦，对着梯子的一头高高翘着。表姐劲大，嘎嘎地推开了盖子，真是满满一下黄黄的稻子。在别人家都快揭不开锅的时候，谁能想到这黑家伙里还有这么多粮食？真是关财呀。
　　 合上盖，表姐“噗”地一声吹灭了灯。哼！想吓我呀，没看出来我是女汉子吗？我知道，你也在摸索梯子呢。哎哟，白天摔肿的屁股碰棺材角上，疼死我了。
　　
　　 做客
　　
　　 我大姨家有姐妹仨，两表姐，一表妹。大表姐出嫁早，姐夫是隔壁县的，其实就在两县交界处，离我外婆家有十四、五里地。表妹与我同年出生，常来找我玩。粘过树上的知了，偷过三叔家的毛桃，烤过四婶家的麦仁。实在没什么乐的了，表妹提出到大表姐家去玩。乡下人走十几里地不算事，外婆嗯了一声批准了。
　　 灌渠两岸高高的洋垅埂是乡下最宽最平坦的路了。蹦蹦跳跳一路向北，越过县界，就转到通村小路上了。大表姐家就一间房，前半间作堂屋和灶间，后半间作卧室。我的到来，让他们两口子措手不及，灶上只有山芋稀粥和腌咸菜，是他们中午的饭。城里的妹妹来了，总得有个菜，像个招待贵客的样子啊。姐夫低声地问表姐拿了几分钱，端了一只碗出去了。好一会儿，一条鲢鱼和2分钱酱油在大锅里泛出了香味。来，吃饭啦！表姐筷子点着鱼碗，不停地说，吃啊吃啊。那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鱼了，因为没有油。下午跟表妹在村子里闲逛，才发现，到村部买酱油，要趟过一条小河，没有桥。
　　 晚上，表姐把姐夫赶回隔壁公婆家去了。我们三个人睡一张大床。夏布帐子，没有盖的。床上铺的一张发红发亮的竹席，听说是大姨的嫁妆又作了大表姐的嫁妆，上面破了一个大洞。乡下天黑后没活干，点灯费油，电灯还不是家家都有，再说也不舍得用，所以上床早。闲躺着，听表姐说村上人家如何穷，如何苛刻，什么一瓶油吃一年啊，什么老头翻墙偷儿子家的米啊。搞不懂，自己家没有怎么不去买啊，为什么要偷呢？
　　 第二天离开表姐家，早饭仍然是山芋稀粥，别人碗里只见山芋不见米，只有我的碗里是大米粥。
　　
　　 天汪
　　
　　 外婆家屋后的河叫“天汪”，大概是取倒映蓝天的一汪水的意思。出了后门，依小竹林东侧，穿过歪歪斜斜的几块青石板，就到了天汪边上。供人蹲着洗涮的几块石头，叫码头。天汪是村里人赖以生存的主要水源，不仅是水，还有鱼虾、野菱、编蒲扇的叶、肥大的河蚌和螺蛳，可丰富了。码头上，几块石磨盘铺出的台阶延伸进水里。夏天，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想家了，就到水边看看夕阳。无聊了，就到水里欢几下。
　　 傍晚，快要落山的太阳红得像个火球，天汪边挑水洗菜的人多起来了。把外婆刚晒干的大树根偷偷抱出来。那东西浮在水面上，有枝枝杈杈可以抓手的地方，比游泳圈好用多了。两只脚打得水花飞溅，队里的鸭群被惊得在水面扑腾到老远。顺着鸭群放过的痕迹，我死死地盯着水下，运气好的话，能捡到鸭蛋。避开擦肩而过的小水蛇，游到浅的地方，停下来用脚在淤泥里踩上几圈，凭感觉，就知道有河蚌了。深吸一口气，沉下去，用手将河蚌抠出来，随手在水里荡一下，搁在老树根上。几个来回，再配上码头石磨边扒下来的螺蛳，就是一碗好菜了。下午淘米时用米箩兜上来的小鱼已经炖在灶膛里，晚饭够丰盛的。水面上一片野菱刚结出一丁点菱角，还不能吃。
　　 捱到天暗下来，把死沉的树根悄悄扛进院子，落地的声音还是被外婆发现了。虽然有河蚌作挡箭牌，还是没逃过一顿骂。没几天，外婆就把树根给劈开烧火了。但是我总有办法，长空了心的大番瓜成了我的救生筏。外婆无话可说，只能反复叮嘱：当心淹死啊，早点回来。
　　
　　 人苦在乡村，但心是活的。人进了城市，心却被繁华淹没了。如今，郑先生的“山村”已成为永远走不出的记忆，而我呢？外婆早已作古，老屋连照片都不曾留下。但最幸福最眷恋的，还是那年的乡村，永远的老家。儿时苦中寻乐的片段，说给我的孩子听，孩子似懂非懂，将信将疑。说多了，就没人听了。我曾经问郑先生：写下来，有人看吗？他坚定地说，有！你不是在看吗？孩子们今天不看，明天不看，但，后天，会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