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黍离之悲

摘要：普京，这位深得俄罗斯人民拥戴的“民族英雄”曾经说过，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悲剧，谁不为此感到惋惜，就是没有良心。他这一句话，多么令人感慨，把对苏联解体之痛表达得千古震动！这使我想起《诗经》中那首《王风》，我仿佛看到了一位俄国版的白发苍苍的东周老人，踯躅于莫斯科红场，行步靡靡，吟呼着“彼苍者天，此何人哉！”那种挥之不去的难以忘怀，那种耿耿难消的失国之痛，让他中心如噎如梗。因为普京毕竟是前苏联克格勃的头头，他对前苏联有深厚的感情和理解。但是这当今俄罗斯总统，并没有把历史的车轮逆转，让苏联回到斯大林时代、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而是让俄罗斯终结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折回世纪初抛弃的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俄罗斯历史平台上，为他的人民创造了一个“普京时代”。 普京，这位深得俄罗斯人民拥戴的“民族英雄”曾经说过，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悲剧，谁不为此感到惋惜，就是没有良心。他这一句话，多么令人感慨，把对苏联解体之痛表达得千古震动！这使我想起《诗经》中那首《王风》，我仿佛看到了一位俄国版的白发苍苍的东周老人，踯躅于莫斯科红场，行步靡靡，吟呼着“彼苍者天，此何人哉！”那种挥之不去的难以忘怀，那种耿耿难消的失国之痛，让他中心如噎如梗。因为普京毕竟是前苏联克格勃的头头，他对前苏联有深厚的感情和理解。但是这当今俄罗斯总统，并没有把历史的车轮逆转，让苏联回到斯大林时代、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而是让俄罗斯终结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折回世纪初抛弃的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叶的俄罗斯历史平台上，为他的人民创造了一个“普京时代”。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不想多去描述它。但我记得有一首俄罗斯歌曲是这样唱的：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城市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凡读过《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的人都知道，这首歌中的“自由呼吸”带有很浓的粉饰色彩，但我们重唱这歌时，重听这歌时，还总能感受到苏联昔日那泱泱大国的辉煌、人民对这个大国的热爱。回眸历史，苏联曾因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与美国争霸的第二超级大国。前苏联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把人类第一次送上了月球，在人类的航天史上写下了揭帷的大手笔。连苏联的对手丘吉尔，都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有了核武器。”总之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经过七十年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社会结构日趋同质化，经过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劳动差别逐步缩小。到了一九七七年，苏联宪法骄傲地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走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了。
　　 然而就在这昭告天下的十四年后——一九九一年，这个红色的超级大国便訇然崩溃，受到“帝国主义阵营”的嘲讽，让他们幸灾乐祸。回眸历史，昔日的庄严与自信，俄罗斯人民望中犹记。
　　 一个如此强大和荣耀的国家，曾给了人民以土地、面包、知识的国家，为什么会折于一朝？史家见仁见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说、斯大林体制弊端说、戈尔巴乔夫叛徒说，还有俄罗斯科学院一位院士的“苏联人民不需要苏联”说——“将苏联送进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民。”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前不久，我偶然看到一份苏联解体后的民意调查，是二00三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全俄进行的问卷，让受询者对前苏联的四个时代进行评价。读读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剧变的缘起。这些调查指标大致如下：
　　 一、评价国家经济、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类的正指标
　　 二、评价个人发展空间（如个人政治自由度、致富可能性、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性）的正指标
　　 三、评价消极现象和问题（如官僚主义、贪污贿赂、种族冲突等）的负指标
　　 四、单选指标：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
　　 调查结果显示，叶利钦时代所有正指标得分最低，负指标得分最高；斯大林时期有四项指标最高：国家纪律和秩序最好、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威望最高、人民热爱祖国；勃列日涅夫时期亦有四项指标最高：教育有成就、社会有保障、科学技术成就瞩目，工业强大；普京时期国家发展和社会秩序均被列为有严重问题，其关乎国家的负指标得分最高：55.7%的人认为国家有贪污贿赂，55.8%的人认为有犯罪和团匪活动；49.5%的人不相信自己的未来。
　　 相映成趣的是，在有关个人指标的评价中，斯大林时代得分最高的便是“恐怖”；只有1%的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有致富可能，2.4%的人认为有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3.8%的人认为有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而普京时代有三项与个人有关的正指标（如政治自由度等）得分均为最高。
　　 民调最终所关注的是第四个指标：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结果是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只有1%；其次是斯大林时代的为3.6%，愿意生活在普京时代的最多，是44.8%，其次是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为35.8% 。
　　 这个民意调查说明，人民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今日老一辈俄罗斯人对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认同。但人民却不愿意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尽管那个时代国家迅速发展强大，国家各项成就斐然，但个人的发展空间是受限的，是狭隘的。而在普京时代，尽管国家发展存在严重消极现象，但这些问题会随着制度的完善而减少。在普京时代，个人发展空间得到了拓展，得到人民的认可，因而俄罗斯多数人最终选择了它。
　　 把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完全归结到一些表面的原因，其实并未直入历史变化的堂奥。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当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使历史的火车头剑走它门时，历史的必然总会在现实的偶然中找到它的寓体。所谓苏联人民的忘恩负义、戈尔巴乔夫叛变等都是皮相的。
　　 历史的必然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利益有关。”让我们循着这一论断，在苏联国家与人民利益分配的视野里，来剖析那个第二类评价个人发展空间的指标，以寻找“苏联人民”不珍惜故国的答案吧。
　　 不妨从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说起，这二者是一个正相关关系。在法制社会里，个人自由度越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保障越有力。反之，公民权利越是受到保障，个人的合法自由度也就越高。向往自由可说是人类的天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我们先祖圣人庄子更是追求消灭物我界限、无所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前苏联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如何？人们只要看看苏联解体后有关的一些解密资料就明白了。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读读《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人民”这个神圣的词，是一个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当年斯大林代表“人民”的言论可谓不绝如缕。前苏维埃政权，尽管很多政府机构都有“人民”二字作为前缀，但是公民真正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却很小，公民没有充分自由和有效途径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人民不过是政治看台上一冠冕堂皇的摆饰而已。个体的人其自我尊严和自我价值受到蔑视，只是那架国家机器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革命螺丝钉”，因而前苏联人民就不可能有很多的政治自由，歌词中的“自由呼吸”也就打了很大折扣。当然，人民也就更不能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了。既然人民没有名符其实的当家作主，其政府就只能一厢情愿地按领袖的政治理想——“世界革命”来分配社会资源，也就不可能把提升大部分人民的福利、给人民以具体的实惠，当做其主要的施政目标，这个社会漠视了对个人的生存、温暖和发展，国家对人民施政时，人，就不再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了。当一个国家缺失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也就不可能和谐。在前苏联，升到社会上层的人年龄老化，领导干部大多在六七十岁以后才有机会升至高位，知识分子在年过半百后才可得到博士学位，占社会多数的精力充沛的中青年工人、知识分子、干部，享受的却是一般的工资和生活待遇。因而时有工人罢工发生，使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认同。总之，前苏联在行政一元化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下，老百姓难以迅速升迁，影响了生活待遇及时改善。尽管苏联70年间生产力不断提高，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何况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在国家财力分配上虽然满足了富国强兵的要求，但其对人民利益的忽视是明显的：超常增加军费开支，使老百姓承受的军费越来越沉重。其后果是使苏共执政七十多年间，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改善，苏共逐渐失去人心。
　　 可见，对个人致富、职业升迁可能，以及对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评价，本质上是对社会资源分配体制和个人在分配中所得份额的评价。
　　 此外，从人民对普京时期个人发展空间的认可，爱屋及乌，从而认可了国家发展存在严重问题的普京时代这一实况，还可以看出，人民是用个人福祉作砝码来衡量、评价国家，决定对国家的态度的。换言之，人民不仅要求“国强”，还要求“民主”、“民富”。在和平与政权巩固时期，人们尤认为这三者同等重要。苏联的问题正在于，国家巩固强大后漠视了人民自主发展的愿望，致使人民与它产生了隔膜、疏离甚至对立。
　　 普京在讲了痛惜苏联解体的那一番肺腑之言后，还精辟地指出了苏联剧变的原因：“苏联经济领域的行政计划体制和政治领域的一统天下导致国家陷入了如此境地：大多数人已经不珍惜国家，这样的国家已不为人民所需要。” 这种制度是“俄罗斯人民所不能承受的制度”。此言得之，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苏联的剧变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如果不是使个人活得有尊严、人的生活和自由得以改善、个人的价值得以提升，那社会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因此，人本思想应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苏联的剧变，也警醒我们重新认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倒是确实的。只是那一声炮响并不是炮轰冬宫，送来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同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直接指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也帮助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但一些组织原则却同出一辙，如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成功的，但我们取得胜利后又“走俄国人的路”，要立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照搬斯大林模式，进行三大改造，要实现全盘苏化，对内以搞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一大二公”，对外实行闭关自守（叫做“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让新产生的官僚阶层关起门来瞎折腾。结果是中国白白断送了三十年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到“文革”末期沦为一个专制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这不是说十月革命对中国没起过积极作用。中国革命的胜利和胜利后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当时苏联的帮助也是密不可分。但总的说来，所起的消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胡乔木还公开批判列宁，“按《‘左派’幼稚病》的说法，领袖专政是完全合理的。”他又说：“列宁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世界的统治者。”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经济上摆脱苏联模式的约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按照列宁学说建党等一些问题上，我以为我们尚未完全摆脱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那一套框架。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人权和人道主义传统、而封建主义流毒特深的民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我们改革政治体制的最好的指南。
　　 在2010——2011年期间，为纪念苏联改革开启25周年、苏联改体25周年，俄罗斯史学家梅杜舍夫斯基，曾撰文写道：
　　 “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但与俄帝国不同，它是自然而平静地灭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倒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它竟然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其长命的基本原因在于核武器的遏制作用），因为它既违背经济规律，又与人类理智的本性背道而驰。苏联不是被居心叵测的人搞垮的，而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官方也承认）它的结构模式的反常规性和无效能性而瓦解的；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就像一栋房屋，是匆忙草率搭建起来的，它的整体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任何支撑能力。可以说明这个论断的基本证据就是，在它垮塌之时，没有任何人起来对它进行维护。与此同时，也丧失了用全新性质形式构建政治体制的机遇，因为，精英们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恰恰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不懂得掌握制度性参数，不懂得如何稳步而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这样一来，由于离心倾向超过向心倾向，在20世纪末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体制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避免。”这段话言简而意赅，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重要论断尽含其中。
　　 普京的“黍离之悲”也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敲起警钟：执政党没有一劳永逸的执政地位。“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并最大限度地释放公民的创新能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到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我认为新中国不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因为从中国社会主义走过的路径来看，经历了实现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体制、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转向改革开放五个里程碑。当前中国已经走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藩篱。面对社会转型尚未完结的一些问题，如腐败、权贵资本主义，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积极应对。面对世界和时代潮流，像走经济市场化道路那样，稳妥地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政党现代化，并逐步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如此，中国就一定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共与中国肯定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