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游井冈山

摘要：这是我四月份去井冈山学习期间写下的一篇散文，有感于那漫山遍野象征红色革命政权的杜鹃花而写。
　　 四月的井冈山，春雨是如约地下了，杜鹃花却没有如期地盛开。至今还记得，一踏上这片神秘的山地，我就格外在意自己的感官反应。井冈山的确有它独特的风景和画面，经过无数岁月的风蚀雨剥，至今仍保持着属于自己的沧桑和真实。正因为这样，在井冈山逗留的那几天，我的表情始终处于一种凝视状态。
　　 不少来过井冈山的人跟我说，井冈山的绿色很养眼。可我分明感觉，绿色只是井冈山的盖头，更多的人奔向这里，其实是要撩开它梢上的绿，去看它蕊里的红。井冈山有一个特殊的称谓：中国革命的摇篮。所以，井冈山真正的颜色，应该是红。
　　 标语，可能是井冈山最鲜艳的一种红。井冈山的标语，故也有红色标语之称。我想，个中理由不外三点：一是标语的创作者是红军，涂写者也是红军；二是刷写标语的涂料，大多用的是红色油漆；三是从标语的内容看，既有革命性，也有鼓动性。
　　 漫布在井冈山一带的标语，可以用数不胜数来形容。它们不是几条或几十条，而是成百上千条。就是说，凡是红军当年住过或经过的地方，就有标语留在墙壁上；凡是标语多的地方，就说明当年住在这里或经过这里的红军也多。比如茨坪，比如宁冈，比如东固。这里有的地方甚至被命名为“标语村”。大部分村镇的街巷两边、祠堂内外、房前屋后，凡是空白的墙壁上，必定会有一条或多条标语。标语看得多了，我的眼睛就形成了条件反射，每到一个村镇，只要前面有一堵墙壁，我就会怦然心动，直奔而去。
　　 在当年的岁月里，井冈山尽管是革命根据地，白军的围剿却是一次接着一次，而且每一仗都打得相当残酷，只有极少的一点儿空隙，竟然有人一笔一画地往墙壁上写标语，可见标语的威力是多么不可替代。至少说明，标语是个非常好的表达方式，红军喜欢并习惯于使用标语的表达方式。标语可以直接往墙壁上写，也可以在布上和纸上写，内容直白，方法简单，红军和百姓都能看懂。彼时的井冈山，到处都堆满了干柴，只要有人把标语写到墙壁上，张挂到会场上，马上就能唤起一片大火般的响应。可以说，在革命的非常时期，标语不啻是另一种子弹。
　　 标语的另外一种，则是口号。或者说，标语就是口号，口号也是标语。非要说出分别，就是发布的形式不同而已，标语要张贴粉刷，口号是振臂呼喊。那成百上千条至今仍留在墙壁上的标语，说不定就是红军某部当年在会场上刚刚喊过的口号。只不过今天的人听不到口号声了，只能端看和思量这些写在墙壁上的标语。
　　 我发现，井冈山的标语，字号不一，颜色多样。有少量标语用墨汁来写，大多是则用红漆或白石灰水来写，由于里面兑了不少牛胶，这么多年了也不褪色。可是，时间毕竟过去了七八十年，墙壁上的字迹有的清晰可辨，有的则影影绰绰或模糊不清了。站在写有标语的墙壁前，我不知怎么就有了一种幻觉，那一条条标语，仿佛是一支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队伍，或纵或横地悬浮在露天的幕布上，刀光剑影中，个个张大了嘴巴，正在以默片的姿态朝我振臂呼喊……
　　 写标语，也是在作文章。它属于一种特殊的文体，要想写好也不很容易。当年的红军，一般都是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上过旧塾读过洋书的小知识分子，毕竟是少之又少。所以，标语的内容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不绕弯子，直来直去，干什么，就写什么。标语的字体则是有繁有简，有的字写得工整有力，气势如虹，有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稚如孩童，有的甚至还有一两个错别字。
　　 在我的数码相机卡里，储存了好多一路上拍下的标语，随便抄录几条，就可看出井冈山标语大概的样貌：
　　 消灭屠杀工农的国民党
　　 打倒反动军阀 誓死杀敌
　　 捕杀反动首领 捕杀敌人侦探
　　 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
　　 彻底实行土地革命 配合红军消灭白匪
　　 红军官兵夫薪饷一样
　　 穷人不打穷人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欢迎穷人来参加
　　 白军士兵要向压迫你们的长官瞄准
　　 ……
　　 有意思的是，在红军标语的留白处，我偶尔还看到几条白军写的标语。这说明红军撤退之后，白军就来了，却不知为什么，白军并没有把先前红军写的标语抹掉，而是把他们的标语和红军标语厮混在一起。这几乎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却是我眼见的事实。我就想，原来红军和白军都会写标语，而且都喜欢或习惯于写标语。
　　 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井冈山标语中最多见的一条。据说，当年红军最早喊的是“打土豪，筹款子”。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之后，给改成为“打土豪，分田地”。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当然知道中国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分到手的钱财，总有用光散尽之时；分到家的土地，却可以年复一年地耕耘和收获。要想让千千万万的农民跟着红军走，给什么都不如给土地。于是，毛泽东只轻轻地改动了三个字，井冈山下便有了分田分地热火朝天的喜庆景象。
　　 应该说，人类最早的身份无一例外都是农民。当这群赤膊的农民用手中的新石器敲开了文明之门，非历史与历史也便有了清晰的分界。中国的地理，注定了中国是一个农耕之邦，为了吃饱肚子，农民们一次次地揭杆起义，几乎成了这个天朝大国无法逃脱的宿命。回头检索一下，几乎每一次的农民起义，都有一句与之相应的口号，内容又是惊人的相似：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喊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农民要求政治上平等的话讲了出来；王小波、李顺起义，喊的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均贫富的观点；钟相和扬么起义，喊的则是“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意义在于将前面两次起义喊的口号合二为一，成为第一个要求财富平均和政治平等的中国农民；李自成起义的口号虽没什么新意，主旨却也是“均田免粮”；太平天国起义亦如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
　　 ……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此前的中国不论发生了多少次农民起义，都只是让这个国家损耗了巨大的成本，并没有真正地治愈好政治的病体。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给旧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或加速了新王朝的更替而已。统治者之所以害怕农民起义，主要是农民起义的破坏力和颠覆性，在中国还没有一个阶层能够比及。
　　 滕代远曾说：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这应该是他有感而发的肺腑之言。摩尔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萨缪尔森则说：人并不总是一声不响地饿死。意思是说，当农民穷到没饭吃的时候，铤而走险必然是其最后的选择。这么说来，毛泽东之所以亲自修改那句口号，就在于他看准了这个国家的病穴，它的土地从来都没有真正公平地分配过。井冈山，应该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成功案例。
　　 在那些写满标语的村镇里行走，我也曾有意外的惊愕。
　　 井冈山在吉安境内，而吉安古称庐陵。这里不但是两宋宰相文天祥、胡铨的故里，也是大文学家欧阳修、大诗词家杨万里和黄庭坚及《永乐大典》主编解缙的家乡。只一个吉安，史上就出过二十一位宰辅、十八位状元、十六位榜眼、十四位探花、近三千名进士，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美称。
　　 来井冈山之前，我对这一切竟所知甚少，以为吉安也好，井冈山也罢，这里只是盛产红军的地方。我所在的城市有上百家旅行社，每天争着在报纸上打广告，有关井冈山的广告语，我只记住了一句：红色文化之旅。殊不知，井冈山还有如此浓稠的传统文化。当我与古庐陵不期而遇，这一方山水突然间让我充满了敬畏和期待。
　　 在东固的富田镇，我去了王家、匡家、陂下和陂头。秀美如镜的江面上，倒映着庐陵文化清晰的背影。一个村落，就是一门望族，他们却不是这里的原住土著。细究其因，原是晋以后的中原不够太平，曾先后发生过六次因避乱而南迁的事件。迁徙者中，有皇亲国戚和王公贵族，也有士人商贾和黎民百姓。流落异乡之后，他们就成了所谓的客家人。吉安所在的赣，则是客家先民南迁第一地。再向南，就去了闽粤，或下了南洋。更远走的，就漂泊到了海外。正是那些隐居于赣西南山地和水边的迁徙者，给偏远的吉安栽种出一座古雅的庐陵。
　　 在出过无数朝官和状元的古村落里，士大夫们口念心记的国学和家教，被工工整整地镌刻在古宅和旧榭的屋檐下，至今仍可读可诵，而红军当年写下的标语和口号，则赫然挥写在那些格言佳句的留白处。可以看出，庐陵文化在前，根据地文化在后，它们彼此间并不是擦肩而过，而是后来叠加，狭路相逢。给我的感觉，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相互是冲突的，却又是彼此映照的，酝酿了一道独属于井冈山的文化奇观。
　　 我一直记得，去陂头村那天，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村头高大的青石牌坊，浓荫如盖的古樟树，似乎早就备好了清茶，伫在雨中迎候四方的来访者。
　　 这是一座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村。村里只住有梁姓一族，其远祖在陕西梁山，举族南迁后，留居陂头的一支自北宋年间就在富水河边开基建宅，如今已历三十代，有五百多户居民。清以前，陂头曾是一个“序塾相望、弦诵相闻”的古村，“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于“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在这个沉静的古村，至今尚存五座书院和私塾教舍。村中的永慕堂，属于梁氏家族的总祠。在总祠之下，还设有十几座家祠和房祠。庐陵文化的光芒，便闪耀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祠堂里。门楣上，屋檐下，厅房里，藻井间，竖的楹联，横的匾额，以及族长的家训，圣人的格言等等，可谓举目可见。观其内容，不外伦理道德、怀祖励志之类——
　　 联曰：怀仁义以事父母 蓄道德而能文章
　　 联曰：孝友为立身之本 耕读为起家之源
　　 联曰：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 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
　　 联曰：观富贵人当观其气概 如温厚和平者 则其荣必久 而其后必昌 贫贱人当观其度量 如宽宏坦荡者 则其福必臻而其家必裕。
　　 楹联或匾额，在我走过的古村镇比比皆是，几乎成了一道稀松平常的世俗风景。在我看来，它们其实也是一种“标语”。只不过创作者是古人，镌写者也是古人，内容也有独特之色，无一不是警世敦人之语。
　　 我就想，当年生活在这里的富有者，以及从这里走出去的当权者，大都是饱读诗书、见多识广之士，以他们的眼光和经略，应该想到有一天会发生什么。然而，他们却没有真正地想过。
　　 在井冈山那几天，一边看标语，一边看楹联，我一边就有了心得：这个世界只要有太多的穷人，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宁。这个世界如果只有富人过得好，而穷人过得不好，这个世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穷可以让人滋生仇富之心。仇富之心虽不可谅，其错却并不全在仇富者，被仇视的富有者因处于强势，似应负有更大的责任。如果人类能够既不因富而骄，因富而霸，也不以贫为荣，以贫为帜，天下就不会出现贫富失谐的局面，也就不会发生任何名目的起义了。
　　 行走在井冈山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在下雨。这样的雨，已经下了七八十年，却没有把祼露在墙壁上的标语给冲刷干净。也许，这就是井冈山的标语，执着而坚韧。
　　 离开井冈山那天，雨渐渐地下得就有些大了。我相信，我的目光停留过的地方，马上就会被更多的目光所覆盖。
　　 井冈山的歌谣
　　 井冈山不止盛产标语，还盛产声音，它就是红色歌谣。
　　 与井冈山有关的红色歌谣，我最早听到的是《映山红》和《红星照我去战斗》。一支是悠长的女声，一支是明快的男声。当年听它们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再加上歌者的嗓音实在夺人，只要这两支熟悉的旋律响起来，不论我身在哪里，在干什么，整个心都会随之飞翔。向那片开满杜鹃花的山冈，向那只顺江流而下的小小竹排。
　　 九十年代初，我还曾莫明其妙地喜欢上了《杜鹃山》。柯湘唱的《家住安源》虽然不属于红色歌谣，而是难度极高的京剧唱段，我却能天天守候在电视机前，逐字逐句地听杨春霞的清嗓教唱，一直到现在，每有朋友聚会场合，这个唱段仍是我的保留节目。
　　 此外，王愿坚写的小说《党费》，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党的女儿》，在无书可读和无电影可看的年代，也曾强烈地吸引过我的眼睛。记得，女主角扮演者是田华，她那一声“老程同志，往西跑啊”的呼喊，至今还在我的耳边余音缭绕。
　　 一切都因为我来到了井冈山。这些不经常触碰的散碎记忆，竟随之被温习了起来。
　　 在我原有的印象中，歌谣应该没有颜色之分，而只有民歌、山歌、情歌之分。在民歌、山歌、情歌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歌谣的创作者极少是文人士大夫，而是普通的山民百姓，演唱者也是他们。所以，歌谣来自于底层民间，也流行于底层民间。歌谣永恒的主题，不外是劳动和爱情。由于距庙堂远，离山野近，歌谣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质朴和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