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儒释之间

一
　　 吉安市河东，距城20余里，有一古刹净居寺，端居在青原山。吉水人杨万里，曾自豪地夸耀该山，为“山川第一江西景”。我在日本电影《感官新世界》中，看到男女主人公在平原上分手，背景是隐隐的富士山，周围田野平旷，寺院耸立，河川静流，主人公在雨中握着油纸伞，穿着木屐——黑白画面，给人怦然心跳的的忧伤和感动。我想，过去的吉安，也是这样的宁静和文气，有着电影里相似的画面：楼阁素朴静雅，寺庙林立，平原种着稻黍，赣江蜿蜒沉静，充满宗教感和别离感的情绪时时涌上酒肆茶楼饮者和歌者的心头。在禅宗兴盛的唐宋，这里的人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一种生老病死、苦集灭道的谛悟，一种虚幻的无常的美的悲伤。
　　 从市中心的河岸往东南眺望，青原山历历在目。唐代“一江两湖”（江西、湖南、湖北）丛林寺发达。行脚僧中有句俗语叫“走江湖”。作为一个禅宗弟子，如果没在赣湘鄂丛林中的禅宗祖庭拜谒过，那叫没见过世面。净居寺起初叫安隐寺，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年）。后来被宋徽宗赐名为净居寺，便沿用至今。净居寺是七祖行思的道场，开青原一系，为曹洞、法眼、云门三宗祖庭。青原山遂成为南方禅宗中心。晚明学者施愚山在《青原毗卢阁记》中说：“浮屠之言禅者，本曹溪；言曹溪之宗旨者，首青原。盖七祖实绍曹溪，而青原其首辟地也……”
　　 曾几何时，这座盛兴一时的古刹，随着中国佛教的衰落，也一度墙倾阁废。至明代，阳明心学兴起，儒生讲学，多占僧寺，佛家道场成为儒家讲学之地，鸠占鹊巢，变得习以为常。吉安是阳明心学传播的重镇，江右王门的重要旗手，大多出自吉安。为此，施愚山描述道：“时姚江之门人岁聚讲学，辐辏僧寺。”是谓不虚。可以想见，这座盛于唐宋的名刹，在明代破落如此，毫无风姿和气派可言，残灯孤影，荒草萋萋，断碑朽柱，香火凋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吉安师范学校念书，曾结伴游玩青原山。因不知其底蕴，所见的净居寺，只是一座普通的寺院，红色院墙，金色的琉璃瓦顶，高大的松柏，庄严的殿宇，素朴的禅堂，与别处的寺庙没有不同。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得其门而入（其实那时也无这方面兴趣）的少年来说，对净居寺，没有特别的印象。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对佛家性命之学的关注，这座少年时代游历过的古刹又浮现出记忆的深海。后又读到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考证晚明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晚岁披缁净居寺，并最终自沉于惶恐滩，留下一段大节凛然的遗民志节，让我心中为之一震。竟也生出余生也晚的感慨。
　　 对于晚明这段历史，遂循着方以智的背影，挑灯寻索。
　　 方以智来到吉安时，已是一个年过五旬的老者。庐陵县令于藻，请他来主持这座清冷的禅寺。我曾经见过一张他的画像：衣袂飘飘，手持拄杖，削发蓄须，一种晦暗而清冷的风度。我熟读过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对于文士风流，有着那不可企及的浪漫想象。而对同为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显然不是那么的熟知。作为一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在明末众多的知识分子当中，他被推崇的程度，与今日的知名度不成正比。冥冥中他来到吉安，与这座文章节义之邦融为一体，仿佛与生俱来地是吉安气节的一部分，并且经由他发出最后一道闪亮的光彩。
　　 方以智处在明清交替之际，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悲剧时代。这样一个变局的乱世，也必然会淬炼出非凡的人格来。如今，在这座城市，关于方以智的蛛丝马迹已难寻觅，不免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生活的激流日日向前，每一日都转瞬成为历史。当下也变成了一个无法停靠、瞬息万变的旋流。未来不可待，昨日不可追，一些固化的价值和精神，在惯常的质疑中早已打破，并且归位于陈腐和专制的阁楼上。对于今日的时代是什么，真的是无从判断。简单的拿来和模仿，已让削足适履的身体产生疼痛；对传统的嘲弄和摆脱又成为百年来群体荒谬的病魔。
　　 在急于现代化的语境中，传统这个词多么晦暗，充满贬义。
　　 英国诗人艾略特说：“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首先，它包括历史意识……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传统与个人才能》）
　　 这是我见到的对传统最好的解释。
　　 当我将目光投向晚明，投向方以智，在刀光和杀戮中，在征服和屈辱中，历史留给我们是怎样一副表情？我们又能在方以智身上发现一些什么？我想对于今日之我，并非是无用的。
　　 我想起，多少年前，一个少年从青原山净居寺回到城中，甘雨亭公园，鼓楼的钟声激荡内心，蓊郁的街道树下，人影在地，灰蓝的建筑的窗口，黄色的灯火扑入眼中，青山退到时间之外……恍惚之间，一种莫名的悲怆涌上心头。突然想起金代诗人元好问“抱向空山掩泪看”的句子来。暮色的小城，给人不知今夕何夕之感。我那时，大约喜欢摇滚和现代派，却不知自己最终会对传统行注目礼。
　　 余英时在《晚节考》中用短短50个字，便概括了方以智的生命轨迹：“密之一生，大节凛然。早年怀血疏为父鸣冤，孝名满布中朝；中岁避党祸流窜南荒，姓字见重于乡曲。及乎国亡不复，则去逃禅……”
　　 中国汉字总是那么简省，字字密实。当人的一生，抽象为几十个汉字，可供我们想象的也并非巨大的空白。
　　
　　 二
　　 安徽桐城，自古文风鼎盛。桐城诗派名动一时。方家是桐城大族。曾祖方学渐、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方以智以及三个儿子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都是著名学者。方以智早年就读桐城县学——对于一个文风极盛的郡县来说，没有理由不修建得堂皇和考究：戟门、泮池、櫺星门、文庙、文昌阁、土地祠、明伦堂、乡贤祠、书舍、库房、省牲堂、教谕训导宅等、洗砚池，历历可数，整齐而不呆板地布置在城内中心，让踏门而入的学子，以及路过的百姓，无不产生一种庄重而肃然的感受。
　　 方以智从小志大，敏感睿智。青年时在父亲的泽园，成立“泽社”。与之来往的，多为风流倜傥之士，往往诗酒唱酬，慷慨酣歌，泛足山水，纵论时事。他自述“处泽园，好悲歌……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浮山文集·孙武公集序》）
　　 青年时代，方以智主要活动在老家桐城和南京，期间，也穿行于江浙各地。作为一个世家巨族子弟，他的生活不乏奢华风流，对此，陈贞慧之子陈其年在给方中德（方以智长子）诗序中，如此描述：
　　 “当时秣陵全盛时……密之先生衣纨縠，饰驺骑，鸣笳叠吹，闲雅甚都，蓄怒马桀黠之奴带刀剑自卫者，出入常数十百人，俯仰顾盼甚豪也。……”
　　 方以智，字密之。作为一个大族仕宦子弟，他的青春，不缺乏纵酒欢歌、前呼后应的场面。这是他品尝到人生的第一味：甜美多汁、繁华绮丽。然而，当这些建立在一个朝代将要崩溃之时，其意味则稍显苦涩。
　　 崇祯十一年七月，方以智父亲方孔炤被任命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自李自成爆发农民起义已近十年。其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攻入湖广，在官军镇剿加剧后，锐气受挫。新任总理河南、山西、湖广等地的军务大臣熊文灿，与方孔炤意见产生分歧，改战为抚。农民起义军趁机诈降。方孔炤不相信张献忠等是真心归降，连续上书兵部尚书杨嗣昌，指出不对张献忠等部作任何处置，任其养精蓄锐是极大的危险，杨嗣昌非但不听，反而因方孔炤的不同意见而心生恨意。后来张献忠果然反叛，将官军大败于香油坪。杨嗣昌为推卸责任，借机弹劾方孔炤，致使方孔炤下狱。
　　 此时，方以智正以举人身份进京会试。他向朝廷上了《请代父罪疏》，表示愿替父来受罪。可以想见这份奏疏，在大臣眼中并不具有分量。方以智心忧如焚，整日茶饭不香。这时，传来他中第的消息。殿试揭晓，方以智中二甲五十四名进士，授翰林院检讨。
　　 北京的三月，尚有春寒。每日清晨，金色琉璃殿瓦的朝门外，一个身材瘦削、因痛苦折磨显得神情悲恸的身影，匍匐在晨曦中。这个年轻人怀揣血疏，双手蒙额伏地，在早朝百官杂沓的步伐声中，无助地叩头呼号，涕泗滂沱——他乞求，这杂沓的脚步中，有一双停下来，倾听他的诉求。然而，这些冷漠和老于世故的脸，没有一张显示出内心的感动，最多只是几道目光轻飘飘地往这个匍匐的年轻人身上一扫，又像迅速抽回的鞭子一般。对于这样的场景，这些人并不稀罕。午夜，他则露天焚香，虔心祈祷，希望能感动上苍，为父伸冤。人心终不是僵冷的岩石。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方以智的孝名还是传遍了整个京城。甚至有人在传颂这个新晋进士的孝名时，还不禁唏嘘落泪。以至于传到了崇祯皇帝耳中。
　　 有一日崇祯早朝后，回到上书房，闷坐半响，不发一言。忽然长叹一声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反复念叨了几遍。近伺太监大胆跪请圣教。崇祯说：早上经筵，讲书官陈某，其父巡抚河南受挫获罪，而陈某依然能锦衣熏香，展书朕前，没有一丝悲痛的样子。如此不孝者，岂能忠于朝廷！朕听说新晋进士方以智因父与陈某同罪下狱，日持血疏，膝行宫门外，哀声遍求朝中达官申救，其孝如此！真孝的人，必能忠于朝廷。儿子这样，父亲当可想象。这样忠孝的朝臣，虽有过失，朕应该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为国家戴罪立功。于是下诏，让方孔炤遂出狱。
　　 方以智怀血疏为父申冤，孝名满布中朝。其后在京任工部观政、翰林院检讨、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讲官。然而，他的仕途生涯并没有持续多久。时局已然变坏，一系列的征兆，显示出大厦将倾的危机。
　　 先是连逢凶年，灾害不断。万历年间，秦晋、河洛、齐鲁、吴越等地就遭遇全国性大旱。至崇祯时，旱灾变得愈益频繁。崇祯六年，华北流行鼠疫，连年不止。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说，崇祯十六年，北京“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遂有影。”恐怖的灾害让人神智错乱，疑神疑鬼。关外，大清国连续攻陷城池、挫败明军，取得辽东军事控制权，并分道入塞，烽烟直逼京畿。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在万岁山一株树下自缢。
　　 崇祯帝死后，被抬到东华门。方以智获知后赶到崇祯灵柩前，痛哭不已，哀声如嚎。呼天抢地的痛哭，引来了巡逻的农民军。《清史稿》本传载：“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足骨见不屈。”方以智被俘，农民军对他严刑拷打，始终不肯投降。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方以智侥幸乘机难逃，保得性命。
　　
　　 三
　　 方以智出逃南下后，先是回到南京，直奔孝陵，在高皇帝陵庙前痛哭不已。此后在南京高座寺出家。陈其年给方中德诗序写到：
　　 “曾几何时，而先生已僧服矣。崧再过竹关（金陵高座寺）而先生念故人子，必强饭之。饭皆粗粝，半杂以糠秕，蔬菜尤俭恶，为贫沙门所不堪者，而先生坐啖自若，饭辄尽七、八器。回思金陵时，时移物换，忽忽如隔世。”
　　 从家门鼎盛、仆从喧阗的乌衣子弟，到自甘淡泊、特立独行的面壁头陀，时代的激变、家国的劫难，让方以智从繁华跌落到荒凉。而侄辈的陈其年，虽然状写的只是密之个人的命运，却无不透露出惨痛的帝国崩塌的阵阵余音。方以智强隐忍住内心的沉痛，能对粗粝之食，“辄尽七、八器”，那种身世两隔、一心向佛的哀伤和无告，显露无疑。
　　 方以智在《象环寤记》中说：“以祗支（袈裟）为退路，即为归路。”这句话很有意思，表明他是以退为进，并非真的遁入空门。那么他归路何在，图谋什么呢？
　　 作为桐城大族，方家家学，对易学、物理是很有心得的。方以智自幼得到家传，不同于王学末流的空疏武断和反智倾向——他们好谈心性和道德问题，不读原典，而方以智注重实证和科学。这在宋明以来重道轻艺的风气里面，显得很独异。可以说，对于清代的学术思想也影响甚大。这样一位巨才，在一个悲剧时代，却无法施展才华，只能在空门埋没，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方以智受邀到青原山主持净居寺，其实有着宗教上的根源。他闭关高坐寺，皈依的是天界寺的觉浪道盛法师。觉浪是曹洞宗高僧，其门下笑公曾奉师命主持并圆寂于青原山净居寺。方以智继笑公衣钵主持青原正是出自同一宗派背景。但我们不能排除作为一个士大夫，在有着强烈的“明道救世”理想的人格里，始终安放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和道义。青原山在庐陵，是文天祥的故地。作为一个末世文人和仕宦，方以智和文天祥的悲剧命运，难道不相似吗？因而不能排除他在精神上追随文天祥的动机。
　　 安徽桐城，有座浮山，方以智在青原山，留下的诗文集叫《浮山集》。在吉安，方以智与一个叫萧孟昉的人过从甚密。正如方家是桐城大族一样，萧家在吉安泰和，也是望族。先祖萧士玮是万历进士，与方以智父亲方孔炤曾是同僚并交好。萧士玮在泰和老家建了一座花园，曰“春浮园”。因是世交，方以智常出入春浮园，自不在话下。浮山和浮园，在离乱之际，寄托着方以智的梦境与现实。萧家是大族，家产颇丰，但富而不吝。萧士玮曾出资重修净居寺；施愚山在白鹭洲聚众讲学时，萧孟昉也曾出资百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