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容闳

摘要：在珠海，我无意中“遇到”了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于是写了这篇关于先贤容闳的故事。 初夏的珠海，即宁静、舒适、悠闲，又到处洋溢着南国特有的激情与活力。我一个人从遥远的北国来到这海滨城市。辗转到南坪村，时已过午。街边寻一快餐店，叫了一份简单的快餐，找了个二楼靠窗的位置，边歇一歇有些疲惫的身体边慢慢地吃着。
　　 瞥一眼窗下，是一个小广场，红男绿女们匆匆地穿梭而过，几个老人和孩子闲散地玩着，一个人的孤单和寂寞，使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就在我将要收目光于餐盘时，广场中间的一个人物雕塑闪进了我的眼里。
　　 这儿怎么有个人物雕塑？他是谁？和这个广场，和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职业的敏感一下子让我多了几分期待。
　　 三五下把那份快餐送进嘴里，出了快餐店，我直奔那雕像。“容闳先生”！待我转到这雕像的正面，看到基座上这名字的时候，惊讶不已。再往下看：“容闳（1828-1912），字达盟，号纯甫，珠海南坪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中国留学生之父’，甄贤学校倡办者。”果真是我熟知而又不熟知的容闳！原来，这里是容闳的故乡！我竟然在这里“偶遇”了容闳。我有些为自己的寡闻而羞愧，也为能在这里偶遇先贤而有些小激动。
　　 细看这座铜雕像，连基座约两米多高，容闳先生端坐在一把椅子上，上身笔直，两手微微攥拳，放在双腿上，两眼目视远方，似乎又在思索着什么，安静而祥和。环视广场，正对着雕像，右侧一栋楼上有“容闳广场”几个字，左侧是一面很大的“南坪记略”记事碑，于2015年1月1日南坪社区居民委会所立。雕像的正前方是一个很高大的牌坊，横梁上刻有“南坪”两个字。牌坊两侧的柱子上有两幅对联。其中一幅是：“容拿世冠国威震九宵健儿团结新猷创，闳献功彪民风扬四海后代和谐伟业成”。细揣摩，这左右联的首字融入了“容闳”的名字，创作者真是匠心独运了。
　　 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弃和百年前的伟人相遇的机会了？于是，我决定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期待更多地走近容闳先生。转过正街，是一个人来人往、车马喧嚣、商铺密布的胡同。找了一家“南坪宾馆”住下。放下行囊，马上打开电脑，先是百度，补一补关于容闳的知识。原来，容闳除了组织清国幼童到美国留学，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在美国完成学业的留学生，他还积极参加清末的“西学东渐”尝试，他还是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更是“戊戌变法”和孙中山推翻满清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据史料记载，这容闳的故乡南屏村，原名“沙尾”，始建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清嘉庆八年（1803）改名为南屏，以示南方屏障的意思。容闳在这里长到十几岁，留学回国后又回到家乡活动，这里定会有他行走过的足迹和值得阅读的故事。稍事休息，我迫不急待地出门找寻这些。先从寻找容闳故居开始，打听几位长者，他们或曰“不知”或说着我听不懂的粤语。百度上说，容闳故居位于“南屏村西大街三巷一号”，于是我改问西大街在哪里？终于有一长者告诉我，我站的宾馆门口就是东大街，再往前走就是西大街。”这条大街弯弯曲曲的，勉强能并行两辆小车，充其量也就算个胡同了！我虽心生惑，但未怀疑长者。顺着他指的方向，边走边看：胡同一点点向前延伸着，两侧的现代建筑和清代岭南的老建筑相互交杂着，间或是高高低低的各式商铺。一面面湿露露的老砖墙上，铺生着墨绿的苔鲜，高高低低的房顶黛瓦间隙中，稀稀落落地生长着橛类植物和矮小的灌木。这老墙老房子老街道，到处蕴涵着久远年代的气息。
　　 越往前走，胡同越窄，到西大街三巷，只能两人并行了。
　　 一个南北向的小胡同，一面渍迹斑驳的老墙，一块不大的标识牌，一扇紧锁着的小门，容闳故居到了。站在这窄窄的胡同里，我心有疑惑，难道容闳故居只剩下这些了吗？左右观察，老墙旁边有凹入处，似乎有人攀上的痕迹。于是，我也做了一次“墙上君子”，上得墙来，原来，故居隐藏这墙里。我也只能翻身而入了。据资料记载，容闳故居大门向东，泥地夯土墙，建于清代中期。据容闳的曾孙容梓灿回忆，故居原由两前廊、天井、大厅、东西边两长屋、后斗（厨房）七个部分组成，东西宽约10米，南北长约20米，面积约200平方米。这故居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虽有些破旧，但一眼水井、几棵老树、门框上半幅对联、一张老式木桌……大部分还原样保存着。大概是当地政府要对这故居进行修缮，在一间屋子的展板上有一张规划图。
　　 故居里静静的，能听到我一个人踩着落叶的声音，我小心地“参观”着，在心里默默地请求容闳原谅我的冒失和无礼，因为我实在不想错过和他“相遇”的机会。
　　 史料记载，容闳后来回到家乡，给老屋所在的巷子起名辅仁巷，意为这是“培养仁德”之地。后来，政府统一规划，把这个有点文化蕴涵的名字改为西大街三巷。本来，破损的老屋需要修葺，但容闳却把手里有限的一点钱拿出来，修建了留美预备学校——甄贤社学。1905年，容闳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离祖国。他走后，祖屋易手他人，渐渐凋蔽。
　　
　　 一、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业的海外留学生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当时属广东香山县的南屏村。父亲是个普通的渔民，因常去澳门打工，所以有些见识，懂得读书的重要。可家境贫穷，没钱把孩子都送进私塾。看到澳门的洋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他便把儿子容闳带到澳门，送到洋学堂读书，也希望儿子将来“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糊口。
　　 1839年，少年容闳离开那个小巷，走进了和故乡南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其时，澳门为葡萄牙所占已有数百年，与澳门邻近的香山县，也成为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百姓耳濡目染，对于西夷已见怪不怪，甚至对西夷和西方教育有了心理上的认同。容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进入洋学堂，开始了他非同寻常的求学之路。站在南坪村街口高大的牌坊下，对面就是有名的珠海大道，过大道不远就是一座不算太高的小山，翻过小山，再跨过一水，便是澳门。
　　 容闳入读的是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开办的教会小学。容闳后来回忆说，本来自己的兄长读的是私塾，唯独把他送到了西学，想必父母看到通商之后洋务慢慢变得重要了，父母希望他会一点英语，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
　　 1843年，容闳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香港，并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容闳也随学校到了香港。在这里，容闳学习国文、算术、地理和英文，接受了和他的同龄中国孩子不同的教育。1847年，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布朗牧师因病归国。回国时，善良的布朗将其最好的三名学生带回了美国，容闳便是其中之一。
　　 到美国后，容闳和另两位同学一起进入马萨诸塞州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1850年，容闳考上了耶鲁大学。此时的耶鲁大学，已经是世界著名私立大学，当时学校只有500名学生，他是唯一的一名华人。在耶鲁大学，学习生活很充实，但高昂的学费也让容闳一直都在与贫困斗争。对生活的艰苦并不惧怕，读书之余，容闳就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主动当服务员买菜做饭，洒扫拂拭、劈柴生火都“甚乐为之”。借助半工半读，他完成四年的学业。
　　 1854年夏，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的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业的海外留学生。在耶鲁大学的学习期间，容闳一直思索自己的人生志向和理想，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前途。他说：“整个大学阶段，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最后一年，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一个人的理想，是人生坚定的指示牌，尽管指向的地方遥远艰难、道路崎岖，但坚持下去，总会有所成。容闳从小受西式教育，在美国生活了七年，并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他的兴趣、情感和爱好，也都美国化，中国对他来说反倒像是“异乡”。但他的志向和目标是回国服务，纵使前路有千难万险，即使回国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他的报国之心告诉他，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毕业不久，他便踏上了回国的轮船，经过五个多月的航程，于1855年4月到达香港。在这漫长的旅程中，容闳对自己接下来了人生道路反复思考：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他想让国内的孩子们也能接受同他一样的教育，让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时已在心里扎了根。
　　
　　 二、会见洪仁玕，献计太平天国
　　 在香港，他遇到困扰他的现实问题，他首先要谋生，可谋生并不容易。他先是给一个美国驻香港的官员当秘书，美国官员高高在上，不待见他，他愤而离职；又希望得律师一职，受到香港本地律师的联合排挤；又入海关充职员，不久又不干了。三个职业，做了不到一年，全都辞了。容闳反思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于是改做茶叶生意，想先挣些钱，不料又遭遇土匪打劫，受到惊吓，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好。养病期间，他三省自己，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不过在香港，容闳也有收获，他认识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并成为知己。他和洪仁玕谈欧美的先进文化和治国思想，后来，洪仁玕在天京拟定的《资政新篇》，其中很多都有容闳对中国近代化的思考。
　　 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1856年8月，容闳果断离开香港，来到当时风气较为开化的通商口岸上海。在上海，他也不是很顺利。当时的上海，因开埠早，已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得风气之先的“香山买办”，很受上海商人的欢迎。而且，容闳在马礼逊学校的同学唐廷植、唐廷枢兄弟极力推荐他。可他觉得买办固然是一个赚钱的好差事，但终归是奴仆，自己作为美国第一流学府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不愿意损害母校的名誉而未就职。最终，他在海关谋到了一份差使，他也想籍此结识地方大员，实施自己“致中国于文明富强之境”的计划。
　　 可是在海关工作了几个月后，他发现海关积弊很多，贪污受贿横行。他果然辞掉了友人们认为不应该丢掉的“光辉事业”。同学因此骂他“蠢货”，可容闳解释说：“假如我打算洁身自好，使个人品格不受玷污的话，我就不可能长期在这里工作。”
　　 1860年11月19日，容闳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见到了老朋友“干王”洪仁玕。洪仁玕十分希望容闳能留在天京共谋千秋大业。容闳在天京停留了一段时间，感知和思考着这个有别于清廷的政权，看到了太平天国的种种陋习以及不良的政治制度，他断言太平天国这种农民式的革命，既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也不能把中国引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因为洪仁玕的挽留，他为干王提出了“建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等七条振兴太平天国、改造中国的方案，但他“未敢信其必成”，于是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容闳应该是欣然前来的，可是却怅然归去。
　　
　　 三、投身曾国藩，促成幼童留学美国
　　 报国无门，容闳陷入苦闷中，机会也就在这时来了。1863年春，他的好友张斯桂、李善兰多次给他来信，邀他去安庆，说曾国藩邀请他去做事。信中介绍了曾国藩想办近代工厂的想法，并说他的另两个好友、专门研究机器的华蘅芳、徐寿也在曾国藩幕。曾国藩礼贤下士的“三请”之举，使容闳大为感动，觉得实现自己生平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了，“幼童留美计划”也许在曾国藩这里可以找到答案！于是在9月的一天到达安庆见曾国藩。
　　 国藩与容闳多次详谈，把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筹建了江南制造局之事交给他。这是容闳愿意做的，于是他欣然接受派遣赴美，经过一番努力，办好了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后官授五品。此时，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想把内心里一直藏着的“幼童留美计划”上达朝廷，可他官微言轻，根本没有奏事权。于是想方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丁日昌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汇报，又想办法把折子转呈比较开明的大学士文祥。没想到，恰逢文祥“丁忧”，复职后不久又死了。容闳折子打了水漂，为此他有些心灰意冷。好在，曾国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告诉他要等机会。这样一晃又是6年。
　　 1869年，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个《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曾国藩觉得机会来了，很快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慈禧皇太后也不知受了什么影响，很快批复：“依议钦此！”容闳“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