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哪儿去了

摘要：人们纷纷记起：就在这里，自己或家人曾戴着红领巾聆听可亲可敬的教师们的谆谆教导。一度兼并过牛头窝、车子峰两个自然村小学的母校，约有10个教师，100多个从幼儿园至五年级的学生，（有一年还办了初中，）书声琅琅，犹如春天般生气盎然。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生源逐年减少，教师不断外调，几年前始这里竟“人去楼空”！ 孟母三迁，为的是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以前，学校是村里的文化中心，是报刊杂志及邮件的中转站，是精神文明的窗口。村民、儿童以教师、学生为榜样，知荣耻，求进步。如今，一个乡，中学没了，多所小学仅剩一所，让人感慨万千：教育，该何去何从？学龄儿童远离家乡求学，家长长期或伴读或接送，无形中是否加重了村民的负担？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得以提高的同时，身心的健康是否同步了呢？类似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探讨。 正月初一，老家大成村从零点始，鞭炮就噼里啪啦响彻云霄，此起彼伏，宁静的夜空弥漫着鞭炮特有的馨香，红纸碎片天女散花般把小山村装扮得更加靓丽。
　　 这天，像往年一样，有一系列的文体活动。身穿节日盛装的乡亲们络绎不绝涌入“学堂”，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新年初次相逢，倍感亲切，远远望见，彼此马上说声“新年好！”，尔后前去握手、寒暄。待到人员齐集，各裁判宣布比赛开始，众乡亲便欢天喜地进入角色同台献艺，唱歌、跳舞、打球、游戏，欢声笑语打破了小山窝往日的平静……
　　 故地重游，往事如昨。人们纷纷记起：就在这里，自己或家人曾戴着红领巾聆听可亲可敬的教师们的谆谆教导。一度兼并过牛头窝、车子峰两个自然村小学的母校，约有10个教师，100多个从幼儿园至五年级的学生，（有一年还办了初中，）书声琅琅，犹如春天般生气盎然。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生源逐年减少，教师不断外调，几年前始这里竟“人去楼空”！
　　 整个校园位于一个山窝的半山腰，现在有两个层面，总体布局如四边形：走进校门，就是篮球场，笔直的围墙是一条边；走上几级台阶，就是花圃，两栋连为一体的钢筋水泥结构三层楼房呈“7”字形，和一排平房成了另外三条边。巡视四周，地面、花圃、沟渠有刚被彻底清理的痕迹。从几公里外引来的清澈甘甜的山泉水依然冲劲十足奔赴使命，浑然不知已失去意义。水池多年未打理有苔藓等杂物，也积淀了不少淤泥。前几年，这里充当过村委会临时办公楼，开过外出干部会议，我们身临其境心里怪不自在；如今，高投入的校舍每年只热闹一天，我内心无比悲哀！
　　 1974年9月至1979年6月，我读小学。起初，这里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泥瓦平房：中间是过道，左右两边对称，各是一间办公室和两间大教室；平房前后均是大坪：前坪左边两间矮平房，坐东朝西，两扇门朝大坪开，靠外那间是师生厨房，另一间是教师饭厅；其后，又是一排坐北朝南的泥瓦房，二层四间，是教师宿舍。后坪，后来加建了两间泥瓦平房做教室。
　　 教师们大多来自本村，也有外乡镇的，甚至广东的。他们工资低、条件艰苦。虽有村发电站供电，但因学校地处半山腰，用水不便。炊事员是五十多岁的阿婆，对团结向上的教师集体感情深厚。学校每天有安排老师及个子大的住校生挑水，但用水量大。遇到厨房缺水、师生上课时，她就沿陡坡下去，再走约200米来到井边，挑着水往回走，颤巍巍地爬坡，小心翼翼。但她毫无怨言，而且主动在后山种了很多菜，一干就是十多年。
　　 老师们彼此尊重，与村民相处很融洽。来自中赤乡万营村的刘校长，周末回家得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十多年从未申请调动工作。后因其妻病故，才调回去。后任廖校长，同样一呆好几年。教师间还有“昵称”呢，就是每个人姓名中选一个字加xi’ang（似“西昂”连音）。如，刘校长叫“裕xi’ang”，我父亲叫“锦xi’ang”。他们苦中作乐，课余也亲自种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向村民买鱼或鸡鸭狗兔之类集餐。平日，村民也常请老师们吃饭。逢年过节或办喜事，村民能请到老师，在当时是无上荣光的事。有的小学的教师都羡慕或要求到这里工作呢。
　　 教师们“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他们热情高涨，心情舒畅，夜以继日教书育人。白天，五天半的课排得满满当当。有的教师得复式教学，既跨多门学科又跨年级。两个年级同一间教室，教师每节课都得统筹安排，让学生交错自习或听课。晚上，灯光昏暗，教师们备课改作常至深夜，即使是本村教师，也爱住校。一次，夜里天降大雪。清晨，大地银装素裹，我和父亲只得用竹扫把扫除积雪开路，借助木棍扶持，比平时多花了几倍时间才到家。
　　 时值“文革”后期及打到“四人帮”前后，最让教师们困惑的莫过于政治运动。譬如，张铁生为啥交白卷却成为“英雄”？根据形势，学校有过那么一两次开卷考，但教学一如既往严谨，从不消极懈怠。我们课从未停过，而且必在教室上。一次，天寒地冻，学生们个个瑟瑟发抖，老师于心不忍，冒着被学区批评的风险让我们集中在大坪上边晒太阳边读书。
　　 当时的农村家庭一般都有好几个孩子，人人面临生存压力。部分学生每天得背着弟妹去上课。冬天，秋裤、尼龙袜没几个买得起；大多数学生只穿解放鞋，能加穿薄棉袜的极少。当时的棉袜弹性不好，袜筒易褪下，袜口需用松紧带或橡皮筋固定。有人用葡萄糖玻璃瓶装开水；有人带火笼。经常不知不觉中衣物被木炭烤焦的刺鼻味散发出来，老师多次被迫中断讲课，让学生寻找气味源以免着火烧伤。一个男同学带的火笼，没有竹篾包裹，只有用铁线固定的瓷盘，堪称奇葩，叫人忍俊不禁。
　　 一个一年级女生，放学回家，复习“一二三……”，读“yi，er……”。其父反复“纠正”：“er”要读“diong（‘二’的方言）”。女生“屡教不改”，仍按老师教的读，结果被他扇了一耳光。这个笑话不胫而走。可见，村民中也有文盲。那时，恰好搞扫盲运动，我们都积极响应：每人备一块木板（用墨汁涂黑），每次放学后用粉笔工整地写上邻居文盲、半文盲本人及其家人的名字或实物名称等几个汉字，教他们读写，第二天检查，过关后则教新的内容。
　　 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在老师带领下就近砍柴、锄地、种菜；鉴于师资力量不足，全校音乐课集中在一起上。一周两节，由两三个教师轮流上。提前把歌曲用毛笔在大张的白纸上抄好。全是红歌，有《国际歌》、《我的祖国》、《手拿碟儿敲起来》、《红梅赞》等。个别教师也抽空给自己班级教歌。每天上午下午放学前，全校学生要在大坪上按生产队（村民小组）排队集中唱歌，然后由校长或值日教师通报情况，交代注意事项，最后一排排有序离校。
　　 每学期学校开展竞赛、评选“三好学生”并在校会上颁奖，领奖状其时是学生的最高荣誉；加入少先队，同样是少男少女苦苦追寻的梦想；当选班干部，更是梦寐以求的目标。崇尚正义、刻苦读书、积极向上是校园主旋律，每班的“好人好事簿”记载的好事层出不穷。内外宿学生违纪现象都很少，性质一般也不恶劣，基本就是迟到、作业没完成这样的问题，因为小孩子常常要帮家里干农活，所以老师处理时往往酌情从轻。一次，期末考前后，个别学生撕下课本折纸飞机、纸船，校园周围随处都有纸屑，这种糟蹋课本、浪费纸张、污染环境的不良现象，引起学校高度重视，很快得到遏制。
　　 安全教育是学校的重中之重。村东的大河静静地流淌。夏天，那是理想的天然浴池，水质好，鱼儿多，极诱人。体育课，我们曾被老师领去学游泳。学校强调要有大人陪伴，而且必须在限定区域才能去游泳。
　　 孟母三迁，为的是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以前，学校是村里的文化中心，是报刊杂志及邮件的中转站，是精神文明的窗口。村民、儿童以教师、学生为榜样，知荣耻，求进步。如今，一个乡，中学没了，多所小学仅剩一所，让人感慨万千：教育，该何去何从？学龄儿童远离家乡求学，家长长期或伴读或接送，无形中是否加重了村民的负担？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得以提高的同时，身心的健康是否同步了呢？类似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探讨。
　　 随着部分计生政策的放宽，生源必将递增，有的学校可能要复办。我们翘首期盼家乡复办中学或部分小学。复办，失而复得，那一定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喜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