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尽寒枝

也许鸟通晓一种语言，但它过于缄默，而人类又过于聒噪，它的一个秘密还未说出口，就被浮躁的人们抹去了它与人们对谈的欲望。每当我回想那只鸟的时候，我的意识就似乎不可救药地坠入了一个密道，这个密道四通八达，曲折迂回，却每一处都不见光亮，它指向每一个未知的深深的黑暗。我的记忆在这些密道中狼奔豕突，如此虚妄，又如此真切。我必须依靠一些证词，证明一只在暗夜里扑腾过的玄色野鸟曾经在我的童年出现过，证明一只野鸟与一些有着凉薄命运的人类紧密相联。
　　
　　 第一份证词：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来自此刻的我）
　　
　　 对于鸟类的恐惧源于我八岁时的一个夜晚。确切地说，是一个掉落在时空隧道再也打捞不上来的夜晚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晨。
　　 那个家园早已荒废，那似乎是世界最小的部分，但在八岁以前的那些年，那就是我全部的世界：荒郊的月亮像是被遗弃在岳州府最北的陆地上空。最北的意思就是已经退到水边了，对岸就是湖北，退无可退了。记忆中全是夏天，我不明白，为什么多少年后回望我的童年，似乎只有漫长的夏天，滚烫的石头和葱茏得令人生疑的草木看似漫不经意又野心蓬勃，鸟类包藏着陌生的警觉随意走动飞栖，近乎端庄地注视着湖岸的六七户萧条人家。倾圮的房屋也像是被遗弃在水边的寓所，那个时候还没有房改这个词，我们都住在父母单位上分配的平房里，每户只有一间，吃喝拉撒全在一起，没有客厅，没有卧室，没有厨房，没有厕所。但整个房间都是客厅，都是卧室，都是厨房，都是厕所。各种可疑的气味交织着，成了我童年特有的复杂味道。
　　 气味一定是能从时光里找到相同归途的有力证据，它能直接抵达共同的生活背景。除了气味，长大后，我还一直在等着童年的知了能认出我来。午后的知了长长短短地嘶鸣，当时我并不知道它们不靠嘴巴发声，我总是担心它们因为燥热接不上下一口气而坠落下来，死于夏天。事实上我也经常看见它们坠落的躯壳，隔壁的梅姐姐告诉我，她看了一本关于昆虫的书，蝉的寿命是很长的，我童年仅有的昆虫知识，都来源于梅姐姐口中的那本书。她说，在蝉几年甚至长达十几年的生命中，在它们还是幼虫的那些年里，都是在黑暗的地底下度过的，只有破蛹羽化后才得以在阳光下生活一两个月。它们一定是要把这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孤冷寂寞都狂唱出来吧，唱给这眼前的清亮与晴朗。
　　 在那些夏天里，我的父亲，佝偻着背，坐在屋角默默织着渔网，我的母亲，踩着蝴蝶牌的缝纫机嗒嗒嗒嗒地缝制我们一家老小的衣裳，我们姐弟三个，怀揣各自小小的心事，浑浑噩噩地呆在童年，一个这样的家，仿佛永无出路，又仿佛泊在时光之外，不需要任何出路。我想开门出去，我就推开门，看见邻居，看见他们趿拉着拖鞋嘈杂地来去，端着长满茶垢的杯子互相串门，和我们一样木然而空洞地度日。就是这样一群人，生命或许比蝉更长，但是，他们永远不会羽化。
　　 在这种平房文化中，邻居只是一个概念，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有一个叫方银保的邻居，体格健硕，满身筋骨似乎爆裂得要从自己的体内夺路而出。他每天傍晚站在地坪里，不顾他母亲的责骂，在周遭的女孩面前，穿着窄小的短裤，一边啊啊地大叫一边拿桶子往自己身上浇水。每当这时，我的母亲便会拖我和妹妹进屋，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回避的必要，我一直疑心他之所以给自己奋力浇水是认为自己会开出花来。我们都跟着大人一样叫他银保哈性。哈性就是傻子的意思。有一天，银保哈性买了一条内裤，立马昭告天下，仿佛自己买的不是内裤，而是一样电器，或者一辆单车，总之是一件在那个年代值得大书特书的贵重物品。大家起哄要他请客，他果然就掏出五毛钱买了一堆冰棍。
　　 我回头看的此刻，童年的屋檐苏醒过来，定格在记忆中的旧雨像是突然醒过来一样继续滴落，我亦时常觉得时光错乱，童年恍若一个巨大的沼泽，它静静地泊在夏天。这些破败的房屋里，每户人家都有几个孩子，大多的时候孩子们诸侯割据，合纵连横，阴谋遍地。我是那个怯弱沉默、不敢参与任何结盟的孩子，我深陷沼泽，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远交近攻，现在想来，我不能确定当时的自己，到底想不想要别人看见那个在沼泽里无望挣扎的我，那个一直把内心深埋自顾自寂寞生长的我，那个满脸仓皇站在童年的门前不知所措的我。
　　 只有隔壁的方家从来不参与我们的派系斗争。在我的印象中，方娭毑是方家的主要人物，就像在我家里我的母亲是主要人物一样。我估摸着方娭毑家里的户口本上，户主是填着她的名字。方娭毑精致小巧，她的丈夫，方爹，沉默寡言，每天端了高点的凳子摆在地坪上，坐在小马扎上喝酒，笑眯眯看我们玩耍。方家兄妹两个，银保哈性就是哥哥，小的是妹妹，16岁，我们叫她梅姐姐。
　　 拥有这样一个强壮哥哥的梅姐姐个子很高，精瘦，挺拔，在我记忆中，唯一饱满的是她的胸脯，如果忽略她的胸，那她就单薄得近乎虚幻，像个剪影。她的脑袋和脸过于小，而手骨架又不相称地大，一个巴掌完全可以遮蔽她的整个脸庞。她的小脸小脑袋完全暴露了她发育不完整的特性，至少是脑筋停留在和我一样的八岁左右，再也没有伸展开来。以至于到了她十六岁的时候，回家仍旧会对她的哥哥说：拉链。
　　 作为同屋住了这么多年的兄妹，银保哈性当然知道，她要换衣服了。她的那双大手仍然够不着背后的拉链，她要他帮她拉开裙子背后的拉链。银保哈性一般懒得跟她废话，只是猛力抓起她的后颈把拉链往下狠狠一拉，她顿时像砧板上的大白鱼一样被当众剖开了。被剖开的梅姐姐从不避讳，总是像一条真正的鱼那样光着身子，毫不遮掩地在哥哥和我们这些孩子面前换衣服。这样的次数多了，方娭毑就咬牙骂梅姐姐不要脸，但梅姐姐依然故我。八岁的我不知道她怎么不要脸了，我只知道，只有梅姐姐愿意带我玩，而她的哥哥对我不屑一顾。
　　 但是梅姐姐已经十六岁了，狭窄的家里明显装不下两个粗壮挺拔的孩子了。正好方爹到了退休的年龄，梅姐姐早早地顶职参加了工作。她很快被安排在离家五百米的单身宿舍住着。
　　 在一个看似寻常的夜晚，我的母亲洗完碗，照例拿着给我或者弟弟妹妹织的毛衣去了隔壁方娭毑家里。在那些夜不闭户的夏天晚上，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渐渐老去的妇女间，靠着边打毛衣边闲聊建立起来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她们这样的功课一直持续了我整个的童年时代。她们聊的无非是自家男人、孩子、每天的饭菜、锅碗瓢盆叮当作响的声音。
　　 但是那个黄昏，一只黑色的鸟，突然插进了她们的闲聊。这只鸟突然闯进了方娭毑家里，作为女主人，方娭毑蹲下去盯着它，想知道它的来意。这只鸟并不怕人，偏着脑袋，眼珠乌溜溜地盯着方娭毑。它试探着朝前迈了几步，满怀心事地逼视着这个女人，逼视着这个女人渐已老去的灵魂。方娭毑伸出一只手，它竟然没有躲闪，突然温顺地钻进了方娭毑的掌心。
　　 方娭毑一手擒了它，一手迅速将一个毛线团塞进嘴里上咬下一截毛线，用毛线绑了鸟的腿，顺手栓在椅子腿上了。
　　 方娭毑说：这只鸟留着明天早上给欣欣玩吧。
　　 欣欣是我的弟弟。也是我家唯一的男孩。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母亲最疼的是弟弟，从方娭毑这句话也能判断出来。女孩就不能玩鸟么。
　　 两个女户主，确切地说是两个在家占据绝对领导地位的中老年妇女要睡觉的时候，方娭毑把绑了野鸟的椅子移到了床的帘子后面，和马桶呆了一夜。那只野鸟，在椅子和马桶之间，扑腾了一夜。它与黑夜秘密而热烈地交谈着，窃窃私语，内容我们无从得知。
　　 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按照惯例，梅姐姐每天早上七点半必定会来方娭毑这里吃她煮的面条。但这天她迟迟未来。虽然只有五百米，但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五百米是一段漫长的距离，中间还包括一大片草原。那片草原就是梅姐姐每天的必经之道。
　　 那个早晨我正在家里睡觉，和弟弟妹妹们安静地在一张床上睡觉。妈妈突然从外面走进来对正在织渔网的父亲说：梅梅昨夜上吊死了。
　　 我将醒未醒，懵懂地回了一句，昨夜是银保哈性和她一起住的啊。
　　 当时的我似乎没有追问母亲，为什么梅姐姐上吊死了，在我现在的追忆中，梅姐姐就是一个轻度弱智、了无心事的十六岁少女。如果现在她还活着，隔着三十多年的风霜，她肯定不会认得她的时间之外存在着这样一个少年时代的友人：身材从精瘦到发福，眼神从清亮到昏花。我确信，此生，我们是彼此不能相认了。
　　 在梅死后，我一个人孤独地长大。那时候，我的弟妹都在干什么呢？邻居的小伙伴在干什么呢？他们经历的童年，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吗？数十年后回想，他们参与我的童年似乎只是寥寥无几的几个片段。我只记得梅姐姐的那一个部分。我不知道这种选择性失忆，是一种对过往刻意的背叛，还是源于我从小对自身卑微的回避。
　　 在那片貌似平静的沼泽地里，藏着无数未知的险境，因此我曾用力泅渡，并在一个过于冷寂的清晨把童年关在门后。沉默如谜般的童年指向的是长大后我与人群深深的疏离感。我想记住的，我能记住的，无非就是这样一些不起眼的事情：比如在我的童年毫无征兆猛追过我的一条野狗，比如一树繁花曾砸在我懵懂的夏窗上，比如满眼泪水的母亲抱着三岁了只剩五斤不堪一握的妹妹，比如草地和野鸟在大地上各自怀揣着巨大的秘密，比如三十年前从梅姐姐的宿舍回来时那晚狂乱而澄澈的星空，比如一个平常的早上母亲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们一个生命最终的归宿。
　　 很多年后，我读了贾谊的《鵩鸟赋》，“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我隐约明白，我的童年，曾经经历了一场隐喻，那只野鸟，与梅姐姐的死，有着某种宿命般隐秘的联系。那个夜晚，我在睡梦中懵然不觉，但我在成年后的另一些清晨醒来，常常被鸟声一击而中。
　　
　　 第二份证词：一个人的舌头到底能有多长（来自童年的我）
　　
　　 八岁的我害怕黑夜，因为那里住满了死去的灵魂。如果鸟也有灵魂，那黑夜一定被古往今来的人和鸟的灵魂占据得无限膨胀。
　　 我也不喜欢白天，妈妈永远明显偏心地把好吃的给弟弟，比如有一次煮了一整只鸡，要他一个人吃下去，吃不完也得吃，我和妹妹都不准动筷子。她的理由是，方娭毑说的，男孩子，得吃叫鸡，叫鸡有糙性，多糙几下，男孩才长个子。她的儿子就是靠每年伏天吃一只叫鸡才长得这么粗壮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想变成母亲最注意的那个孩子，但我挫败地感觉自己朝着自卑的方向疾驰而去。一个自卑的灵魂，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晚都是虚弱的。所以，我最依赖的人，其实不是父母弟妹，而是邻居家的梅姐姐。梅姐姐是方娭毑的小女儿，她还有一个哥哥，她的哥哥明显不太愿意搭理我们。所以，每天陪我们玩的就是梅姐姐了。
　　 每天我们醒过来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已经起来了。既然起来了，门就是整天开着的。所以，我们每天醒来时都像躺在室外。
　　 梅姐姐每天都是笑眯眯的，脸很圆。很圆的脸就是很好看的脸。她每天早上过来吃饭的时候，都会先来我家叫我们起床。她用狗尾巴草拨弄我的耳朵或者脚心，她拿勺子敲打碗沿勾引我噌地坐起，她喂我吃饭，也抱我下床，她哄哭泣的我，她帮我驱赶追逐我的野狗，也嬉闹追打只在她面前淘气的我。在她吃完早饭上班去的时候，留下我百无聊赖地对着草坪上的生物发呆，我看见和我一样大的小伙伴们在草地上欢腾，每天都像过节一样。我熟悉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口头禅、打架的样子，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旁观者，每天望着梅姐姐走过的那条穿过草地的小路，等着她下班了或许会来接我去她的单身宿舍玩耍。
　　 那片草地那么阔大，阔大得淹没了我整个的白天。整个白天我看着伙伴们在不远处呼啸来去，但我脑子里想像的是梅姐姐上班的样子，她一定不知道我对她有近乎病态的迷恋。她一定不知道她是我整个童年的等待与信仰。
　　 说是草原，现在回想起来，不过是一块工厂废弃的空地而已，野草蓬勃，间或有一片片裸露的泥地。我的童年便在那片“草原”上挥霍着内心的狂热，我熟悉男孩们夏天所有的秘密，他们烤了蚱蜢的腿吃，分析一只螳螂的生理结构，或者用滚烫的开水浇灌蚂蚁窝。
　　 春天总是盛大而深远，它蓬勃的力量助长了孩子们宣泄着无处安放的野性四溅的生命。有一回，两个胆子大的男孩子抓了两只老鼠，引来小伙伴们激动地围观。大家啸叫着，雀跃着，嘶喊着要烧死它们！两个男孩瞬间被点燃了某根邪恶的神经，他们迅速找来了一根绳子，两头分别绑了两只老鼠的尾巴。
　　 很多年后我才发现，那时候的人们，大人或者孩子，都对用绳索捆绑另一个生灵有着无比的嗜好，椅子上的鸟，草坪里的老鼠，或者讲台上的人，仿佛用绳子暴力地绑住，他（她、它）便臣服于你，征服的快感，强者的姿态，全在一根绳索的传递过来的压迫与窒息感里了。
　　 热血少年们将两只老鼠扔在泥地上，任它们向着不同的方向各自逃窜，却又殊途同归。从那时候我便知道，一根绳上的老鼠，比起一根绳上的蚱蜢，更有惨烈的视觉效果。两只抱头鼠窜又找不到出路的老鼠终于累了，我们也看腻了，两个大孩子偷来了汽油，浇了绳子和老鼠，火柴朝中间一点，看着两只老鼠在一根长长的焰火中焦掉，空气中充满烤肉的焦糊味，孩子们冲上去，用脚把它们仇恨地踏成齑粉，才悻悻地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