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家人”刍议

所谓“公家人”，顾名思义即吃公家饭办公家事的那个群体，与之相对应的自然是“私家人”。
　　 从“公家人”发展历史看，算得上悠久绵长。除却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因置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阶段的原生态人类，走的是“人人都是公家人”路子，无所谓“公”当然也无所谓“私”了。在其他的社会阶段，自打产生了私有制，人的头脑中有了“我的”概念之后，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公”、“私”之间的鲜明界限。在古典时代，总体上而言，于“王”、“皇”的光芒下，各个庄园、城邦的运行便是“公”，而奴隶主、封建主的个人起居便是“私”；放置于各个具象的庄园和城邦，则奴隶主、封建主的点滴一切即为“公”，而奴隶、农民的个人“思”、“悟”、“行”即为私。在近现代，于“总统”、“君主”、“主席”的照耀下，置于共同领域得以产生交集的经济社会发展诸项事务，都算得上“公”，至于关起门来之后，富贵贫贱人等种种之事项，都只能算“私”了。
　　 以此类推类比，但凡由公共资源公共财力（广义公共还是狭义公共暂且不论）涵养保障，主要负责资源管理配置，其地位法定的人，就是“公家人”。再或直白些，则古代所谓官、吏、役，尽管层级不一，权力不一，皆属捧公家饭碗之“公家人”也。坐轿、骑马、行路，挥手、呵斥、助威，恩赐、恩准、恩责，以不同形式不同力度，成为维护农耕社会既有稳固格局的主动性力量。及至近现代，由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不可阻遏，农耕文明的退居其次成为必然，“孔雀东南飞”式样的“人往高处走”成为潮流，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在规律下，“公家人”的作用地位也必然发生改变，简单的单向施策和管理成为“明日黄花”，“奉天承运”式的神圣感渐至消退，“恩”字头下的优越感不复存在，其权力来源更多的是契约式的责任出让，“公家人”地位从“高高在上”转化为“对等以待”就有了制度上的刚性要求。即便后来被赋予了“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政治含义之后，其“公家人”的现代性特质却依然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
　　 介于此，居于现代社会并被赋予崇高政治含义的“公家人”的角色定位内容虽然很广，但似乎应更加突出以下几个方面：
　　 公共安全的卫护者。当今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新思想新观点层出不穷，新技术新科学一日千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界域日渐模糊，三维空间的概念被不断突破，作为“私家人”所面临的公共交集地带，维系其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前所未有的复杂，几乎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国土、资源、网络、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面对如此庞杂艰巨的公共安全任务，“私家人”自然是“有心无力”，不可能履行担当个中的使命要求，只能通过让渡部分利益、责任的方式，交由“公家人”来进行。纷繁杂芜，安全为先，把自己定位为公共安全的守卫者，是“公家人”的首先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千古名句，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从公共安全诸种因素产生、发展、变化的界域和效用范围来看，其所需要的应对主体理所当然是“公家人”所代表的国家设计、集体意志和组织力量，而“匹夫之勇”、“个体之智”应该也只能是发挥主体之下的能动功能。否则，便是一种不可取的本末倒置了。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里所谓的公共产品，首要的当然是显性可见的各类硬件设施投入，诸如公共交通、公共照明、公共绿地、公共文化场馆等等，不一而足。此间的提供，主要指的应是资金、资源等公共盘子的分割分配，当然不必形而上学到需要“公家人”亲力亲为，非要自己上阵作“安装”作“施工”，毕竟吃肉未必要亲自去当屠夫。果真如此理解，那“刻舟求剑”的幽默意味就太浓了。其次是隐性但却真切可感的各种软性的制度性保障，比如老生常谈式样的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见义勇为”等各类公益性救助，比如“上得起学、要上好学”、“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等不断增添新内涵的诸多期盼，比如发家致富、就业创业等通道的地域、门类等“若有如无”壁垒的突破等。欲提供此种产品，非“公家人”莫属，断无推却之理。再有便是更为隐性但却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文化理念等产品的提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归属于“谁都不说却谁都明白”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行列之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两个轮子协同互动迫切性的增强，虽然状况有所改善，但责任主体依然是“公家人”无疑。倘若“公家人”在这里缺了位，留给“私家人”的必定是一大片壮观的荒芜。
　　 公共秩序的制定维护者。“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是扎根广袤大地几千年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还是近现代社会兴起的契约精神、法制约束，它都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性需要。“奉天承运”也好，“权力人民赋予”也罢，说的其实都是“公家人”制定公共秩序的内在合理性依据。略微有所不同的是，古代制定公共秩序的“公家人”其遵守公共秩序的要求可以随着层级的提高而呈反比例递减，至于最高层级的“皇”、“王”、“君”等，则可以应用于“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原理，以规避秩序的刚性约束；近现代所遵循的是“领导人民制定公共秩序，并将自己摆进去自觉接受公共秩序的约束，成为遵守公共秩序的典范”，要求“公家人”将制定好公共秩序和作公共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有机统一起来，体现的是“规则之下无例外”的理念。制定好维护好发展好社会的公共秩序，是“公家人”履行内务管理的天然职责。惟其如此，现代社会的稳定性保障才更有基础。
　　 需要温馨提示的是，在现代社会公民自治自理比较健全的背景之下，“公家人”的角色定位至少应该不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无端没来由的聒噪者，有事没事就凭借着“公家人”的既有身份，不管“私家人”有无需求有无闲暇，一味的“自我中心主义”，没来由地认为自己和“私家人”的接触交流时一种天经地义，甚至于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逢“私家人”必谈，找“私家人”闲谈，即便“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也在所不惜，有时还搅动些陈年黄历的“旧渣”，“为赋新词强说愁”地营造生发出种种民声民意来，全然意识不到“叨扰”的尴尬存在；二是一味无厘头的求全者，出于“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浪漫情怀，把对孺子的理解具象量化为每一个“私家人”的个体，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地找寻其形形色色甚至不乏无稽之谈的种种需求，过于抬高放大为“私家人”的各个个体服务的地位作用，有时还加上某些政治上的高度，以恳请、期盼、寻觅之种种心态为具体表现，以至于忽略混淆了“公家人”立足“私家人”权益公共交集最大公约数履职的前提，不经意间演绎“捡了芝麻留了西瓜”的喜剧。
　　 “公家人”及其角色定位，还真是意味深长值得品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