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记当年“挣工分”

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代叫着“人民公社”。在这个时代里，广大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生产力发展落后，人民群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却口口声声“人民公社万万岁！”。
　　 岁月的流逝，儿时的记忆也淡漠依稀，唯有一样东西却让我记忆犹新——那就是挣工分！
　　 那时，生产队有记工员，社员有记工本。记工本有64开大小，浅黄面皮，上面写着社员的姓名；白色芯儿，上面划出许多小格。每天黄昏“收工”，队长便会把你这天的工作记载在格子里。倘或是忘记了记工，经派工队长核实，依然可以补记。
　　 “工分”等级有严格规定：一般男劳力为满工，即十分；一般妇女劳力为八分；少年劳力为五分。当然，记工的权力在队长，标准也就由他把握，循私舞弊时有发生。
　　 “评分会”由队长主持，队长提议后，众社员“附议”，就象是皇帝早朝。评分过程似乎也讲“资历”，记得队上有个叫“罗大块”的，多年来工分居高不下，雷打不动。但新入社的小伙子就不同了，体力再好，也只会给你八分，意义可能就在于“磨练你”。除非出过一回“河工”，境况才会发生改变——因为挖河是重体力活，不脱几层皮、掉几斤肉，难以回转。虽然工分是上去了，可落下终身病痛也大有人在。
　　 “积肥”也算在挣工分的范围。记得当年，天还没亮，外婆就扛着粪筐与钉耙出门了。待早饭时分，她老人家一头雾水一身汗水地回到家，准能捡回一大筐狗粪，倒进一个积肥池。外婆告诉我：如果积满了一池粪，便可获得十个工分。
　　 工分挣了有何用途？现代青年们哪会明白！——那时是搞集体，社员虽然劳动了，却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吃粮也得靠生产队分配。你先到队里“借粮”吃，到年终，队里再按你平时积累的工分去“抵扣”，这是很现实的事。
　　 然而，并非工分越多就越有出息，还得看工分值。工分值体现的是单位劳动价值，也是一个生产队的贫富程度。队与队之间差别会很大，有的一个工分值几块钱，有的一个工分才值一角钱。工分值低的情况下，社员往往还要“倒贴”生产队的钱！有学问的社员做了一首打油诗讥讽道：“人生每顿如喂鸟，硬说生活过得好；劳动一年尽心血，年终结算心凉了！”所谓“喂鸟”之说是有来头的：因为那时每个劳力每年粮食供给为120斤，一年365天，每天才3两，每顿1两，如何能吃得饱？说是“喂鸟”，还只能是瘦小鸟，倘或是鸵鸟，只几口，就吞下去了！饥肠辘辘的农人冒着生命危险干出偷鸡摸狗的事：有趁着天黑偷生产队的红蓍的，有用箩筐半夜去队屋里偷稻谷的，还有一名王姓妇女，去湖边洗衣的当儿，趟过抗旱沟，偷了队里几块熏晒在操坪上的猪婆肉。但无论哪种情况，风险都特大——一旦被逮，结果都是一样：五花大绑，游行示众，打得个半死不活。
　　 工分廉价，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吃闲饭的人也不少。象一正几副的生产队长，象电话员、水利员、放映员、广播员，他们动嘴不出力，工分比别人都强，属于农民中的特殊阶层。其他社员不服，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出工不出力。记得有个叫何梅的，我亲眼见她晒谷时，一边杵着个晒谷耙子，身体却斜歪着呼呼大睡，甚至连口水也流到地上。大家边劳动，瞅着机会就歇息。正所谓：“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放屁三点钟。”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雷炸响，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责”，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粮食丰收了，农民再也不会挨饿了。作为“大锅饭”“大集体”落后象征的“工分本”早已尘封，工分概念渐渐地从人们头脑中退出、淡忘……
　　 回望渐渐没口的“伤疤”，品味经历过的那个苦难年代，你便会深切地感受到：现代社会是何等安宁与幸福！我们是否应该珍惜当下的拥有？满足自己难以填平的心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