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老师

摘要：描述了50年前我的初中老师。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南昌铁路局鹰潭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度过的。
　　 我们学校就是一个“条条”和“块块”交叉管理的典型——学校的行政是归“条条”管理，由铁路局领导。教育大纲、教学业务归“块块”管理，由地方教育局掌控。我们的老师既是人民教师，也是铁路职工。
　　 1963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江西师院毕业的南昌人。他比我大十来岁，有一双明亮而又狡黠的大眼睛、高耸的鼻梁和一个充满睿智的鹰勾鼻子。他姓朱，或许他就是明末“八大山人”的后裔——他教我们语文、音乐、美术。
　　 他能写一手漂亮的美术字，擅长画山水画；他精通音乐，能为其他老师赋写的诗词——谱曲——编歌发表在《歌曲》杂志上。一般音乐老师教课，总要叫一些个子大的学生，去抬脚踏风琴来教室，才能上课。而他，却很随意。有时，免得学生劳动——他肩背一架手风琴。或者，拎一把小提琴就来上课。有时他连小提琴的弓子也不拿，在上课的时候，用手拨弄小提琴的琴弦，就像弹拨琵琶一样，来教同学们唱歌。
　　 他教语文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喜欢用略带南昌口音的普通话，朗诵诗文，抑扬顿挫……受他风流倜傥的耳染目睹，我对语文也有浓厚的兴趣。
　　 我们每周六上午有两节作文课。一次，朱老师让我们自由命题——写作文。上课的时候，我在构思我的“杰作”，如何合仄押韵，如何引经据典，拼命翻字典查字。回到家，我卯足了劲，写了六首“七言绝句”。是赞美故乡杭州西湖的“诗句”——今天，回想起来，自觉非常的幼稚——星期一，我忐忑不安地把作文本交了上去。
　　 谁曾想，朱老师在批改我的作文——《西湖赞》时，却大加赞赏！拿着我的“诗句”，在办公室，当着其他老师的面，大声地朗诵起来……让我得知后，受宠若惊！
　　 于是，我上语文课，兴趣更浓了……
　　 64年秋季，我进入了初三。学校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经验丰富，而且对学生要求严厉的老教师，来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开学第一天，他一踏进教室，就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他四十多岁，他与朱老师不同的是，他长着一双锐利的炯炯有神的小眼睛，和一个略显酒糟红的鼻子。他等同学们“起立”、“坐下”后，就自我介绍：“我姓韩，韓信的韩……”韩老师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姓名——“韩剑英”——三个潇洒、流畅的大字……我与他同姓。我的长辈在作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是这么说：“我姓韓，韓信的韓”。姓韩的人总觉得：有这么一个姓韓的先人，而自豪！
　　 韓信，是秦末汉初的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
　　 倘若，没有——多事的萧何——“萧何月下追韓信”——也不至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或者，“韓信拜将”时发表的军事韬略，用于“争霸天下”的实践。
　　 要么，韓信听从项羽之言：联楚反汉，“三分天下”……
　　 总而言之，韓信不去辅佐刘邦——那么，刘邦就不能称帝！大汉朝的历史就要改写。也许，天下归韓！韓信也不会被汉王、吕后诱杀……
　　 那么——“狡兔死，良狗亨”（兔死狗烹）；“多多益善”，“楚河汉界”——这类词语也就没有了出处。
　　 而“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这些被中国的军事家，运用了两千多年的兵法、计谋也换了内容......韩老师已经开始点名，他要熟悉每一个学生。当点到我的时候，我才从遐想中，回过神来。我一声“到！”起立。
　　 老师盯着我看了一阵“……”老师不喜欢夸夸其谈，狂妄自大的人。
　　 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某个时代，某人，喜好自吹自擂。他沾沾自喜，常常炫耀：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天下文章多出自我们江、浙一带；江浙的才子多聚于我们老家——绍兴；绍兴最有名望的书香门第是我们的家族；我们家族最有才气——堪称文豪的是我的叔叔；不过，我叔叔在写文章的时候还常常要向我请教……
　　 他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
　　 有一次，老师布置每周一篇的周记。这个周末，我没有用心去写周记。直到星期天的晚上，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我急于求成写了一首长短句的诗歌—待星期一，交了上去。
　　 老师看了我的周记，很不满意。但，为了鼓励我，还是在我的诗作后面，加了红笔的批语：“要想成为一个诗人的话，他就必须拥有一个词汇的海洋！”我看到老师的批语十分的感激。同时，也觉得十分的内疚。
　　 我不是骆宾王，七岁就能写诗——一首“鹅、鹅、鹅”流传1400年，成了今天幼儿园的必读童谣。我更没有曹植的机敏，在生死之际，沉着应对，以一则“煮豆燃萁”的说辞，救了自己。并留下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千古绝句。我也缺少苏洵那样的刻苦——“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我的智力，本来就天性愚钝，又没有悬梁刺股的精神。少小不努力——咳，如今老了，着实有些伤悲！
　　 初三的下学期，韩老师被撤换了！
　　 新来的班主任是一个“思想红，根子正”的工人出生的老师——一个五十年代的“工、农干部速成班”培养出来的政治老师，他说：韩剑英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在教学中，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被调离了学校，去了建筑段做工人……
　　 我十分敬重的老师——我的同姓，也是我（外婆家）的萧山同乡——被调离了教育战线，我很难过……
　　 65年中考，我受到老师们多年来的，熏陶和影响，一心想当一个人民教师。我填志愿是报考“上饶师范学校”。临到考试的那一天，我们学校——一个身高一米八几，气宇轩昂，浓眉大眼的教导主任——来找我。要我改志愿：报考鹰潭中学。说是要我读高中，以后可以上大学，“深造”！——我不加思索，服从了教导主任的安排。
　　 我向来就十分敬重我们的徐主任：他有一副军人的气质，他有很好的发型。但他还是喜欢，戴一顶藏青色呢子解放帽。他每次进教室，给我们讲历史课，学生们一声：“起立”。他就把帽子摘下，放在讲台的右角上，给我们回礼。他讲课时，身板挺直，声音洪亮。下课铃响，他与同学们告别以后，他才把帽子规规矩矩的戴在头上——哪怕是天寒地冻的冬季（在他讲课时）也是脱帽，以示对学生们的尊重……
　　 1965年我告别了铁路中学，三年的学习生活。
　　 1966年，触及每一个人政治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听说，朱老师被挂上了宣传“封、资、修”的黑先锋的木牌子，他那漂亮的黑发被剪成了“阴阳头”，据说他还被吊起来“坐飞机”……那叫个惨啊！
　　 教导主任徐谈荣老师，也受到了冲击。值得庆幸的是，韩老师早已调离了学校，去当了建筑工人，也就躲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否则——真不堪设想。
　　 几年后，文革的高潮过去了。朱茂林老师被调到了南昌铁路局黄土岗技工学校去了。
　　 我家住的是铁路家属宿舍，这批宿舍算是比较高档的。按规定：我们的宿舍是“三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1977年，正值我们宿舍二十年大修。宿舍大修，除了不动墙和梁以外，其他都要修：门窗要换新玻璃、油漆，楼上的木地板要打磨、油漆，墙面要粉刷，屋顶要换瓦……
　　 我在施工人员中，突然看见了韩老师！他现在俨然是一个泥水工的模样！我很激动，喊他：“韩老师！”
　　 他停了手中的活计。我上前去，握他的手。他甩了甩手，说，手脏。只肯与我面对面站着，寒喧……
　　 五十多岁的他，脸庞红通通的，看上去比以前更健康，更结实了。
　　 他一切都好，他告诉我：他买了一套《二十四史》正在认真地潜心研读，学习呢！我，十分内疚！
　　 想起了老师的教导：“要想成为一个诗人的话，他就必须拥有一个词汇的海洋！”我引用他的话：要想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他就必须投身于一个知识的海洋！
　　 韩老师：您，现在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