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何许人也

（一）
　　 马悦然是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他在2000年10月，一手推荐第一个中国人高行建的小说《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时高行健在我国发生“六四”事件后，他从北京逃亡到法国，以流亡作家身份写了小说《灵山》。马悦然认为高行健是被中国共产党迫害的作家，给予重大的关注。“马悦然等评委们本着对中共政权的反感和鄙视，以政治同感，一致‘枪毙’了所有大陆优秀作家、兼及港澳台作家的作品，而唯独情钟于高行健的《灵山》”。（见文学评论家清新的“《灵山》：好一座文化垃圾山”。发表于旧金山《美华文学》杂志2000年9—10月号）
　　 《灵山》是一部怎样的小说？清新说：“看完《灵山》，任何有一定文化素养和正义感的华人都不会认同此书。但《灵山》被或诺贝尔文学奖，则会误导世界各国读者，认为中国古今文化原来不过如此。因此必须评论，以正视听。……我看《灵山》如杂烩，似拼盘，极像相声串唱，将南腔北调的各色歌曲各取一句串成一歌。它以支离破碎的情节，忽断忽续的描述，将或大或小，或左获右的文化垃圾一路抛洒在美丽的中国西南大地。”（见清新文）
　　 清新气愤地说：马悦然一手推荐下，“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之充满文化垃圾的《灵山》，令每个正直、有一定文化的华人强烈愤慨和极端反感。此次授奖在极大的侮辱中国博大精深的古今文化的同时，也彻底粉碎了世界华人心目中诺贝尔奖的圣灵光环，将自己钉死在文学殿堂的耻辱之上。”（见清新一文）
　　 据报道，德国文学评论界教父西拉尼奇在德国权威的电视评论节目“文学四重奏”中毫不客气的指出：“这是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一项错误、丑闻”。他又补充说：“我并不是反对中国人得诺贝尔奖，但对于评审委员会拿它充当政治手段来滥用却无法苟同。这应该不属于文学奖的功能。”（见《美国文摘》2001年1/2月号）
　　 另一位德国权威汉学家库滨教授也强烈质疑：“我无法了解，为什么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中国有许多比他更好的作家呀！”（见《美国文摘》2001年1/2月号）这，明眼人一目了然。“马悦然曾说评审没有政治因素，这是胡说。也让人想起此地无银……”
　　 身为该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执行主席的马悦然和高行健的私交，就是以政治共鸣为基础的。因而马悦然将认为被中共迫害的大陆流亡作家的《灵山》大力推荐给其他评委，毕竟其他评委不懂汉语，也没看过多少当代中小说，当然其他评委也不会反对的了。这也是马悦然一手推荐《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
　　 “2000年10月7日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在马悦然指导下，高行健一反《灵山》的低调，以高调门批评祖国，甚至他说自己没有祖国，大肆攻击大陆当局，一泄他数十年心头之愤，控诉共产党，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这百年无以数计。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见2000年10月7日高行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演讲全文，2000年12月15日《美中时报》发表。）
　　 高行健与马悦然的关系，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施主，一个是得主的关系；就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千里马是个激烈的反共分子，而伯乐的政治背景就可想而知了。马悦然是个资深的政客，善于观颜察色，他娶了一个四川女人。他常常以汉学家的身份到中国招摇，并得到某些不了解其身份和政治背景的人赞赏，甚至有某些人想与马悦然拉关系，因为他是瑞典诺贝尔奖的评委。
　　 但在这里，我们要讲清楚：这次莫言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与马悦然毫无关系。
　　 （二）
　　 我国已故诗人顾城说“马悦然对中国文学外行”。因此，大家对马悦然是个汉学家是打问号的。这里举个事例：2002年10月，据说马悦然用中文写就《俳句一百首》出版，台湾联合大学为其举办《俳句一百首》新书发表会，当时各报刊登了高行健与马悦然两人在发表会上谈笑风生的大幅照片和讲话。
　　 据报道，当高行健的《灵山》被马悦然评审推上诺贝尔文学奖台时，两人曾在瑞典皇家学院演讲，高行健在马悦然的指导下，强烈抨击中共迫害作家等等；如今，当马悦然的中文《俳句一百首》出版时，高行健就为自己的伯乐感恩；特来为新书发表会站台，为马悦然庆祝一番了。于是，高行健与马悦然坐在台上，两人又谈笑风生，吹吹拍拍地演“相声”了。你听：
　　 高行健高兴地说：“马老，你以中文写就《俳句一百句》出版了，祝贺你！你是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用中文写诗的第人！”
　　 马悦然哈哈大笑说：“彼此彼此，你的长篇《灵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了，你也是百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的第一人呀！”
　　 高行健称赞道：“你的俳句文字精彩，没有雕琢的痕迹，无一字多余！”
　　 马悦然听了更加高兴了：“这是我送给华文文学的财富呀！”
　　 高行健无限感激地说：“这真是华文文学的一笔财富，代表着华文文学领土、内涵和精神的拓展，应是华文文学史必须研究的对象！”
　　 马悦然哈哈大笑道：“写这俳句很好玩的，真容易呀！我三天就写出170首，哈哈……”
　　 两人吹吹拍拍，好不热闹。（这详见当时台湾报刊）但这里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一个“对中国文学外行”的老外，他说写中国的俳句古诗词很容易，很好玩，三天就写出170首。……这是什么话？如果这位老外不是有神经病的话，他起码对我国的诗词歌赋的创作无知，是玩文字游戏！正因为他对中国的古诗词的无知，就说出什么他写的俳句是中国文学财富呀等十分愚蠢和荒唐的话！
　　 我们对马悦然先生领教过了，他对中国文学知多少？他对中国文学的知识修养如何？能否能写出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诗词吗？中国读者是清楚的。君不见，高行健的长篇《灵山》是一座文化垃圾山，任何有一定文化修养、正义感的华人都不会认同它是好书，而马悦然出于政治因素，认为高行健是被大陆迫害的流亡作家，因而把他的充满垃圾的小说，看成是“东方文学巨著”。这就证明了马悦然对中国文学外行与无知的了。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光辉灿烂，有五千年的优良传统，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据《词源》解释：俳句又称发句，又称之为短诗，以十七字为一首，每首三句，首尾两句是五个字，中间句是七个字，即五七五格式。俳句是我国古诗文，其内容以游戏取笑为主的。中国的俳句创作，与旧体诗、自由体诗创作一样，都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作者要熟悉和掌握中国诗歌语言艺术，注意格式、韵律，更要具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健康的思想内容，写出诗的意境和生活情趣。尤其是在写作技巧和遣字造句方面，更要精心推敲。例如古诗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的“绿”，诗人曾经反复推敲，用“绿”字或“满”字好呢？巩怕推敲不止三天，也许三个月，最后诗人才敲定用“绿”字的。这说明，要写出真正具有中国传统优秀特色的俳句，颇不容易。
　　 而马悦然却说写俳句很容易，很好玩，他三天就写好170首了。这就说明马悦然对中国文学外行的了。他对中国文学外行，却他又要充当“内行”，硬打肿脸充胖子，企图在不懂中国文学的读者面前，摆出一副汉学家的架子，到处招摇。
　　 这，文学评论家司马羊在旧金山星岛日报发表《从马悦然写俳句谈起》（见星岛日报2003年3月28日—29日），对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的无知愚蠢和胡说八道，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以保护中国文学的伟大尊严！
　　 我们奉劝马悦然先生，请将你写的俳句公开出来，让广大读者和中国文学专家学者鉴定一下，看看你的俳句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未得到读者专家认同之前，请不要说你的俳句是中国文学，更不要说他是中国文学的财富。因为中国文学的伟大尊严，绝不会容许那些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作品，或者是冒牌的和那些文或垃圾作品，混入庄严的中国文化殿堂！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