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忠言以“糖衣” ——说话这事儿

幼时，因为得病不肯吃药，父母大人便采取强硬手段，捉手脚，捏鼻子，强行灌药。其情形实在悲惨，真的是苦不堪言。但这种明显伺强欺弱，严重违背人的意愿的事情，大家却心安理得。因为，其目的和结果都是善意的。
　　 他们的行为基础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这句话来源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和《史记·留侯世家》：“忠言逆耳利于行。”可见，这是千年流传的一种文化，世代相传。这句话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确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也符合辩证法。
　　 然而，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新世纪，人的观念亦在不断拓展、超越。如今看来，实际上，良药不一定苦口。尤其是西药，在苦药外裹上一层糖衣，苦药不但不苦，反而很甜的了。这样，利于病的药品就不致于让人的味觉神经那么难接受了。这是对传统的一种改进，一种颠覆。
　　 同理，忠言也可不逆耳。
　　 所谓忠言逆耳，即正直的劝告听起来不顺耳，但有利于改正缺点错误。然而，这么好的事，怎么会不被接受呢？关键是“逆耳”。所谓逆耳，即是耳朵的反应很逆反，其实是通过耳朵进入心里的反应。
　　 历史上，我们熟悉的忠臣很多。商朝有伊尹、比干；周朝有周公、召公；东周诸侯有屈原；汉朝有张安世；三国有诸葛亮；晋朝有谢安；隋朝有屈突通；唐朝有魏征、房玄龄；五代有萧俨；宋朝有文天祥、岳飞；明朝有方孝孺；清朝有邓世昌。
　　 这样的忠言逆耳的故事，我们听到的太多太多，简直不胜枚举。而且，在我们的脑海里，观念里，已经形成“忠臣”似乎都是“直言进谏”或“冒死直谏”的人；否则，似乎是怕死鬼，或者不够忠诚。
　　 唐朝太宗时代，那个宰相魏征演绎了许多敢于进谏的故事，一方面说明了魏征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歌颂了太宗的英明。一直被传为佳话。然而，有的人运气就不一定有这么好了。比如，岳飞、文天祥等，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们在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中凛然正气，坚持已见，不顾君主是否高兴，贸然进谏而招来杀身之祸。以自己生命的代价，换得君主和人民大众的觉悟。
　　 那么，我们能否象给苦药以“糖衣”一样，给忠言以“糖衣“呢？那么，忠臣们的悲剧是否可以改写了呢？
　　 首先，还得解决一个观念问题。说起“糖衣”，自然就想起“糖衣炮弹”一词来，意即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比喻经过巧妙伪装使人乐于接受的进攻性手段。这应该是一个贬义词，认为“糖衣“只是外表，是甜言蜜语，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引申为甜言蜜语下的险恶用心。这些观点，似乎证明了“糖衣”是种伪装，而伪装下的东西是居心叵测的。所以，给忠言一个“糖衣”，似乎是不够忠实的。因而在人的观念里，对甜言蜜语般的“糖衣”从骨子里就会产生一种“抗体”，不接受，只抵触。
　　 实际上，从心理学分析，人都是爱听好话、赞美话的。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说，人的高层次需要是受人尊重的需要，包括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具有内在的自尊心。而赞美的语言、好听的话，都只能是满足人尊重需要的话。其实，这好听的话就可能是“糖衣”，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应该说，给忠言以“糖衣”是可以实现的。
　　 看看历史，其实也有給忠言以“糖衣”做得好的。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退朝后，太宗余怒未消地回到后宫，说总有一天要除掉魏征。长孙皇后听了，进言：“都说英明的天子才会有正直的大臣，魏征如此正直，不正说明陛下的英明嘛。”一句话，把太宗满腔的怒火熄灭了。
　　 所以，給忠言以“糖衣”，是有技巧的。用好了，就能使你的忠言也变得顺耳起来。要学会赞美，减少话语中的“攻击性”。有时候你明明说的是很中肯的话，但对方未必能听到心里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你的措辞过于“咄咄逼人”，也许在不经意间伤害了对方。要先将想说的话在脑子里过一遍，想象着此时是另一个人正在和你说这些话，看看你是否会对其中的某些话语感到别扭或心里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