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巜铁山惨案》

自2006年起我和王德才先生开始了《铁山惨案》材料的调査、搜集和整理，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构思、整体设计和布局谋篇，然后进行写作，至今已七个年头。七年的时间里，觉得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和回味。
　　 2005年退休以后，本可在家休养，但在《于氏家谱》续修过程中，得知56位于氏族亲惨死于1938年的铁山惨案。此时，我决心把这一惨案调查清楚以慰藉死难者的在天之灵。2006年6月得知王德才先生也在调查记录铁山惨案这一事件，并且苦于自己文化底子浅，文字工作做不来。我们一见面他就说：“只要把这一惨案（铁山惨案）记录下来，书上的名字我可以不写。”可见他当时的决心。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合作，两人一起完成铁山惨案的调查与写作。我承诺：文字工作由我承担，费用开销由我负担。
　　 要写就要写好，要写好就要搞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便开始走街串巷，从于家、中埠开始，再到铁冶、黄金、边辛等村庄反反复复找难属，找亲历者，找知情人。王德才同被采访者边谈边问，我则把他们的话快速记录下来，重要处我再反复问多次记，以求事实准确无误。白天采访，晚上我必须把当天的记录整理成象样的文字，有时采访的内容太多，甚至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整理完。2006年，我的身体和精神正处在最差的境况之中。2005年儿子惨遭车祸，老年丧子，白发送黑发，失子之痛的阴影，时时袭扰着我这颗年逾花甲的心。几十年的高血压病和心脏疾患也乘虚而入，真让我有点受不了。但是，为了写好铁山惨案，为了我的承诺，即使再苦再累，只要身体撑得下去我就要坚持。夜里，往往妻子几次睡醒，再三催促，我还是坚持把当天的采访全部整理完才上床休息。
　　 除在本地外，我们还骑车几十里到临淄、桓台、张店等外地去采访。每当骑车经过309国道临淄韩庄段的时候，我的心就揪了起来，泪水不自主地涌了出来。这里是儿子遇难的地方，当时的惨景立刻浮现在眼前。我努力克制住自己，赶紧抹一下眼泪，唯恐别人发现，继续骑车前行。
　　 由于长时间白天黑夜地干，我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了。早晨起床后有时头晕，活动一下就恢复正常了。为了完成采访计划，我谁也没告诉，继续和王德才按时骑上自行车出发采访。一次去铁冶煤井采访张保连老人，采访完要离开时，从沙发上站起来，头突然晕了一下，我立即轻轻扶住沙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才与张保连老人握手道别，走出屋子。这时我想绝不能让老人看出来。来到院子里，扶住自行车，和王德才慢慢向街上走去。实在不行了，才返回家中。这一天没有完成采访任务。
　　 就这样，我每天肩负着采访、记录、整理三项重任，与王德才一起骑自行车，跑遍了铁山周围的张店、临淄、桓台三区县，行程3000多里，采访300多人，将他们的口述记录整理成文。我自己也从网上下载有关资料，从老干部们那里找来附近各区县的党史资料、文史资料。整理出了近20万字的写作素材，为<铁山惨案>的写作奠定了厚实的材料基础。
　　 为了让资料更加真实，留下每一位讲述人的照片尤其必要。我决定买一架胶片照相机和一架小型录音机。（还是老承诺，胶片、洗像、录音磁带的费用由我承担）。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为每一位讲述人，和遗址遗物留下了照片几百张，录音带十几盘。这为日本侵略者在铁山的暴行留下了铁证，为《铁山惨案》的写作提供了更真实的资料。
　　 2007年民间寻访抗日战争中受害人的热潮掀起，亲身经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那场灾难的人已经不多了。把他们亲口控诉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影像记录下来，这是更加珍贵的历史资料。于是我决定买一台DV机。我们用它录下了于有渚、于桂英、于启义、张桂柳、段凤英、王兴家、战俊清等亲历者长达几十个小时声泪俱下的控诉。
　　 每当我为写作《铁山惨案》花不少钱的时候，妻子就忍不住问一问，表示一下自己的不满。这时，我便向她解释：在外吃饭、笔墨纸张、照片、磁带花不多钱，再说相机、录音机、DV机自己也用。妻子就不再多说了。我知道，自儿子出事以后，只要让我心情高兴的事，她尽量不过问，这是我们的默契。
　　 材料备足，开始写作，这自然是我的事了。首先是整体设计布局谋篇。文章写过不少，书却是头一会写，正如第一次吃螃蟹不知从何下手。不管怎样，这螃蟹是非吃不可的。在我，还有另一个想法，我是中学语文教师，写就要写好，古人云“大匠不示人以璞”嘛。单就整体布局就设计了几个方案，最终还是采取了一个稳妥的——以时间顺序来叙述。书名也改了几次，最后才定为“铁山惨案”。
　　 在材料的分析上，更是要动一番脑筋的。日军制造这次大惨案也是费了一番心机的。它的目的是什么？重点是哪些？用的怎样的战略部署？其具体军力布置，人员的配备，行军路线，行动的先后，先遣侦察，舆论宣传，等等等等，都要分析得一清二楚才能下笔。
　　 在全书的结构布置上，我也是费了一番思考的。是一揽子着写，还是分章节；是用传统的章回体，还是用一般的叙述方式？对这些都做过掂量，进行过权衡利弊。
　　 在语言的表现手法上，因为是纪实作品，所以不作过多的修饰，基本按照口述人的语言和语气来写，以体现其真实性。只在极少数的地方，给以画龙点睛式的议论。主要以事实说话，用事实感染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在每一节的题目上我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力求语言简洁醒目，又要形式整齐，既要表达出本节的主题，又要抓住读者的心灵，以求得到先入为主的效果。
　　 在文字的细节上，我注意了用词的准确，语言的简练。有时为一个字反反复复选好几个，直到找到一个我认为最合适的才罢手。被采访者由于文化、阅历、表达能力不同，他们的叙述有的文理不通，有的话语罗嗦，这是极正常的。要把他们的话写进书里，必须经过一番改造才行。在文字这一方面，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即使是一个标点也绝不放过。特别是成书的最后环节，文字标点的把关是要把15万字的一本书，一字一句，仔细地读，仔细地琢磨，这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多大的精力啊！况且，这个任务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这副担子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挑！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半个多月足未出户。
　　 我爱《铁山惨案》的写作，胜过爱自己的家，胜过爱自己的孩子，甚至自己。
　　 为了《铁山惨案》的写作，我顾不了家庭的埋怨。退休了，有人去挣钱，有人在家享清福，安享天伦之乐。而我却东跑西颠，没白没黑地趴在桌子前不是上网就是没完没了地写。2008年中秋节，本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几个月没回家的孙女多么盼望和爷爷奶奶一起过中秋节啊，可是，因为我的“忙”，妻子的有病，没能接孙女回来，我只好在电话里向孙女道歉。最让妻子和女儿反对的是，我工作起来不知早晚，深夜不睡，不顾身体。女儿埋怨说：“你这样干，累病了，我们可不管你！”我只好说“今后一定注意”。
　　 在记录和写作过程中，我为许多乡亲的叙述流过泪。特别是当写到《三尸一车葬亲人》一节时，我的泪再也止不住了。
　　 当天（正月十二）下午，杜景田用一辆独轮车推着三具尸体：一边放着弟媳杜于氏，一边放着20岁的侄子杜之堂，中间的车架上，放着不满十六岁的侄子杜之芳（杜巨巨）。一辆车推着三具血淋淋的尸体，去了杜家墓田。
　　 我是流着泪记下这些血淋淋的字迹的。最后我写道：“其状之惨，其情之悲，令见者流涕，听者垂泪。”
　　 凝视着这不足百字的记录，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强，不能弱。弱国就被人欺负，弱国的国民只有被人任意屠杀的命运。现在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牢记，并且告诫他们，一定要把国家建设得强大起来！
　　 通过《铁山惨案》的写作，我深深体会到：脑力劳动是极其艰苦的，文学创作则更为艰难。但是，这里更有快乐，这里有人性的震颤与觉醒，这是任何没有从事过这项劳动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
　　 通过《铁山惨案》的写作，我深深体会到：合作伙伴相互协调，配合默契是成功的前提。我和王德才先生的合作堪称黄金搭档。采访计划由他安排，从记录到成书由我负责。他关心我的身体，我鼓励他多写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并在写作方法上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铁山惨案》中他写的部分文章就文句通顺，表达清楚。
　　 毛泽东说过，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只有鸡蛋，如果没有适当的温度等条件是孵不出小鸡的。如果没有被采访人的积极配合，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朋友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张店区党委、政府和中埠镇党委政府的资助、协调和推动，就不会有《铁山惨案》的成功出版发行。这正验证了一句俗话：好花也要绿叶来扶持。花的艳丽动人，是靠叶制造的营养，根吸收的营养和水分来支撑的。如果没有叶和根，就没有花的艳丽。《铁山惨案》一书的成功，只不过我和王德才在台前，其他人在幕后罢了。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名字：战俊清、李丙忠、王兴家、于桂英、段凤英、于有渚、于启义、张桂柳；我们还应该记住罗光洲、刘上恭、高谦、王文彬、边崇顺、宋纪龙、靳成勇等人的名字。正是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水分，才使《铁山惨案》这朵花如此艳丽。
　　
　　 作者：大专文化、中学中级语文教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与王德才合著《铁山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