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 ——上河庄人物纪事

摘要：这年春节，我是穿着新军装度过的，家里人愉快、欢欣，把我看成他们今后过好日子的救星。嘱咐、鼓励、希望，一遍又一遍，我诺诺应答，记在心里。可惜，沈强不在，我怅然若失，心里难过得要命...... 沈强应该算是名人中的一个。
　　 大凡名人，都有出名的缘由：如豪富、地位、学识、仗义疏财……或作恶多端——像古时“周处年少时”那样，“凶彊侠气，为乡里所患”，被人称为“三横”中首横。但沈强的名气，却是出自于超乎寻常的贫困！然而，又不仅仅都是因为贫困……
　　
　　 ■ 鞋
　　
　　 上小学五年级时，从城里来了一位姓张的女教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说是要培养学生文明礼貌的好习惯：衣冠整齐，见老师敬礼问好。
　　 学校在我家南面，沈强家在我家北面，所以沈强每天上学都顺路来叫我，我就提了鞋光着脚和他去学校。那天，我像往常那样，在校门口的渠里把脚涮干净，穿上鞋，放下裤腿，小跑着进了校门。沈强没穿鞋，在我后面直磨蹭，嘴里咕哝说：“咋嗑呢，老师见了，非训昂不可！”
　　 “不会，走吧。”
　　 我嘴里这样说，其实心里很为他担心。张老师说过几次了：“在学校一定要穿鞋，你们是学生，不是放驴娃子！”
　　 “沈强！”张老师站在教室门口，一脸怒气地喊了一声，“为什么不穿鞋？”
　　 沈强立定，勾头，两眼瞅着水漉漉的宽脚板，懦声回答说：“没布。”
　　 “没布？做一双鞋能要多少布?”张老师更生气了，“我是老师，我要对你负责，别的不说，秋凉了，不穿鞋闹病了怎么办？要影响学习的！”
　　 沈强一言不发，站着不动。
　　 “三天以后再不穿鞋，不准到校！”
　　 张老师走了。沈强慢慢地挪进教室，谁也不看，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皱着眉，打开课本……放学后，沈强独自走了。
　　 第二天上学，沈强没来叫我。我坐在教室里，一边听课，一边左三右四地想：沈强肯定还是没鞋，要不，就是不想念了……
　　 “报告！”
　　 沈强的声音，清亮中带着畏怯。
　　 张老师拉开门，沈强神情严肃地站在门口。张老师低头一看，“噗哧”笑出声来。
　　 同学们莫名所以，“哗”一下全站了起来，把目光一起投在沈强的脚上。原来，他穿了一双补了几块补丁的小脚女人鞋，脚背弓得老高，圆形鞋口深深地抠在肉里。毫无疑问，那鞋不是他奶奶的就是他母亲的。教室里笑声一片。
　　 张老师扫了大家一眼，然后默默地看着沈强，从头看到脚，像审视一个令人痛忆往事的物件。
　　 下午，张老师去沈强家家访，第二天，他送给沈强一双暂新的蓝胶鞋，同时对我们说：“我不可能给每人都送一双，我能力有限。但我有一个愿望，希望你们珍惜在校的时光，努力、刻苦地学习，将来建设家乡，建设祖国，把生活过得富富裕裕的……”
　　 说着，她把鞋亲自给沈强穿上。沈强笑了，又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张老师眼圈红了，泪光闪闪，教室里鸦雀无声。沈强也算是“因祸得福”，他长到十三岁，脚上从来没穿过一双新鞋，起码我没见过。我见过并且羡慕他的，是他那双光脚板子。
　　 夏天，收割过的麦茬地，被太阳烤得硬梆梆的，寸把高的麦茬锋利得就像锥子尖，刺芥、蒺藜到处都是，不穿鞋根本不敢下地。可唯有沈强不怕，而且，他的脚从来没被麦茬扎烂过，即使是豆茬地，他也能行走自如。我们佩服极了。
　　 “看昂咋走，罢怕，脚别抬得太高，从后往前斜着往下踏。”
　　 沈强常常给我们做示范，俨然是小老师的模样。可我们怎么模仿，全都被扎得呲牙咧嘴，以失败告终。看看沈强的脚，才知道他脚底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土灰色的老茧，皴糙粗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后悔小时候为啥要穿鞋，不然，有沈强那样一双脚，该省多少鞋呀。
　　 从这时起，沈强就小有名气了，加之老师给他送过一双新胶鞋，他的大名一时又响亮了许多！
　　
　　 ■ 裤子
　　
　　 我们常因生活所迫，上学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少鞋缺笔，但在学习上，可有一股子狠劲，全班三十个人，除了十个年龄大的男女生中途退学外，其余全都考上了中学。
　　 中学生活绚丽多彩。中学生活恩赐给了沈强两次出名的机会。
　　 体育课谁都爱上，摸、爬、滚、打，趣味极大。我们爱上，却又害怕上，尤其是沈强，简直怕得要命，一上课，他就忸怩得像个腼腆的姑娘，咋也做不好老师要求的规定动作。
　　 他只有一条裤子，填上棉花是棉裤，抽了棉花是夹裤，补丁摞补丁，四季不离身。每晚熄灯前，他都要手拿针线，仔仔细细检查一遍，这里缝缝，那里补补，雷打不动。
　　 有一天体育课，六十米短跑，沈强跑了一趟，说是肚子疼，慢慢地迈着碎步回宿舍去了。我向保健老师要了点药，给他送去，他却围着被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缝裤子。我一看，明白了，他的裤裆烂了。
　　 “哈，装得真像，肚子疼是假，怕露屁股是真，其实，光天化日，天又不冷，露露怕啥！”
　　 “有你露的日子，别幸灾乐祸！”
　　 那时，沈强除了那条经不起剧烈活动的裤子以外，里面连条小裤衩都没有（不止是他，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没有），而十四五岁年龄的半大小伙子，偏偏又是最费裤裆的时候。
　　 我们玩笑之后，沈强伤感地说：“这回，昂说啥不念了！”
　　 我享有乙等助学金，一个月能拿到五块钱，而沈强出身富农家庭，分文皆无。我都上不下去，更何况是他。
　　 果然，他不辞而别，回家去了。
　　 老师一连找了两次，他又来了。先前那条残破不堪的裤子已不复存在，腿上穿的是一条窄窄的很奇怪的黄裤子。
　　 星期六，轮我们班垫操场，沈强是劳动委员，干活自然一马当先。他手握铁锹，马步下蹲，使劲把铁锹往土里一铲，只听“嘣嘣”几声响，腿上的裤子全脱线了。裤子是用帆布裹腿拼成的，呈螺旋状从下一圈圈盘绕上去，脱线处，腿上的肉也露了出来。
　　 从此，沈强得了一个“螺旋腿”的美名，学校里人人皆知。
　　 两年后，“停课闹革命”，学校要选代表去见毛主席，沈强因其平时学习好，友爱待人，劳动吃苦，被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选当了代表。这荣誉非同一般，沈强兴奋、激动，然而，乐极生悲，晚上躺在炕上，却用被子蒙住头，痛哭不止。
　　 “咋啦沈强，是不是肚子疼？哈哈！”
　　 同学们问他，善意地取笑他。
　　 但沈强只是哭，哭够了，发出一声长长的、颤颤的叹息。他掀掉头上的被子，好像掀掉了精神上的重负，泪迹斑斑的脸上，绽出一个凄凉的微笑。
　　 大家看看他，看看他身旁那堆烂布头似的衣服，不问了，不笑了，陷入凝固般的沉静。
　　 过了两天，上北京的时间到了。
　　 列车在疾驶，我们的心在飞驰。车厢里，笑语阵阵，歌声起伏。沈强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外面，默默地思索着什么。——吃过早饭，他和我换位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致：“哎，来看，沈强这回可是阔了！”
　　 “确实阔了，阔匝了，让人看着不认识了！”
　　 “条绒裤子，条绒鞋……”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咱们沈强变大样了！”
　　 言来语去，说得沈强不好意思了。他红了脸，反驳说：“咋？见不得米汤起皮，昂就不能变？”
　　 其实，他哪里是“阔”，是出于不得已。
　　 昨天下午，他光着膀子，垂头耷耳地到我家来，好半天不说话，临走对我沮丧地说：
　　 “云安，咋走呢，你看……”他提提裤腿上那条面目全非的黄裹腿裤，“昂妈给昂借裤子嗑了，要是借不上，昂就不嗑了，你给学校说说。”
　　 我爱莫能助，想不出一点办法。
　　 下午返校时，沈强又来了，手舞足蹈，喜形于色，离老远就喊：“云安，看！”
　　 我一看，愣了，怪不得老人们说，“人靠衣裳，马靠鞍韂”，沈强一身齐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嘿，漂亮死了，弄停当啦?”
　　 “停当了！这褂子没烂，洗了洗，能凑合穿。裤子是借秀娥的，她即将订婚，男方家里拿来她还没咋穿呢。鞋也是秀娥的，你看，和裤子一样，都是青条绒的，就是太小了，足得脚疼。”
　　 （那时，男女都是大裆裤，穷人家缝一条裤子，往往都是谁出远门谁穿；鞋是方口鞋，男女一个样式。）
　　 沈强满足地把脚抬起来让我看，嘴里说，“管它呢，新的就好”。以前张老师送他的那双胶鞋，尽管他格外珍惜——寒暑假“束之高阁”；打球、劳动……不沾脚，但还是破得前天窗后窟窿的，穿不到人面上了。
　　 “钱呢？”我问。
　　 “借了五块。昂妈说，到北京了先买胶鞋。哎云安，你要保密，要不是嗑见毛主席，昂死也不穿丫头裤子丫头鞋。”
　　 他再三叮嘱，我再三答应。他放心了。
　　 到了学校，纷纷乱乱，忙忙碌碌，谁也没顾上注意沈强的变化。这阵子人心稳了，大家才有机会把眼睛专注在沈强身上，一下子，他窘迫、羞赧的简直无地自容了。
　　 从北京回来不久，沈强借穿丫头裤子的趣事，风传全校，成为美谈。沈强指责我言而无信，我发誓说，“谁说了谁就头朝下”！
　　 他相信了，并要我为他“辟谣”。作为朋友，我竭力按他的意思去做，哪知欲盖弥彰，适得其反，有人反而说他穿的那双方口条绒鞋是他对象的。
　　 又不久，武斗频繁起来，家里怕我们“闲着生事”、“打架伤着”，就强令我们卷了铺盖回家。
　　 “红色革命”的势头，越来越猛，致使沈强的家里发生了一桩骇人事件，他自己也走上了一条任谁都无法想象的道路。
　　
　　 ■ 流浪
　　
　　 那个“越穷越光荣”的年代，“革命”红火，生产低落，乡下百姓揭不开锅，穿不上衣，是很普遍的事。国家怜恤民情，过些日子，便发一次救济粮，或者救济款，以解决急难之最，宣传一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救济物资少，需求的人家多，为此，结怨、斗殴屡有发生。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牛鬼蛇神死一个少一个”，为了显示“革命”的彻底性、坚定性，“牛鬼蛇神”们生老病死，一概无人问津。所以，救济粮款，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他们也不敢奢望能得到什么，只要“革命者”不找茬整治他们，就足以使他们幸运万分了。
　　 高梁熟了，万千绿株托起一片片喷香的红云。沈强父亲割草时，削了几个高梁头，想拿回家煮了吃，不想被人发现，大队公社遂以“牛鬼蛇神破坏集体生产”为由，把他送进县立监狱。
　　 初冬的一天，沈强的父亲“自由”了。天下着雪，飘飘洒洒，遂下遂化，地上泥兮兮的。沈强拼力拉着架子车，脸上水流纵横，恣意泛滥，说不上是雪水、汗水、还是泪水。他父亲直挺挺地躺在架子车上，两截伤痕累累的小腿和一双乌黑的赤脚，从盖在身上的一块破被单里露出来，伸在车厢外头，雪落在上面，久久不化。雪花分明是想用自己的洁白遮住那双赤裸的腿脚。
　　 沈强眼呆神木，机械地迈着步子。——他父亲死了，“死有余辜”，有人这样说。
　　 咋办?兄妹寡母五个，由于父亲戴着“反革命”帽子进了坟墓，他家的生活过得更凄苦了。同在队上劳动，同做一样的活计，我一天挣四分工，沈强却只得三分，而且劳动中间不能歇缓，只能老老实实干活，夹着尾巴做人，捏着嗓子说话。逢年过节，专政对象统一到大队、公社集中义务劳动，沈强是其中一员。父死儿替，理所当然，十七八岁的年龄，挖大沟，背石头，无所不做。
　　 然而，沈强失踪了。兴许是受不了政治上的歧视，受不了低报酬不平等待遇的折磨。总之，他不见了。我暗自为他高兴，但也为他担忧：春寒天气，肚里无食，身上缺衣，哪里才是他的存身之地？
　　 沈强母亲对儿子失踪显得极其冷漠，她说：“少一个是一个，要是都死了就干净了！”
　　 沈强父亲的死，震动过人们的心灵。这回，沈强失踪，在人们郁闷的心湖里，犹如投了一颗炸弹，四村八寨，家喻户晓。
　　 这年春节，我是穿着新军装度过的，家里人愉快、欢欣，把我看成他们今后过好日子的救星。嘱咐、鼓励、希望，一遍又一遍，我诺诺应答，记在心里。可惜，沈强不在，我怅然若失，心里难过得要命。在服役、工作的十几个年头里，我回家探亲，一共碰到过沈强三次。
　　 第一次是七二年暮春。我在广播喇叭歇斯底里地呼喊声中下了火车，走出检票口。走了一段路，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猛地转过身，站在路侧，只见一个身高体壮，上身黄，下身蓝，脚穿白塑料底布鞋的年轻人向我走来，到了跟前，诡秘地冲我咧嘴一笑，掏出香烟，给我一支，“咔”打着打火机。他是沈强。
　　 “三年没见，昂都不认识了！”
　　 “昂也是，从昨天到今天，等了好几班车，昂想会不会错过了，刚才一见，把昂高兴坏了，但又不敢冒认，哈哈。”
　　 “你咋知道昂要回来？”
　　 “打听的。”
　　 “你还在外头？”
　　 “嗯。有时也回去，不在家里住。”
　　 沈强低下头，狠吸一口烟，鼔着腮，烟从口缝里缓缓挤了出来，消失在微风里。
　　 “在外头干啥呢？”
　　 “啥都干……当牛做马。”沈强的脸色变得黯淡了。
　　 不用问，流浪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我不想再问他什么，于是模棱两可地说：“回吧！”
　　 “回队上？回去受管制？”沈强敏感地说。
　　 “不会，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
　　 “你不知道，去年昂回去，公社把昂吊了半夜，腿都差点被打折了……”
　　 “真的？”
　　 “你回吧，昂见见你就行了。别说昂在车站，他们抓我……”
　　 沈强的话感动了我。他是把我作为一个真诚的朋友看待的。我握着他的手，感到有一种颤抖的力量摇撼着我。他咬着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抽开手，向车站走去。
　　 夕阳把路面染成血红色。他向西我向东，距离越拉越远。
　　 第二次，七四年秋末。黄昏，晚霞灿烂，夜色渐临，我一个人来到沈强家里。推开门，屋里黑糊糊的，柴烟呛得人只想咳嗽，墙角有一团黄茸茸的亮光，沈强母亲坐在灶前烧火，火光映着她枯蒿的脸和毛刺蓬散的头发。她不经意地斜我一眼，往灶里塞了一把柴，拉一下风箱，一股带火的浓烟涌了出来，没有一点招示我的意思。我走近一步，脱下帽子，弯下腰说：“大妈，我是云安，来看看你和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