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文人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质疑中国的文人在十年动乱中的所作所为，比如，追问余秋雨在文革时是否参加过“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在其中起什么作用；断言杨朔在那个年代写的《荔枝蜜》是粉饰太平，甚至有人说“民国以后中国不再有文人”。
　　 依我看，在那个动乱年代，像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甚至周恩来、朱德这样一些政治家都未能力挽狂澜，奈何要让一干文人来承担集权下的国家责任。
　　 看看这样一个故事：
　　 老人姓赵，是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平和朴实，总是温和地微笑。
　　 可是，有不少学生对这位教授的印象并不好。因为，这位教授历史上有污点。据说，“文革”时，有一次，一个造反派把一大碗剩菜扣在他脑门子上。他呢，只是呵呵笑着，也不理自己满脸的污秽，而是先把造反派身上溅落的一片菜叶子擦掉了。造反派不由得没了脾气，嘴里咕哝几句，转身离去。
　　 经过学生们一届一届的口口相传，教授没有骨气的坏名声就在校园中传开了。
　　 一次上课时，一位男生迟到了，教授淡淡地批评了他几句。这位男生怀恨在心，回到座位上不久，就举手说有问题请教。“我认为，人活着就要抬头挺胸，而低头垂尾是可耻的!教授您以为如何？”男生一边说，一边用挑衅的目光盯着教授。话没说完，教室里已是一片窃笑。
　　 等大家笑停了，教授才平静地说：“如果，抬头是在看云娱情，如果，低头是在看路防跌，又何所谓抬头低头呢？”
　　 学生们听了，默然无语。教授清了清嗓子继续说:“大家一定听说过我的故事。可是，你们知道吗？当年我们这所学院里，和我一同被打为反革命的，有七名教授。一年后，死了六个。只有我，活到了现在。”……（《教授的操守》佚名）
　　 在二战的乱世中，“当国家遭受侵略的时候、沦陷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做些什么？法国知识分子在做什么？……无论如何，在美国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一些民间团体的帮助下，法国许多知识分子在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字投降后离开法国，去了美国。……从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上而言，流亡的知识分子处在不断的丧失之中，但从学术生命而言，这种流亡却是一种最好的保存。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扛枪打仗，也不是当政治幕僚，而是保持学术与思想的血脉，在这种本质之下，他们的流亡正是一种抵抗。而退一步来说，爱国并不一定是要知识分子与侵略者作斗争，他们选择远走而不为敌人服务，也是一种爱国。”（《流亡的知识分子：总是异乡人》梦亦非）
　　 文人的天职，维护正义和传承文化，两者在非常时期经常是单项选择的。抵抗侵略战争中，解决民族矛盾成为首要之义。尽管如此，也不只是投笔从戎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文人不是直接参战人员，他们作为非武装力量只要不投敌，都能被人们理解。尽管如此，当年仍有人质疑，抗战中那些在沦陷的北平城内的文人，为了生计有的继续教书，有的在报刊上卖文，算不算投敌呢？就像梅兰芳在敌占区蓄须罢演，那其他艺人为了生计仍旧出演的算不算娱敌呢？对周作人的看法，近来也分歧很大。而在非战争状态下的乱世，在某种信念的熏陶下，更难做出应有的选择，甚至都无法置身事外。有多少文人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像老舍、翦伯赞，也产生了像郭沫若这样的文人……
　　 前面那个故事《教授的操守》的结尾是：
　　 “……教室里，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是的，一个人，只要内心有所坚守，抬头或低头不过是无足重轻的外在形式。
　　 抬头时，便看云；低头时，便看路。淡泊宁静，自然从容。这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质疑中国文人在那个时代的操守的人，多是一些未经乱世的年轻人。清算那些文人就能表明自己更爱国吗？若质疑者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那就很容易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动乱结束后的失意者？
　　 历史老师袁腾飞有句话：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要看当权者和社会对文人、学者的态度。在专制时代，上有砍头刀、文字狱，下有孔孟学、科举试，不怕文人学子不尽入帝王彀中，成为驭人工具。易中天近来撰文痛斥文人是统治者的帮腔、帮闲、帮凶，在文中他也自陈曾经争取成为那样的文人而求之不得。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骂人炒作，而是要警醒读书人，时代已经变迁（他能够写这样的文章给众人看就证明了这一点），要有独立的思想、主张，不唯上，不媚众，要有士人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