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批判和汉字之劫

《庄子》书中，借盗跖、满苟得等人之口，曾经把儒家学说批得体无完肤。实际上，自儒学产生后，批驳之声不绝，比如明代的阳明“心学”、“五四”时期的“砸烂孔家店”、文革后期的批孔运动等等。也难怪，任何道德说教都有自己的弱点。作家王蒙说：“儒家讲的东西，合情合理，天人共悦，但为什么发展到清末民初，社会风气会堕落到那般田地呢？不用抬杠，你看看《红楼梦》就都明白了。”
　　 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的学说都曾经为后世统治者御用。法家讲求运用权势压人、权术驭人和赏罚行止，秦代将其用到极致，终因“仁义不施”，二世而亡。到了汉武时期，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加以修正，成为中央集权之意识形态。然而在当权者心中，仁义道德都是用来要求别人的，而自己暗中行的都是王道、霸道两手，即儒术和法术并用。表儒里法，是后世治国的秘诀。
　　 汉武之后，儒学对巩固统治地位，维护社会稳定等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对于思想文化的桎梏也是无可辩驳的。于是就有了明代中期的阳明心学和异端思想。阳明先生王守仁针对当时思想界的沉闷无新义、无超越，缺乏自觉、自由思想的状况，主张人们拒绝拜倒在圣人脚下，而要把自己的“心”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追求思想自由和博爱主义。然而，任何一种主张都不应趋向极端。王阳明在论证“天下无心外之物”时，甚至说深山的野花树木在你见到之前，是不存在的；见到之后才知它们不在你的心外。在他之后的诸人如李贽等则走得更远，认为各人心中自有是非，不必以孔子、朱熹的是非作为自己的是非，难道孔子之前的人就不能做人了吗？他们把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致。
　　 依照王阳明的深山野花论证思路，我们每个人都未曾见证过父母的婚姻和生育，是否就可以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父母，我们每个人都未曾见证过历史，是否就可以否定历史存在呢？孔孟朱子之学虽然也是由他们的“心”之所得，但也是对众人共同的是非观念的总结。他们千百年来受到推崇，不是“专制、盲从、迷信”所能够简单解释的。后人只有弄懂他们的理论才有资格褒贬。阳明心学是为了对抗僵化的思想，打破万马齐喑的文化气氛令人感叹；敢于质疑和求证古人、名教的不足令人钦佩。但凡事不可偏激、极端，不可随“心”所欲，刻意一反古人的是非。否则，一人一种是非标准，大家都各行其是，必然造成混乱。或者顺我者是，逆我者非，岂非又是另一种思想禁锢。
　　 二十世纪初，出于对儒学推崇的“封建礼教”桎梏人们思想的痛恨，险些导致汉字的陨殁。那时不少文人认为孔教是国运衰微的祸根，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提出：“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被称为民族脊梁的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去死。文人政治家瞿秋白甚至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呵呵呵呵，他们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依然用的是汉字。
　　 胡适对废除汉字的态度比较温和，他认为要慢慢来，先把汉字变为白话文，再消灭汉字。原来首倡白话文的初衷却是要废除汉字！我们要感谢胡适这个权宜之计，他的白话文运动不仅使文化走近平民，也无意中使汉字爬出了“中世纪茅坑”。
　　 钱玄同、鲁迅、陈独秀、瞿秋白、胡适，这些民族觉醒者把对封建专制文化的憎恶迁怒于汉字，从而致力于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实现汉字字母化（如越南文那样四不像）。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用洋文写文章，来教化和唤醒民众反对中国的封建专制。正是民众的“保守”和“不合作”拯救了汉字。那些顶级的汉文化精英们都未能废除汉字，可见汉字根植于民众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