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误国？ ——与程亚文商榷《“文人政治” 为何误国？》

2014年《读书》杂志第6期刊载一篇程亚文著的《“文人政治”为何误国？》的文章，一口气看下来，掩卷良久，觉得颇不是那么回事。订了十多年的《读书》杂志，虽不是每篇必读，也不是每篇都能读懂。如我般智浅识陋的升斗小民，每每读到学者的论述，都会有种如饮甘醴的醍醐灌顶，可这次看到程亚文先生著的该文时，却有种哽骨在喉、不吐不快的异样感觉。思之再四，遂有小文，意在商榷。
　　 该文首先从托克维尔的那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出“文人政治”这一词汇，点出“文人干政”的论题，描绘“当时法国社会的一群精英群体，他们对日常具体事务一无所知，只关心制定抽象的原则，宣扬普遍法则，而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并指出“法国人在接受了这些启蒙作家的教育后，逐渐染上了他们的本能和性情，一起沉湎于虚构社会，以致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如果文章继续讨论法国“文人干政”方式，以及如果“搬到政治中去”对国家产生的影响，也就罢了。可文章接下来却以“甲午战争败于文艺”和“战国策派的反思”两个小标题来论述中国的“文人政治”为何误国，就不得不令人警醒了。作者程亚文对两个小标题中的“文艺”和“战国策派”以引号标出，以示强调。文章在甲午战争败于“文艺”一节中谈到1894年清朝败北于日本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给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一封劝降书，直陈中国之败乃败在“文艺”。文章感叹：“大清上下，有没有任听懂伊东佑亨在说什么呢？”因为大清早就亡了，估计也没人回答作者的“天问”了，恕在下驽钝，若换着我来回答，我会说我也没听懂。而作者在接下来以雪珥近著《李鸿章政改笔记》来说明李鸿章听懂了，然后以大篇幅的文字来说明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掣肘，赞叹李鸿章的“务实派”而贬斥张之洞的“清流派”，进而描绘了一幅晚晴一群士大夫夸夸其谈的形象。言下之意是晚清张之洞之流“清谈误国”。
　　 如果说日本的那个什么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说甲午战争大清败在“文艺”上还有点道理，我倒认为大清不是败在张之洞“清流派”的“文艺”上，而是败在慈禧太后喜欢看京剧上，记得张鸣教授曾经著文论述慈禧老佛爷把整个一个大清朝当做一个戏台，这老妖精处理政事的手法又太过具戏剧化，况且京剧较之“清流”又怕是最能接近“文艺”的，所以大清败在老佛爷的“文艺”上要更加的准确，更加的直接。
　　 当然作者说的“干政”，老佛爷因为是“一把手”，处理政事叫“理政”，但作者却没有论述张之洞的“清流派”是如何干政的，到底哪些“清议”干预了政事，以至于他们背上了一个“误国”的恶名。而仅仅以“中体西用”怕是不能证明“误国”的。虽然作者也提出了“道”这一体制没有改变，但是并没有深入下去。体制是“清流”们能改变的吗？那是“顶层设计”呀，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如果说张之洞是以“文人”的“清流”来“干政”误国，那还不如用同属于“文人”的康有为“干政”“误国”来得明白，对此，我有理由认为作者在这一节的论据出现了问题。
　　 接着作者在“战国策派的反思”一节中，论述了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些教授为主体组成的“战国策派”，主张以“大海里的政治”代替“鱼缸里的政治”，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崇尚实力，崇尚“丛林法则”，继而指出令“战国策派”们忧心不已的是尚武精神在中国的没落。突然文章引入林同济的观点，过渡到对中国“士”这一阶层演变的论述。提出“大夫士”和“士大夫”的区别，在于“大夫士是贵族武士，士大夫是文人官僚”。然后作者得出了士大夫阶层的特点，一是重宦术而非技术，二是重书本而非实践，三是重道德而非利害。间之以说明中国经常性面对的局面是制造一个“主义”，生产一个理论，忽悠一个愿景。文章又进一步论述了士大夫的危害，并以雷海宗的总结来说明士大夫阶层三种误国祸国的方式，一是结党误国，二是逃避现实的清谈，三是做汉奸。临了不忘勾回前文，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在于文学的天马行空，虚构完美，而不在于政治的技术环节和利害得失，就此完成了“文人干政，为何误国”的论述体系。
　　 学者毕竟是学者，在论述中丝丝相扣，不断地引入学者的观点来为自己的论述服务。在中国确实存在前儿一个“主义”，明儿一个理论，今儿又一个愿景这种现象。本人不才，认为这最多是政治家或政客们的一种“文人情结”，但政治家或政客门利用一点“文人情结”来包装或兜售他们的这种歪理邪说，并不表明他们就是文人，如果因此而误了国，那罪也不在于文人，而在于那些政客和流氓们因贪恋识权力无视常识的无知、无能、无良和无耻。
　　 文人们也喜欢干一些拉帮结派的诗词唱贺，也喜欢聚在一起清议一些朝廷的得失是非，但文人一旦走向仕途，就会成为士大夫或者官僚，严格地说他就不是一个文人，除非他像陶渊明或者郑板桥那样挂官而去，或者像苏轼那样因非议朝政而被放逐贬谪。至于魏晋的竹林七贤在朝时的那点清谈，在权力的残酷迫害下，连说话都战战兢兢，你让他们怎么敢去谈论国家大事？一边装疯卖傻，一边还没落得个善终，不禁令人扼腕长叹；至于作者因刘豫、张邦昌、洪承畴是进士出身，就将士大夫归为汉奸，实在是匪夷所思，慢说这些东西算不得士大夫，即便是文人，严谨如学者，更不能为了作文而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啊。因此作者将“误国”这么一顶大帽子扣在“文人”头上，要么就是没弄清楚文人的概念和范畴，混淆了官僚和文人的区别；要么就是当权者的无能，否则以那些政客和流氓们的德行，倘若听得进去一两句文人的话，怕也不会“误国”了吧？
　　
　　 2014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