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生命

摘要：敦煌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这是明代修撰的《沙州卫志》中描述的敦煌。 一
　　 敦煌雪山为城，青海为池，鸣沙为环，党河为带；前阳关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喉，极边之锁钥。”这是明代修撰的《沙州卫志》中描述的敦煌。
　　 过了黄河往西，北边是难以穿越的茫茫荒漠，南边是挺耸寒冷的高山冰原，中间是狭长的河西走廊。顺着河西走廊一直西行，除了戈壁就是沙漠，一片荒凉。
　　 看见沙漠、悬崖、峭壁，我们都会望而生畏。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一切都是造化的安排，全长将近一千公里的，祁连山脉上的皑皑冰雪融入地下，潜到山前低地露出形成泉水，流入低洼地带，形成沼泽湖泊。南北两侧山脉融化的雪水，在本是死寂的荒漠中，给西行的行客，留下了生命的绿洲。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把这一带称为“亚洲的心脏”。
　　 根据“度地卜食，体国经野”、“国必依山川”、“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等原则和制度，人们建起了县城，敦煌就是其中的一座。
　　 出了嘉峪关，往西行走到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路两旁宽阔荒凉，望不见前路，看不到归途。一种莫名的绝望袭来时，突然看见了人烟，兴奋得一叠连声喊着：“敦煌！敦煌！”
　　 可惜，这只是我的想象。
　　 一直想去拜访敦煌，只是我觉得还不到时候，如果我像普通人一样，带着愉悦的心情纯粹游览，我肯定会失望而归的，我不懂佛，不懂艺术。看着那些脱落的壁画，那些柔韧的绢帛，那些残破的经卷，如果不懂其中的价值，不如不看。
　　 敦煌，一个西部沙洲的小县城，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奇妙的自然地理现象，感动了很人。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一个一路风尘的沙门中人，云游到这里，开凿了第一座石窟。从此，三危胜境成了佛门圣地。
　　 莫高窟，是一个跨度很长的时间性、多领域、地域性的浩大工程。它的地下，除了古代画工们无量度的才情之外，还有无数高僧修行和苦度的遗骨。
　　 我一直以为，敦煌，代表佛，代表至高无上的宗教圣地。一定会香烟缭绕，僧侣成群。墙壁上都是唐及以后的壁画，耳边回响的是朗朗佛经。即使是不信佛的人，来到这里，也会禁不住要俯首叩拜。难怪，胡适说：“藏经洞是一座和尚博物馆。”
　　 明朝，关闭嘉峪关后，敦煌地区居民内迁，莫高窟在很长一段时间落魄萧条。今天去看敦煌，它一定不会只呈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的沉淀，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看敦煌，还不到时候。
　　
　　 二
　　 第一次知道“敦煌”这两个字，是看了余秋雨写的莫高窟和道士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莫高窟里的那几句：“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称，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
　　 至于道士塔，我认为，作者带有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对王圆箓的描写和评价也不客观。比如：“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通篇读完全文的第一感觉就是：作者很愤恨，王圆箓是历史的罪人！
　　 虽然很多人都写过或者是看过，斯坦因和王圆箓之间的故事，但我还想写一次。
　　 关于王圆箓，有他的一篇墓志铭。他来自湖北农村，因为家乡饥荒，八九岁就来到了西北，在军营呆过，后来经历磨难，出家当了道士。历史上这样普通的一个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没有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和斯坦因之间的交易，历史不会记住这个不识字道士的。
　　 他个头不高，浓浓的眉毛，发现藏经洞的时候五十来岁。“他是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地紧张和害怕，脸上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这估计是斯坦因对王圆箓的评价。敦煌当地人对他的评价是：很节俭，很辛苦，一年到头，都只见他在四处云游化缘。当地人称他为“王阿菩”，可能是王圆箓的心肠不错，至于藏经洞的发现有些神秘。“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王圆箓给慈禧太后写了信，但是，藏经洞并没有得到保护，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慈禧无暇顾及，即使顾及上了，恐怕弄不清楚藏经洞的价值和意义吧。
　　 看了央视拍的纪录片《敦煌》，才知道在敦煌，王圆箓的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雇了一个人，在某间甬道内写经，这个人休息时，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芨芨草深入到墙缝中，这个人小心敲打着墙壁，里面传来了一阵空润沉闷的声音，密室就这样被发现了。
　　 发现了藏经洞，并没有给王圆箓他们带来好处。那些宗教的经典，传统的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官方和私人的文书，户口，账本等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人们普遍的见字而敬，见书而畏。这些东西珍贵是珍贵，到了王圆箓的手里，他不知道能拿来做些什么，或者，这和王圆箓自身不识字有关。
　　 他决定，挑选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包括当时敦煌县长汪宗瀚。大概是为了换点钱过生活，这样就用不着四处化缘。可惜，没有人对他送的这些“奇怪”的经书感兴趣。那个曾经是王圆箓当兵时的上司，驻扎在酒泉的满族官员廷栋，看了经书，觉得这些写经的书法，还没有自己写的好啊。
　　 县长汪宗瀚送了一批，给负责全省考试工作的甘肃学政叶昌炽，这位进士出身的官员，隐约感觉到这批经书的价值，建议甘肃蕃台把藏经洞里的东西，送到省府兰州保存，换来蕃台衙门的回应是：“没有经费！”
　　 酒泉距离藏经洞，大概三百公里，今天坐火车过去，也就两三个小时，而敦煌距离藏经洞，不过二十公里，如果学政叶昌炽或县长汪宗瀚，亲自去看一眼藏经洞，就没斯坦因什么事儿了。
　　 如果，如果，哪有这么多如果。真去看了，又能都救活那些经卷？
　　 自发现藏经洞七八年以来，这堆“残书故纸”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不仅没带来什么，甘肃蕃台政府，还责令王道士代为看管，至于看管的经费，一分钱也没出。
　　 王道士这七八年来，不是什么都没做，他清理长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领部下四处奔走，一面化缘，一面劝募，寻求布施；劝募来的钱，一些用于生活，养活僧众，一些用于抢救修复坍塌的洞窟和塑像。和那些忙于修复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热血之士比，忙于应付外来铁骑战火的将帅士卒比，忙于呈递滔滔奏折的王公大臣比，王道士能做的，不是毫无意义的，已经不少了。
　　 或许，他的方式有些“唐突”，有些“自我遐想”。如余秋雨写的；“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但请想一想，七八年来水的侵蚀，有的壁画一定会逐渐衰老变质乃至死亡。
　　 敦煌因水而生，有一天也会因水而死，这大概是一种宿命。
　　
　　 三
　　 斯坦因，来敦煌时持有护照，职位是英国大臣，一个爱冒险的探险家。他自己写下的墓志铭：“马克•奥利尔•斯坦因，通过极为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拓展了知识领域。”对于敦煌之行，只字未提。
　　 在1900年时，开始在中国新疆进行第一次考察，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和当时中国的官员打交道，变得老练起来。
　　 1907年，斯坦因带着驼队，带着空空的大木箱，带着一个曾在新疆各地，为多名文武官员做师爷的蒋孝琬，来到了敦煌。与王道士进行着一个根本就不公平的交易。现在还有人讲，他们之间的敦煌文物交易，纯粹是个人之间的试探，磨合，协商。是一场单个人对单个人的交易，不存在帝国主义，也不存在欺骗。扪心自问，这，也算得上公平？
　　 斯坦因来的时候，敦煌县的农民们，正进行着抗缴采买粮的运动，加上敦煌一带又流行瘟疫。局势不稳定，敦煌县的官员们，正着手处理官民之间的矛盾，“无暇顾及”文物的保护工作，所以，即使王道士和外国人进行交易，“山高皇帝远”的，将文物运出甘肃，也没人管了。机警狡猾的斯坦因看中了这点，开始对王道士进行骗购。
　　 王道士个人有宗教情感，“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售卖，显然是不可能的。”至于一个道士为什么会来看管一个佛教的圣地，这其中的原因，肯定是相当深刻的。不光是过去，今天，我们就没有“道士”来看管“佛教”的事吗？
　　 王道士第一次见到大人物，但是，斯坦因并没有因此进入藏经洞。他们两人还经常吵架，斯坦因向王道士描述自己，沿着玄奘西行的足迹穿越沙漠的时候，王道士就变得兴奋。斯坦因抓住王道士强烈的宗教情感。告诉王道士，我呢，你看啊，玄奘是去印度取经的，我是从印度来的，我是玄奘的信徒，他的在天之灵，也把这些经书托付给我，要我把它们重新带回印度。
　　 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破处了这道防线，王道士带领着斯坦因，沿着石窟甬道进入密室。
　　 “随我来。”持烛的王道士低声说。
　　 只见堆得密密麻麻的经卷，一千多年前的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室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历历在目。王道士只是让斯坦因挑走一些，并收下了斯坦因的二百两银子。这一些包括九千多卷文书和几百幅佛像绢画。得意的斯坦因向朋友炫耀，在欧洲，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要这些钱了。
　　 来时的空空的木箱子，装满了经卷和书画。
　　 王道士尝到了一点甜头。
　　 十个月后，另一个法国的探险队“慕名”而来，带队的人伯希和，说着非常流利的汉语。听到汉语的王道士，心里的芥蒂，也就解除了很多。伯希和比较顺利地进入了藏经洞。幸亏斯坦因不懂汉语，给他留下了很多宝贝。“当我置身于宝库时，三侧都堆起一人多高的卷子，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同样，伯希和用五百两银子，换走了这些文物。
　　
　　 四
　　 一年多以后，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很多在京的学界名人，参加了招待伯希和的宴会。伯希和将随身携带的“骗取”到手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展示出来。有些“识货”的学者相当震惊，很多写本，他们都没有见过。
　　 谁会知道，几年前，一个外国人展示他在中国收集的文物时，当地官员问的却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拿到欧洲去呢？”
　　 清政府大概是明白了这批文物的价值。1909年冬天，下令押送藏经洞余下的经书进京，用草席草草遮盖的经书，从敦煌到北京两百多公里的路程，一路都有经卷的丢失。一些负责押送的官员，直接把车推到了自己的家里，先挑选一些精美的经卷出来私藏。
　　 “被朝廷发现了怎么办呢？”他们心里想着。干脆把经卷撕为两半，这样，即便是追究责任也能混过去。想完发出了酸涩的笑声。
　　 之后流失的文物，可以开出一份清单：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国人奥登堡拿走三百件敦煌文物；日本一个考察队购得四百件。没有被历史记载的，不知道还有多少。
　　 人们总结：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王圆箓，成了历史的罪人？我认为，王圆箓有大过，但也有小功。
　　 在那种环境下，谁当莫高窟是宝贝，有的官员不是看过吗？外国人讨好他，给他好处，他也就“卖”给了外国人，得以“完整”地保存着。但是，这些文物，一定属于中国！
　　 与王圆箓相比，国画家张大千对于敦煌的“破坏”？似乎要小得多。
　　 对于张大千的印象，只知道他蓄着一把大胡子，画画应该很好。1941年，张大千率妻儿门生，去莫高窟进行“考察”。考察期间做的破坏，兹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济给于右任信函部分内容——
　　 “……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冯、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计及。盖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率同画工口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都张髯大千。’又，临摹之时，于原画任意钩勒，梯桌画架即搁壁上，如何损及画面，毫不顾惜。向君认为此种举动，如尚任其继续，再过二、三年，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
　　 向达写给曾昭燏的书信中，更细致地描述了这个事。尽管张大千的支持者也不少，这些支持者，可能是为尊者讳，可能是认为其功全然盖过，可能……他们认为张大千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突然想起了鲁迅写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结尾一段：“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