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声走过

（一）
　　 我今年二十九岁了，还在漂泊，辗转于江浙的城市之间，不曾安定。这样的年纪早该成家立业了，而我却仍然找不到归属。转眼又是一年清明，钟摆声“滴答”走过，把无数个明天变成今天，又把无数个今天变成昨天。似乎只有我一成不变。
　　 湛蓝天空下，我还是那个梦想纷飞的少年，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咒骂着狗日的过去。可是，我已经不算年轻了，就像家前的那颗意杨树，如今越发地粗壮起来。一年年过去，把年轮种在了自己的身体里。当我照着镜子时，发现乌黑的头发间竟也夹杂了几丝雪色，于是我又想起了母亲。
　　 在母亲的心目中，一直认为我是个孝顺的孩子。
　　 于我而言，给不了母亲安逸的生活已经是一种不孝了。
　　 母亲也曾年少，她把自己的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个家庭，拉扯着我们兄弟长大，忍受着公婆对自己的不公，这么多年吃尽了苦头。
　　 生活在贫苦的农民家庭，没有太多的收入，父亲很早就走南闯北地做生意，家庭的重担完全落在了母亲单薄的肩上。
　　 爷爷奶奶对母亲并不好，很早就给父亲分了家，与其说是分了家，倒不如说是被他们赶了出来。在尚未完全开化的农村，家族势力中，长辈总享有着至高无上的族权。母亲常常回忆那段艰苦的岁月，哥哥出生的时候，爷爷都没有去看过一眼；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父母就被奶奶赶出了家门。
　　 母亲挺着大肚子，和父亲一起盖了间茅草房，从此，茅草房就成了我们的家。挺着大肚子和泥巴、做墙体，可想而知母亲的痛苦。左邻右舍有看不过去的，也偶尔帮点小忙，为此还受到爷爷奶奶指桑骂槐的谴责。父母的日子越发的艰难起来。
　　 靠着亲朋的接济生活，始终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又是个要强的人，怎能低眉折腰，甘于贫穷？于是便四处借钱，攒本做起了生意，成了走街串巷的卖货郎。那时的交通不便，做生意何其困难！父亲需骑着母亲陪嫁的自行车到远达三百多里的徐州进货，五毛钱一打洋火（火柴），从徐州火柴厂到家往返就一天一夜。为了省钱，父亲每次都带着母亲烙的干饼，拎着一大瓶水就上路了，这就是父亲的口粮。贫穷逼迫着父亲努力挣钱，除了卖洋火，父亲还卖过很多小东西，什么挣钱就卖什么，生活总算是有了起色。
　　 那时候整个县城都是贫穷的，外出基本靠走，交流基本靠吼，一点不假。“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更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父亲因为做生意，渐渐地有了些积蓄，于是家里的一间茅草房就成了两间，也基本还清了外债。尽管如此，家庭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父亲的脑袋算是灵光的，嘴巴也能说会道，所以一切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
　　 那时大姨家情况与我家类似，也挣扎在贫困线上，好在大姨家占据有了有利位置——离集市近。父亲走街串巷时常经过大姨家门口，有时候在大姨家吃个午饭，大姨就很羡慕父亲会做生意，说大姨父没用。父亲于是动员大姨利用自己的有利位置，做点集市生意，比如卖豆腐、豆芽之类的。还把自己做生意挣的本钱全部拿了出来。就这样，大姨家的生意红红火火地开张了，如今大姨做的豆腐、豆芽、水粉皮、凉粉等已经成集市上的一绝，声名远播。父亲还带着我们村子里的一家特困户做生意，走街串巷，一起到徐州进货，到各地奔走。渐渐地，他们家的情况也跟着好起来了。
　　 一切都很顺利，一家人苦中作乐，并没有太多的不如意。不管道路多么崎岖坎坷，人总是要向前看的。就像这三月的火树银花总会在年复一年中准时到来。善男信女相约在这如画的季节里，游山玩水，一派祥和。
　　 村庄也在发展，“老队长”家里添了村子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许多邻居家也有了自行车，还有一些人家盖起了瓦房。电灯也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里亮了起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几场春雨过后，便可看到“新燕啄春泥”的景象。我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降生了，家庭虽穷，但我们活得还算快乐。
　　 很快上学的年纪到了，哥哥聪慧，上学前就能背诵“九九乘法表”和许多唐诗，还会一些基础的加减乘除，在学校里成绩优异。我虽然顽皮，但受哥哥的影响成绩也不算太差，始终保持在中等偏上的水平。随着我们的上学，家里原本好转的生活又变得急转直下了，加上不断有新的卖货郎加入，父亲的小生意变得无法挣钱，家庭生活一落千丈。不仅如此，爷爷奶奶看父亲有了营生，还经常向父亲要生活费，父亲没钱给，他们就到我们家里去闹。爷爷拿着铁锹去我们家挖墙脚，拿着筑钩（一种农具，前段三根长齿，后有长柄）掀我们家的屋脊。闹得鸡犬不宁。母亲带着我们兄弟躲在屋子里，以泪洗面，咒骂着爷爷奶奶“老不死”，分家时不给任何财产，分家后还要不时过来无理取闹。父亲被爷爷追得满村子跑，不敢归家，毕竟是父亲的父亲，父亲只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然而，这些打骂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植根，至今我们对爷爷奶奶毫无好感可言。
　　 我们家族原也是当地的大户，太爷爷兄弟六人（不算姊妹），延伸到我们这辈，已经遍布了整个村子。可以说村子里半数都是我们的族人。只是越往后越不团结，家族分裂，各支族独立，彼此只剩下见面寒暄的份。爷爷兄弟三人（不算姊妹），各自井水不犯河水，父亲兄妹四人，之间也有着勾心斗角的嫌隙，但还勉强可以维持表面的关系。
　　 大姑嫁在外婆的村落，后来又把母亲介绍给了父亲；小姑远嫁上海，与家里的联系日渐中断，直到我们长大后，才渐渐恢复；小叔最受爷爷奶奶溺爱，娶了附近村子的婶子，婚姻并未延续多久就宣告结束了。
　　 说起来，这段短暂的婚姻和爷爷奶奶的溺爱是分不开的。
　　 小叔从小娇惯，爷爷奶奶啥事都随着他。娶了婶子以后，稍有不如意，便会对婶子拳脚相加，爷爷奶奶只当全然不见。时间久了，婶子无法忍耐小叔的暴虐，终于决定离婚。
　　 关于婶子的事情，我知之甚少，只是零星从母亲的口中了解到：婶子是邻村人，姓孙，名桂华。是一位举止得体，有涵养的好女人。母亲与婶子的妯娌关系并不长，在我出生后不久，叔婶就离婚了。虽然长大后与这位婶子未曾谋面，但是她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是非常不错的。母亲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婶子还抱过我呢。母亲对婶子的评价尽管片面，或带着些个人的偏见，但在我有了是非判断之后，我还是觉得婶子是不错的人。
　　 婶子，这个在我生命中惊魂一瞥的女人，总能在爷爷奶奶对我们家无理取闹的时候，让我想起。每当看到爷爷奶奶蛮不讲理的时候，我就觉得婶子的离开是正确的、明智的。母亲说婶子后来改嫁后，有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很美好。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欣慰，我觉得生活对婶子来讲，还算公平公正的。
　　 婶子离开以后，小叔再没有成家，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尽管爷爷奶奶到处张罗小叔再婚的事，但没有哪一位父母愿意把女儿嫁到这样的家庭来，小叔只好一人终老了。我不知后来的生活中，小叔回想这段婚姻的时候会不会有恨？恨自己的任性，恨爷爷奶奶的干预？
　　 （二）
　　 卖货郎的生意无法维持之后，父亲就跟着外公到外地闯荡了。父辈的生活总是不易的，贫穷是根本原因。在贫穷的背景下，总会催生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张爱玲在作品中经常提到上海的跑单帮，影视剧中也有《闯关东》、《走西口》的剧情。贫穷逼迫着改变，于是才有了今天相对安定的生活。小学时学过一篇文章，叫《朱德的扁担》，我想，所有人的经历也会像朱德的扁担一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只是变换了时间和地点，但精神是相通的。人类的这种精神才是造就人类历史进步的源动力，才是人类文明的不朽篇章。
　　 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折腾。父母常说的是，人挪活，树挪死；人在人底能成人，树在树底不成树。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村有一门流传下来的技艺：桃雕。以桃核为材料，通过人手加工，雕刻成十二生肖、八仙过海、长命锁、花篮、十八罗汉等工艺品。父亲做的生意便与此有关，父亲和外公一起外出，就是做桃核生意。把从村子里收购的桃核，拿回家后，用油漆漆好、晾干、穿线、点眼，经过一系列步骤后，就成了可以销售的小手工艺品。父亲就背着这些小东西和外公走南闯北摆小摊销售。几毛钱一个，靠销量挣得几分毛利，贴补家用。
　　 那时的年景好，桃核的销售还算不错，加上父亲的能说会道，生意便越做越大了。外公带着父亲走过几次，父亲就可以独立出去闯荡了。外公的年纪一天天大了，无法外出继续闯荡。而父亲通过几次外出摸爬滚打，已经完全可以独当一面。后来还带着几个舅舅、村里的邻居一起出去闯荡。甚至有为了和父亲一起外出做生意到我们家送礼的人。
　　 父亲的生意有了眉目，而家里的农活则全部落到了母亲的肩上。父亲走街串巷的时候，还可以照顾家计，而现在行远门就无法再顾及家庭了。爷爷奶奶是不管不问的，家里的农活，我们哥俩的生活，全部由母亲来打点了。
　　 最早外出做桃核生意的人不多，十里八村就那么几个人。外公是其中之一，爷爷也是其中之一。但爷爷至始至终没有带父亲外出过，他带着自己的女婿（也就是我的大姑父）倒是经常的。在爷爷的心中，女婿比儿子（特指我父亲）还要重要。母亲经常和父亲开玩笑，说父亲不是爷爷亲生的，是从哪里捡来的，要不怎么不管不问，连这点挣钱的本领也要教给女婿，不教给儿子。每当这时，父亲也满口的恨恨声。
　　 大姑刚嫁给大姑父的时候，大姑父家里也非常贫苦。爷爷在我们村还算富有，大姑隔三差五地回门，把大袋大袋的好东西往家里带，又让爷爷把大姑父带出去做生意。大姑虽然不识字，没念过书，但很会讨爷爷欢心，所以总能从爷爷奶奶那里拿到好处。在父亲的兄妹四人中，除了父亲外，大姑、小叔、小姑都能得到爷爷奶奶的疼爱和关心，唯独父亲真的像捡来的。
　　 大姑靠着盘剥娘家的东西渐渐地富足起来，比我们家要好出很多。母亲每天晚上带着我们哥俩住在两间茅草房里。我和哥哥在煤油灯下写字做作业，母亲在旁边纳鞋底、织毛衣陪伴我们。生活虽然贫苦，但也算其乐融融。大姑回娘家的时候，偶尔去我们家看一下，还竖起拇指夸母亲能干，一个人操持家务，大晚上敢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那么简陋的茅草房里。母亲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总是恨得牙根痒痒。用母亲的话说，当时听大姑这么说，就有种想要骂她的冲动。要不是大姑把她介绍给我父亲，她就不用受这份罪。还说什么敢不敢，不住在茅草屋里，又没地方住，这也是硬着头皮生活啊。母亲不怕吗？怕，怎么会不怕。在没有院子的两间茅草房里睡觉，常常让母亲夜不能寐，提心吊胆。那时候治安环境又不好，鸡鸣狗盗时有发生。母亲怎么能不怕？
　　 好在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细数父亲去的地方，从内蒙、佳木斯、东三省，到河南河北，从山东山西到安徽、江苏，这条线上的好多城市都留下过父亲的足迹。后来，父亲还收了徒弟，有人专门从山东跑到我们家拜师，要向父亲学手艺。口口声声喊父亲：云师傅。那时候，哥哥已经读五年级了，我读三年级。
　　 喊父亲云师傅的人叫李常忠，来自孔孟故里，山东曲阜人。据说孔子庙就在他家的后山上，父亲还与他一同前去参观过。父亲喊他小李，我们哥俩喊他小李叔叔。每次小李叔叔从山东来，都会给我们带好吃的。有带过花生、大枣、山楂果，还带过他们那里的咸菜香椿叶，偶尔也会有小米等东西。我们都很喜欢，尤其是山楂果，酸酸的，很好吃；咸菜香椿叶，早上吃稀饭的时候下饭非常好，小米也叫谷子，是一种黄黄的比油菜籽略大的粮食，在小李叔叔到来之前，我从来没吃过。
　　 小李叔叔也很喜欢我们哥俩，他夸我们聪明，经常带着我们村前村后地转悠，教我们许多好玩的、有趣的东西。小李叔叔是个理想主义者，懂得浪漫，喜欢岳飞的词、还懂许多山东特色的歌谣。经常给我们朗诵诗歌，并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念，还给我们唱当时流行的一些影视剧歌曲，这些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小李叔叔特别喜欢岳飞的那首《满江红》，用他那带着山东腔的普通话朗诵出来非常好笑。因为小李叔叔，所以我三年级便可以背诵许多唐诗宋词，最具代表的当然也就是这首《满江红》了。小李叔叔还教过我们“十二月节气花”和一些民谣，有些还清晰记得，有些已经不太完整了。
　　 “正月里迎春开，二月杏花送春来，三月桃花红，四月梨花白，五月石榴花开似炭火，六月荷花水上排，七月茉莉人人爱，八月桂花香满怀，九月菊花灿如锦，十月河水赛金钗……”
　　 “小金姐，洗金马，金马不走金鞭打，一走走到庙门下，开开庙门金娃娃。”
　　 ……
　　 小李叔叔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我们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小李叔叔的到来，父亲外出的频率可以少一些，有相对多一些的时间照顾家庭。小李叔叔与父亲名为师徒，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生意上的往来关系。每次小李叔叔从父亲手里进货，父亲总会从货款里挣得一些回扣。正是小李叔叔持续几年的进货，给了我们家许多经济上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