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杭州话

摘要：谈谈我对故乡的杭州话的理解 我是杭州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虽然，离开杭州都几十年了，但只要我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就能和杭州人流畅地用杭州话交流。丝毫不会被别人怀疑我来自外乡。
　　 我喜欢说杭州话，喜欢听杭州话。
　　
　　 杭州地处江南水乡，这里数千年的历史，孕育了绚丽多彩的吴越软语，也培养造就了文人辈出的灿烂文化。
　　 南方的语言，受山水河网等地理环境的阻隔，形成了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因一山一水之隔，可能就有大相径庭的方言口音。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我踏遍了杭州周边的县城。杭州：向东北是余杭、海宁，西北是德清，西面是临安，西南是富阳、桐庐，东南有萧山、绍兴。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各地说的都是吴越软语，只不过口音不同罢了。而杭州话却显得格外的突兀——那么生硬！那是为什么呢？
　　
　　 探寻杭州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知道，1000年前的北宋在汴京建都，北宋王朝最强盛的时期，汴梁（开封）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北宋末期，皇帝软弱无能，致使公元1127年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兵北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令人伤痛的“靖康之耻”。赵桓之子赵构即位，举汴京（今开封）皇室南逃临安（今杭州）。
　　 宋室南迁后，由于汴人大量移居临安，因此杭州普遍流行着北方语言。南宋初年，临安居民的语言，可以明白无误地分辨出“杭音”和“北音”两种语音，但经过一段时期的磨合后，北方的语音成分和所用的词汇，逐渐融合于“杭音”及语言之中。而当地的土著居民，则以模仿北方达官贵人的腔调为荣。
　　 ——于是，杭州话既失去了吴越语系的细腻，也体现不了中原侉子的豪爽。
　　 吴越软语典型的方言有：古吴地，苏州话——委婉甜美。古越国，绍兴话——朴实清醇。
　　 杭州是浙江省境内最大的城市，杭州话却是江浙地区，吴越语系中最小的方言之一。那是因为杭州话使用的范围很有限，使用的人口很少。
　　
　　 杭州话很特别，最明显的是杭州话里用了很多“儿”字。比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
　　 我（读e音）是老头儿，戴付眼镜儿，头顶帽儿，脚穿袜儿，踏双拖鞋绊儿……
　　 黄豆儿，磨浆儿，吃落一杯儿，左手调羹儿，右手捏筷儿……
　　 一个小伢儿，翘枝小辫儿，坐咯小櫈儿，吃嗦消闲果儿，驮根竹竿儿，拎咯面鬼儿，出去耍子儿……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小时候，我和姐姐，晚上躺在床上，数着杭州话中的“儿”。发现只要是带“子”的名词，都被杭州话说成“儿”。所以，杭州有多少“儿”——我们数也数不清楚。
　　 显然，杭州话的“儿”是从北方话引进来的。不过，北方话中的“儿”是语气中的韵尾，声调是“轻声”。而杭州话中的“儿”是词语中的韵母，声调是“阳平”。而且，杭州话中的“儿”还带拖腔。比如：说“老头儿小伢儿”六个字用四拍说完，其中两个“儿”字就各占了一拍。这是北方话和杭州话的很大的差别。
　　 杭州话还有一个特点，在人称代词中加“们”字。这个“们”字只有在北方话（白话）中使用，在江浙一带是没有人说的。小时候，听大人在说：我们杭州，除了有十头城门外，还有“我们”“你们”“他们”。
　　 杭州是省会城市，但杭州话仍不能代表浙江地方话。过去，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播音员开口就是：“阿（读e音）昵社员同志们……”，而不是说：“我们社员同志们”——可见杭州话运用地域是很有限的。
　　
　　 尽管我们说杭州话的人不多，但仍不失为杭州人推崇的“官话”。那是因为：北宋在杭州建都以后，外籍居民已超过土著。当时南渡的官宦、商贾、文人墨客带来以汴梁为主的北方“官话”，对南方本地话施加影响。终于使杭州话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起了不小的变化，染上了浓厚的北方话色彩。
　　 再后来，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被推翻后，旗下营被迫解散，数量众多的旗人子弟和随军家属便混入杭州的普通百姓之中，他们浓重的北京“官话”，进一步融入了已经流行了800多年杭州话之中。
　　
　　 于是，到现在就有了“南腔北调”的杭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