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娘杨婶

厨娘杨婶这些日子见人就说，她把自己一世的事都前前后后想烂了。
　　 杨婶说自己年轻时在十里八乡也算枝花，先当团支部书记，后做大队妇女主任。做妇女主任时隔三岔五地到公社开会。后来被公社书记相中了，说是一棵可以培养的苗子，
　　 书记长得肉乎乎的，一副笑咪咪的弥勒佛相。每次开完会，书记总能找些事把她留下来培养个把时辰。当时的杨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直到有一回，女儿家的杨婶被培养成了女人。
　　 成了女人的杨婶不久就招工进了轧花厂。杨婶进厂的头几年，厂子里红火得很。
　　 那时，乡下家家户户种棉花。满屋场的墙上用石灰水刷遍了“要发家，种棉花”。靠近马路的垅田中间挖了一条贯通的深沟，水田改成旱地。工作组把做好的育棉苗的营养钵挨家挨户地送，要是还有“钉子户”，村乡两级就开着拖拉机把你田里的禾给轧了。领导私底下发话说，只有蛮官没有蛮百姓。
　　 到了下半年，轧花厂开始收棉花。新做的仓库都堆不下，露天堆在水泥地上。厂长望着山一样的棉堆乐得嘴都合不拢。但世事无常，到了第二年，头年像珍珠玛瑙样金贵的棉花突然成了狗屎。轧好的花一车车拉出去，又一车车拖回来。厂长急得围着山样的棉堆打转转。
　　 不是厂长不想法子，厂里先后请了好几拨专家来“会诊”，都说现在和国际接轨搞市场经济，这种情况难免。过去美国人也把成吨的牛奶往河里倒。厂长吓得慌忙说，我没有美国佬胆大。厂长央求工人回家，说好一有事做就通知大家。
　　 杨婶在家里闲了半年，见上班没有指望，就和老公寻个热闹的路口，摆摊卖大饼，杨婶的丈夫是厂里的技术员，大学毕业分来的山东人。
　　 卖了两年大饼，厂里动手改制。厂长召拢工人开了三天三夜的会，捶桌子打板凳地吵了三天三夜。但吵归吵，闹归闹，最后改制还是成功了。
　　 厂门口新挂了块股份公司的牌子，厂长改口叫老总，北京吉普换成了桑塔纳。杨婶改制积极当了公司的女工部长，杨婶的老公吵得凶，就挂编到福建打工去了。临走，杨婶还戳着他的头骂，猪脑。交三千块钱入股，补一年工资回来，又不吃亏。
　　 又过了两年，厂子要卖了。一个浙江老板要了机器厂房地皮，就是不要工人。工人买断，政府又用买断的钱给工人买了社保。
　　 杨婶这回心里落落的，回家跟瘫在床上的老公长吁短叹。老公打工时出了车祸。杨婶的老公这回想开了，劝杨婶说，莫难过，穷得活不下去时，也只有典房屋卖田地，哪朝哪代都一样。
　　 杨婶失落了些日子，就开始寻事做。原本想捡起卖大饼的老本行，但是，一没有帮手，二来现如今生意难做，满街上买的没有卖的多。杨婶人上托人，在幸福酒庄谋到个厨娘的位子。
　　 幸福酒庄里里外外极有怀旧的味道，惹得杨婶老是唠叨过去的事。
　　 又有间包厢有人在唱一只老歌“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
　　 不晓得厨娘杨婶听到没有？我赶紧过去把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