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事之一

一九七三年，“十年动乱”的第七个年头，虽然“破旧立新”、“打砸抢烧”之类的偏激行为已消声匿迹，但，极左思想、极左思潮仍然根深蒂固地响着人们的生活。“动乱”带来的后果是物质极度的缺乏。吃皇粮的人每月粮食定量，所有副食品亦严格凭票供应，家里一旦有个特殊需要，便真的就没有了着落。
　　 就在那一年，我的儿子出生，而且不择时机的出生在三伏天！在众多“过来人”的恐吓下，我还是老老实实躺在床上憋了两天。第三天终于熬不住了，产后的虚弱和炎热让我一天几身大汗，央求侍奉在侧的先生网开一面，允许我痛快淋漓地洗个澡。初为人父的先生拿不定主意，求教左邻右舍的那些“过来人”，众皆哗然：“要不得，要不得！找死啊！”
　　 儿子三天的那天中午，趁先生出去买东西的功夫，自己偷偷擦洗了一个热水澡，没敢畅酣淋漓地洗淋浴。洗完后门窗洞开，美美的睡了一觉。不听别人忠告的苦果，最终还是由自己来尝。到了夜间便开始高烧不止，惶惶凄凄地住进了医院。难道真的这一洗会把命给洗去了？！手臂上输着点滴，心儿却记挂着孤零零躺在家中的宝贝儿子。四天后出院回到家中，只见交给邻家大娘照管的儿子被捂出一身的痱子，至此才深悔自己不谙世事，不听人家忠告，害得母子分离四天，儿子捂出一身痱子事小，几天的高烧断了儿子的口粮事就大了，原本质优充裕的奶水一下子被烧没了！
　　 儿子没有奶吃，那个愁人啊！在那个年代，奶粉是极其缺乏的物质，有钱也没处买。当时柜台上唯一的乳制品是一种叫“炼乳”的东西，也并非是手到擒来的事，因此，当时我的中心任务几乎是天天跑“炼乳”，给儿子储备下足够的口粮。
　　 终于盼到儿子可以添加副食品了，先是把小米碾成细分，给儿子搅成糊糊吃，再稍大，就给他添加鸡蛋羹。那个年代，孩子每天能吃上两个鸡蛋就已经是很不错的生活了。
　　 单说上市场买鸡蛋就是件很难为人的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中华文库里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一词，计划经济是国家“统购统销”，不允许私下交易。私下交易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一经发现必“割”无疑！可是凭票供应所得实在是不够用，不私下里去划拉一些，孩子的肠子岂不是空着半截？！
　　 先生回家来探亲，我忙着上班，嘱咐先生去集市上买些鸡蛋回来给儿子吃。那时我们夫妻还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他在数千里外的广东工作，平时照顾不上我们母子，每每探亲回来，总是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算是对家庭的一种补偿。听我吩咐便欣然应允而去。
　　 集市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执法人员在市场里摆着几张桌子，后边坐着“统购”工作人员，老实本分的乡民们把筐子里或多或少的鸡蛋情愿或不情愿地卖给公家，收购价格非常低廉。那年月，贫困的沂蒙老区经济非常落后，一个标准劳动力一天的工值不过八、九分钱。农民们靠卖几个鸡蛋吃盐，所以，也便有“想发小财”的人“顶风犯上”，鸡蛋不卖给公家，私下里找买主，一个鸡蛋可卖到五分钱，“统购”却只能买到三分多一点。
　　 这天先生来到集市上，先是东张西望，看看有没有卖主。恰在此时，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娘走过来扯了扯先生的衣角：“我有二十个鸡蛋，你买不买？五分钱一个。”先生喜出望外，连声说：“我买我买。”两人很快达成交易。不远处，虎视眈眈的执法人员看得明明白白，先生刚刚把一元钱递给大娘，凶神恶煞般的执法人员一手抓住大娘，一手抓住先生，众目睽睽之下被抓了个“现行”。两人被带到“统购”桌前，批评教育一番之后，罚先生将一元钱买来的鸡蛋以七角的价格给收购了去。
　　 我的先生是个面皮极薄、特要脸面的人，经历了这件事后，便拒绝再去市场买鸡蛋。愿为儿子“赴汤蹈火”的我，从此担当起干这些“违法事”的重任。在后来的多次实践活动中，我感觉得到，那些执法人员中大多数人还是比较体恤民情的，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得饶且饶，偶尔被抓了“现行”，多说几句好话求个情也就过去了。极少数死心塌地跟随极左路线走的人，毕竟是少数，遇到他们，罚就罚吧！反正也没多大损失。在那年月里，没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畏精神和一张厚脸皮，日子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